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是，人與人的觀念不同、利益不同是一種常態。所以，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分歧。而當這種分歧進入政治場域後，就容易引發衝突。那麼，政治領域都有哪些主要的分歧和衝突呢？人們又是如何應對的呢？
這一講我們要進入第四模塊。我們將要通過五個具體的問題，來為你解讀政治生活中的分歧與衝突。這五個問題分別是：自由與權力的邊界、政府應不應該干預市場、福利國家究竟好不好、政府為什麼容易債臺高築、應該鼓勵移民還是限制移民。
這一講的主題，就是自由與權力的邊界。我們都知道，社會與政府之間時時發生著博弈。這種博弈，也可以理解為自由與權力的較量。實際上，我們既不可能只要自由、不要權力，又不可能只要權力、不要自由。所以，實質性的問題，就變成了如何找到自由與權力之間的均衡點？
羅斯福和最高法院的分歧
我們的討論，要從前面曾經提到過的美國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說起。但我們今天會有一個全新的視角。
關於1929年發生的經濟大蕭條，你可能已經很熟悉，但我估計，你不太會注意到一個重要細節。那就是，羅斯福新政啟動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一開始竟然是新政措施的反對者。我們在前面的課程中曾經提到，到1936年底為止，最高法院在9件涉及新政立法的訴訟中，判決7項新政立法違憲。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全國工業復興法》。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跟羅斯福總統的主要分歧，在於當時的大法官們不僅秉承自由放任主義，而且認定最高法院具有捍衛自由放任主義的責任。但羅斯福總統卻認為，只有擴張政府權力，才能克服美國當時面臨的危機。
這一分歧，在表面上看來是具體措施是否得當，具體政策是否合理，但深層問題卻是，總統和聯邦最高法院對自由與權力之間的合理邊界，存在著不同的看法。由此，保守自由的力量與擴張權力的力量，就開始了政治博弈。
最高法院之所以敢反對總統，是因為他們捍衛的是古老的自由傳統。你肯定知道，18世紀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有兩個主要觀點：
- 第一，人是自利的；
- 第二，市場機制是一隻“看不見的手”，會自動引導人採取合理的行為。
因此，只要實行自由放任政策，自利的個人就會在市場機制的引導下，促進集體的福利與社會的繁榮。
自由和權力的邊界
聽到這裡，你可能會想，既然自由放任那麼好，政府是否就不必要了呢？其實，亞當·斯密從來沒有主張過不要政府。政府權力當然是必要的，只是要保持在最低限度上。
但問題是，這個所謂的最低限度，到底應該在哪裡劃一條線呢？這似乎是一個難題。到了19世紀，一位叫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的英國思想家——他一般被稱為小密爾——在《論自由》這部小冊子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
這部小冊子，後來傳到了中國。在1903年出版時，被翻譯家嚴復先生譯為《群己權界論》。這裡的“群”，就是群體；這裡的“己”，就是自己，就是個體。群己權界，就是群體與個體之間，群體權力與個人自由之間，要有一個合理的邊界。
為什麼嚴復會這樣翻譯《論自由》這個書名呢？因為在他看來，自由問題，就是群己權界問題。這跟小密爾的初衷，可謂不謀而合。小密爾開篇就說，自由問題的核心，就是政治權力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干預個人自由。
小密爾的論證，是以個人絕對自由的假定作為起點的。然後，他順理成章地推導出一條原則：政治權力可以正當地干預個人行為的唯一理由，就是防止一個人對其他人的傷害；如果不是這樣，政治權力就不應該干預個人的行為或者選擇。
這句話有點抽象。舉個例子，一個人在空曠的草地上抽菸，或者在獨居的房屋裡抽菸，儘管醫學研究早已證明抽菸有害健康，但權力不應該干預這種個人自由。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只是自己抽菸，並沒有妨礙他人。
我們中國的父母在管教小孩時，經常會說“那都是為了你好”。但是，“那都是為了你好”，不應該成為政府權力干預個人自由的理由。只要不侵犯他人，一個人就應該擁有完全的自由。
討論到這裡，我們可以設想一種完全不同的場景——一個人是否有權利在公交車上、在電影院中、在咖啡館裡、在公司的辦公空間內抽菸？這就是另一個問題。
因為只要你抽菸，你身邊的人就會成為被動吸菸者，你就有可能妨礙到他人。所以，我們不要小看如今流行的公共場所禁菸令，它的理論依據，其實可以追溯到小密爾關於自由與權力邊界的學說。
捍衛自由還是擴張權力？
好，我們再回到關於美國大蕭條的討論。正是基於這樣的自由原則，大法官們認為，羅斯福新政中的金融管制、產業救助政策、最低工資立法等，都屬於政府權力的不當擴張，所以就判定其違憲。這一判決，其實代表的是美國保守自由傳統的力量，對不斷擴張的政治權力，進行的防禦和抵抗。
然而，這種防禦和抵抗並不總是有效。因為羅斯福新政出現本身，就代表了政府權力擴張是一種大趨勢。其實，早在羅斯福新政之前，自由放任主義就已經守不住陣地了。
比如說，19世紀上半葉，自由放任主義就難以應付城市化對公共服務的需求了。一個著名案例是，今天風景迷人的巴黎，當時竟然是一座遍地垃圾、臭氣熏天的城市。後來，政府變得有所作為以後，大規模的城市下水道、人類排洩物的統一處理、自來水的供應系統，才陸續出現。
自由放任主義的另一個挑戰，是自由競爭導致的貧富分化和階級衝突。在這種背景下，有的國家就首先作出了反應。19世紀下半葉，深謀遠慮的德國首相俾斯麥開始嘗試發展社會保障制度。這也是對自由放任政策的改弦更張。
更大的挑戰，當然就是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了。當時金融市場崩盤，生產和出口大幅下滑，失業人口劇增，美國失業人口高達1300萬。正是在這種壓力下，從胡佛到羅斯福，他們才選擇通過擴張政府權力來克服危機，包括加強金融管制、舉辦公共工程等。
順便說一句，1937年之後，聯邦最高法院迫於政治壓力，也不得不向再次以高票當選的羅斯福總統作出讓步。這樣，新政在法律上就暢通無阻了。
討論到這裡，你應該已經看出來了，當自由放任政策遭遇到很多實際問題時，自由與權力之間的鐘擺，又擺到了權力這一邊。“把政府找回來”，就成了新的政治口號。但是，由此展開的政府權力每一步的擴張，幾乎都會遭到各種保守力量的抵制。
所以，過去200年間，西方社會實際上始終存在著兩種相反力量的對壘，一種是保守自由的力量，一種是擴張權力的力量。這兩種力量，其實都是不可或缺的。這就好比我們開車，既需要踩油門，又需要踩剎車，兩者看似互相沖突，但恰恰是兩者的共生關係，不斷實現著自由與權力邊界的微調。
這樣做，既能恪守一個社會所珍視的政治傳統，又能應付實際政治的各種挑戰，從而使得立法與政策能夠達到社會普遍樂意接受的狀態。
講到這裡，故事其實並沒有結束。看上去，自由放任主義終結之後，“把政府找回來”，又是自由與權力關係的再平衡。但是，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捍衛自由的力量，又出現了強勁的反彈。
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為代表的很多思想家認為，“把政府找回來”並不會解決問題，反而加重了問題。比如，政府能否正確干預，高福利導致懶人化，管制抑制創新，大政府導致公債危機等，都是“把政府找回來”的負面後果。
他們主張，回到過去的小政府時代，才是西方社會的出路。在政策面，英美兩國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的撒切爾夫人改革和里根革命，到今天特朗普與特蕾莎·梅進行的放松管制與減稅改革，都是這種政治傳統的接續。
總之，19世紀總體上是一個自由佔上風的世紀，20世紀上半葉則出現了政府權力的擴張。最近半個世紀，他們又在重新尋找自由與權力之間的新平衡。而正是這種不斷的微調，一方面適應了變化的現實，另一方面避免了社會的動盪。
政治學認知升級清單
好，我們這一講的主題是自由與權力之間的合理邊界。
本講的一個重要啟示是：自由與權力的現實邊界，其實是政治原則與現實壓力之間的張力所塑造的。
一方面，政治原則和政治傳統固然很重要；但另一方面，政治生活又會遭遇各種各樣的實際問題、困難乃至危機，這些現實壓力又迫使政治系統要作出有效應對。由此，政治原則與現實壓力之間的互動，不斷地塑造著自由與權力之間的邊界。
只要我們討論自由與權力的邊界，就一定會涉及到政府應不應該干預。這正好是我們下一講的主題。
延伸閱讀
最後，我要給你推薦一本書。對於中國人來說，強調權力似乎是大家習以為常的事情。所以，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更強調自由的觀點。這部書，就是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我推薦的是修訂版的中譯本。好，歡迎你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和見解。——包剛升《政治學通識三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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