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六個月,父親終於從抑鬱症中掙脫出來

黑色六個月,父親終於從抑鬱症中掙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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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8日下午三點,一個噩耗傳來:我爸爸中風了,正在長沙的湘雅二醫院接受治療。

我一邊往機場趕,一邊在網上訂票,終於在凌晨一點半終於到達了病房。此時爸爸已經打過了溶栓針,正在進行各項指標的監測,算是渡過了危險期。看著滿臉憔悴的爸爸,聽著病床頭生命特徵監測儀的嘀嘀聲,我覺得一切都是那麼恐怖,一切都是那麼不真實。

所幸的是,爸爸的梗塞面積比較小,而且送醫及時,通過治療逐漸恢復了。溶栓後的第三天就可以下床走路了。治療15天后,我爸爸便可以出院了。

出院的時候,我爸爸特別擔心自己走路不協調,別人會另眼相看。爸爸是個要強的人,在單位也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領導,他不希望大家把他當殘疾病人看待。好在醫生的話給他吃了定心丸:“單從你的走路姿勢來看,走出醫院大門以後,只要你自己不說,除了醫生,我想應該很少有人能夠看出來你中過風。”

醫生的話也讓我們放鬆了警惕。出院單上的醫囑只有三條:注意休息,避免受涼、過度勞累及情緒激動;出院後密切監測血壓、血糖,確保血壓維持在正常範圍;不適隨診。

回家後,我爸爸按時、按量服藥。

我每天給他監測血糖和血壓,二者都保持在正常的範圍內。爸爸自己非常積極,每天吃完晚飯後按時散步,因為醫生說散步可以頂部分降壓藥的作用;不去熱鬧場合,為了保持情緒穩定;嚴格控制飲食,尤其是控制鹽的攝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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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家人都以為爸爸算是渡過了這個難關。然而,慢慢地,我發現了些許異樣。

我爸爸變得不愛說話,而他以前是一個非常活躍的人,時事、政治、歷史等都能夠在各種場合說道說道。現在他總是喜歡一個人長時間默默地坐著,還提出要把手機號碼註銷,免得同事和朋友找到他,他不想跟人交流,不想見到熟人。看電視則時常會流眼淚,過去一起看電視時雖然也有感動的時候,但是很少流淚。

他的生活習慣也完全改變了。過去即使工作再忙,也為了給我們樹立好的榜樣,爸爸總是堅持早睡早起,很少超過11點睡覺,早上一般七點起床。而現在變得晚上遲遲不肯上床睡覺,早上總是在9點以後才會被我們強行拉起來吃飯服藥。

剛開始,我覺得這些變化僅僅是生病的打擊對他造成的心理影響,隨著身體的恢復,這些現象應該會逐漸消失。但是,我爸爸的異常表現不斷沒有日漸消失,反而變得更為嚴重。

我以為他是過度擔心自己的病情,便拿出診療結果,又從網上找了很多資料和數據,試圖讓他相信,他的身體正在恢復中,中風不會給他帶來殘疾,不會影響他的日常交往。然而,他什麼都聽不進去,不願意多跟我說話,只是一味地搖頭,表現出極不耐煩的表情。

直到有一天,我爸爸突然跟我說:“要是我不在了,你能照顧好你奶奶嗎?”

這句話對我而言,真是五雷轟頂,我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爸爸可能得了抑鬱症。我在網上搜集了大量資料,知道北京天壇醫院的神經內科是全國最好的。經過多番努力,我終於掛上了神經內科的一個特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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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說就醫的過程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我爸爸不願意就醫,他覺得抑鬱症是一種精神疾病。用我們當地的話來說,抑鬱症患者就是瘋子。他怎麼可能得這種病呢?在我們這種小地方,人們對抑鬱症有很大的誤解。大家普遍認為,抑鬱症就是一種精神病。雖然我爸爸是一位公務員,平時也會進行各種學習,但他對抑鬱症的認識也沒有超過當地人。

我不是專業醫生,很多知識也是似懂非懂,我爸爸是一個喜歡刨根問底的人,什麼事情他都想找到原因。在他的逼迫下,我認真地看了很多資料,對抑鬱症有了大致的瞭解。最後好說歹說,採用情感加知識的勸說方式,我爸爸總算是跟我到了天壇醫院的門診。

所幸的是我們遇到了一位非常好的大夫。王大夫側重腦血管病危險因素的全面管理及情緒、睡眠、認知及行為障礙疾病的診療,並且擅長治療卒中後抑鬱症。

王大夫詳細地詢問了我爸爸的病情,整個看病過程都是和聲細語的。本來我爸爸在見到門診烏泱泱的人群時已經很不安了,幾次煩躁地提出要回家,不看了。在詢問的過程中,王大夫儘量讓我爸爸自己回答問題,只有極個別的問題讓我代為回答。

在王大夫耐心的詢問中,我爸爸漸漸地平靜下來,慢慢地將自己的擔心和憂慮一點點地講給醫生聽。

王大夫的詢問不限於中風之後的病情,還仔細地詢問中風之前有什麼不適,或者遇到過什麼不順心的事情,受到過什麼打擊。在我爸爸回答的過程中,王大夫很少打斷他,讓他儘量多說,把自己的不滿和擔心傾訴出來。很多話,爸爸從來沒有跟我們說過,我也沒有仔細問過。

在我爸爸的情緒平穩後,王大夫給他做了一個抑鬱症的評估測試,測試結果為輕度抑鬱症和焦慮症,需要藥物治療。我爸爸是一個不喜歡吃藥的人,他信奉“是藥三分毒”的說法,尤其是西藥,他認為西藥具有依賴性,能不吃就不吃。而這次王大夫開的藥,我爸爸竟然非常願意服用。

診斷完畢,王大夫又交代了很多注意事項,既有我爸爸自己作為病人的需要注意的事情,也有我們作為病人家屬需要注意的事情。從王大夫的口中,我瞭解了部分卒中後抑鬱的知識。中風後遺症非常複雜,除了大家普遍關注的肢體上的傷殘,還有心理和生理上的傷害。而常常讓人忽視的是卒中後的抑鬱症,梗塞缺氧導致大腦神經受損,卒中患者很容易患抑鬱症。這些在醫院的各項檢測中是很難發現的。

聽了王大夫的話,我明白了為什麼在當地有很多中風的老人最後走上了自殺的路。

就在去年,一位60多歲的老人在中風不到一年後喝農藥自殺了。如果大家對卒中後抑鬱症有更多的瞭解,這位老人也許不會走上自殺的路,部分病人也許可以生活得更好。在當地,中風後自殺的老人都被歸結為性格不好、脾氣不好。殊不知,他們性格和脾氣變壞正是由疾病引起的。

雖然我爸爸接受了治療,但是治療的過程也是非常艱難的。根據王大夫所說,抑鬱症治療需要全家人的努力,光靠藥物治療是遠遠不夠的。治療過程中,我們遇到的最大問題還是家裡人對抑鬱症的誤解。

就拿我媽媽來說,她是照顧我爸爸生活起居的人,兩個人在一起的時間最長。她的行為和態度對我爸爸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但是,我媽媽一聽是抑鬱症,馬上認為我爸爸是精神出了問題,覺得我爸爸就是一個神經病人,她擔心治不好就會變成一個瘋子。

我一遍遍跟她解釋,這只是中風的一種後遺症,是神經受損的一種反應,經過正規的治療,可以慢慢恢復。但是,我媽媽馬上想到了張國榮,說張國榮就是因為得了抑鬱症而自殺的。還有新聞裡報道的好幾個自殺的明星,都是因為抑鬱症。

“明星們那麼有錢,肯定能夠找到最好的醫生,最後還不都是自殺了。你爸爸的病估計也治不好了。”媽媽留著淚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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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媽剛開始是著急、擔心、哭泣,過後是害怕,擔心我爸爸有過激行為。她事事都特別小心,不敢在我爸爸面前大聲說話。只要我爸爸稍有動作,她就會緊張地斜眼偷瞄我爸。如果我爸爸一個人待在房間,她總是躡手躡腳地推開房門,看我爸在幹什麼。

媽媽種種神經質的表現很快便加重了我爸爸的病情。

有一天傍晚,爸爸遵照醫生的囑咐,晚飯後出門散步。他走在鄉間的小道上。那其實是一條絕佳的散步路徑,路面平整,兩邊樹木蔥蘢,有柚子、桃子等果樹。這條路上幾乎沒有車,不用擔心交通事故的發生。

但是,我媽媽覺得這條路太安靜了,作為一個有過中風病史的人,我爸爸應該選擇門口的大馬路,大馬路人來人往,發生意外會有人發現。而這條鄉間小道人車都很難見到,發生意外了,根本就沒有人發現。於是,她偷偷地跟在我爸爸後面。走了不到一公里就被我爸爸發現了。

這種監視行為立馬激怒了我爸爸。他覺得我媽媽把他當精神病人看待,連自己的妻子都不相信他了,這病就沒有治療的必要了,不如死了乾淨。

我爸爸拒絕吃藥,認為吃藥也沒有用。不吃藥的結果就是整晚整晚地睡不著,血壓也開始波動。對中風病人而言,相對於血壓高,血壓的波動是更為危險的。

我再次帶我爸爸到了天壇醫院。經過王大夫的耐心開導,我爸爸終於願意繼續吃藥治療了。當晚,我爸爸便睡著了大概6個小時,血壓也穩定了。

“抑鬱症容易反覆發作,治療過程中不能受大的刺激。卒中後抑鬱症的治療需要整個家庭、甚至是家庭的配合。一定要給病人提供安靜、寬鬆、愜意的生活環境,不能給他精神壓力。”我牢牢記著王大夫的話。

有了這次的教訓,我將家人全部召集起來,將王大夫的話一一轉述,又介紹了抑鬱症的發病原理和治療方法。我告訴大家,我爸爸的發病原因比較明確,就醫及時,治療很規範,肯定是可以治好的。我時不時地在我們的家人微信群中分享抑鬱症的常識,並強迫每個人都必須看,希望他們對抑鬱症有一個科學的認識。

經過多輪“教化”和勸說,我媽媽總算接受了抑鬱症就是一種常見的“心靈感冒”,是可以治癒的。有了基本的知識和治癒的信心後,我媽媽放心了,一心一意從家庭環境和飲食方面讓我爸爸覺得輕鬆、舒適。其他人也不再把抑鬱症患者當神經病人看待了。

我讓爸爸重拾了年輕時愛好書法的習慣,每天固定時間陪他練習書法。有了自己的愛好,爸爸的心情平靜很多。為了讓我爸爸保持與外界的交流,我時常請他的至交到家裡來做客。交流多了,我爸爸不再懼怕與人聯繫了,有時自己還會主動找人切磋書法。

在治療的過程中,由於外界的刺激,我爸爸還出現過兩次拒絕治療、情緒低落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下,我都第一時間帶我爸爸去醫院就醫,及時地接受王大夫的心理疏導和藥物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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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六個月的治療,我爸爸的抑鬱症終於好轉了。

他不再失眠了,即使不吃藥,也能保持6個小時以上的睡眠。他組織了村裡愛好書法和象棋的老人,說是要建立一個組織,大家平時可以切磋技藝,免得大家老是無所事事,盡是打麻將、買地下六合彩之類的。更為重要的是,大家還可以教村裡的孩子書法和象棋,免得他們整天沉迷於王者榮耀。閒暇時,過去的同事遇到工作上的困難來找他,總是耐心地給他們解釋。

停藥後,我們仍然根據王大夫的要求定時回醫院複診。從2015年3月在天壇醫院就醫開始,直到今天,我爸爸的抑鬱症沒有復發。如今,我爸爸不但自己每天生活得很充實,每天練習書法、下棋,教人下棋,絲毫不受中風的影響。他還時不時地給村裡的人科普抑鬱症知識,講解還非常到位。

我聽到他跟身邊人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抑鬱症這條“黑狗”是可以趕走的。

-END-

文茵,文學碩士,一名愛寫作的公司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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