把“去中心化”當成區塊鏈技術的一種“特色衍生功能”，這是對的，沒問題。但如果讓區塊鏈技術執拗於“去中心化”功能，甚至認為：達不到“去中心化”的效果就不是區塊鏈技術，那就錯了。
其實，區塊鏈不過是一種特色的互聯網技術，它之所以強於以往的互聯網技術，關鍵在於，區塊鏈技術通過一種制度設計，可以建立一種人與人或節點與節點之間的、新型的信任關係。如果這樣的一種制度設計得好，使鏈上人群彼此間可以建立起有效的、彼此可以充分信賴的“生態環境”，那自然而然地就會產生“無須傳統信任保證的權威機構”繼續擔承責任的過程，這就是所謂“去中心化”。由此可見，區塊鏈技術中的所謂“去中心化”，其實是個衍生品，是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衍生品。
就目前而言，區塊鏈大致分為三類：公有鏈（或稱公鏈）、私有鏈（或稱封閉鏈）、聯盟鏈。一般認為，公鏈是開放度最高的鏈，理論上說，全世界所有人或機構都可以隨時接入端口。問題是：既然全世界所有人或機構都可以隨時進入，那政府機構、司法機構是否可以隨時進入？它們在區塊鏈當中是否可以從事打擊違法行為的活動？我看不僅可以，而且必須，否則區塊鏈將成法外之地。既然如此，這個所謂的“公鏈”到底有沒有“中心”？
最近黃奇帆先生在一次講課中提到：區塊鏈技術的“去中心化”是相對的。第一，在區塊鏈中，只要每個人都記錄所有人數據，那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一箇中心，所以有人認為區塊鏈不是“去中心化”，而是“多中心化”，我更願意稱之為“多中心化”；第二，區塊鏈中一定有“群主”，這個群主是不是中心？第三，區塊鏈中的規則由誰制定？規則可不可以修改？制定和修改規則的人是不是中心？所以，區塊鏈的“去中心化”很可能是在“去化別人的、傳統的中心，而確立自己為中心”。
一系列的問題非常深刻。它告訴我們，誰有權利制定規則、誰有權利修改規則、誰有權利獲得鏈上所有數據誰就是“中心”。而區塊鏈的“去中心化”很可能就是“去化別人的、傳統的中心，而確立自己為中心”。
這樣案例實際很多。比如比特幣，中本聰是不是中心？Libra，如果它真能按照其白皮書的規則運行，那它一定會去化各國中央銀行——傳統的貨幣發行中心，而建立“Libra協會（聯盟）”這個貨幣發行中心，而且這個貨幣發行中心發行的貨幣還是世界貨幣，其功能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行的特別提款權（SDR）還要強大，SDR只是個不流通的記賬貨幣，但Libra不僅流通，而且記賬。它為什麼遭到世界各國中央銀行反對？原因就在於“它去化傳統貨幣發行中心，而確立‘Libra協會（聯盟）’作為世界貨幣發行特權。
所以，區塊鏈技術必須努力建立“更加有效的信任機制”，大幅降低人與人（或節點與節點）之間的“因信任而產生的鉅額成本”，從而提高全社會的生產和交易效率。但是，千萬不要執拗、執著於“去中心化”的制度安排和企圖。我們必須清醒：從經濟層面看，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永遠是一切技術追求的核心目標，也是技術得以不斷髮展的關鍵性保障。
至於未來是否可以依託區塊鏈技術達成所謂“完全或一定程度的去中心化”效果，那應交由歷史去回答，而絕非當下就要刻意實現的目標，更不該是唯一目標。技術路線的錯誤會導致鉅額成本的浪費，比如Facebook施重金研發Libra，最後落得“擱淺”的命運，這對Facebook而言，不是一個巨大的浪費嗎？真心希望國內區塊鏈技術的開發者不要被“去中心化信仰”所困，而把精力放到建立“更加有效的信任機制”、並以此提高社會效率、降低社會成本的方向。
實際上，就現實而言，“去中心化”僅僅是區塊鏈的“技術幻覺”，其應用場景背離社會現實。比如，一個大毒梟可以是區塊鏈中的守法公民，但究其社會屬性那一定是罪犯，而他在區塊鏈中的“守法行為”可能正是為了社會犯罪，比如洗錢或收付毒資。這個情況不是沒有，特朗普在批評比特幣的時候就特別指出：比特幣讓數十億美元的毒資逃避監控視線。正是犯罪的存在，正是區塊鏈內部行為規範和社會要求存在差異，所以，政法體系必須有效介入區塊鏈的內部行為，而且必須以“中心”存在。這會不會降低區塊鏈所能帶來的效率？當然，但這是必要的成本。
基於上述道理我們推斷：在所有必須進行社會管理的領域中建立區塊鏈系統，這個區塊鏈系統絕不可能是“去中心化”的過程，尤其是在“必須有強監管存在”的領域，比如金融領域，它最適合區塊鏈的“技術應用”，場景非常豐富，但絕對無法擺脫“監管所構成的中心化”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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