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最后的掌舵人,摄政王载沣完美诠释“兼济天下,独善其身”

在历史教科书中,清朝最后一任摄政王载沣为大家所熟知的形象是"目光短浅,不学无术"的小爷,既无能力,又无见识,只知抱残守缺,懦弱无为,最终一手葬送了清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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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

为什么会有这种印象呢?

一方面是因为他升迁过快,21岁开始进入朝堂,25岁既成为清朝实际最高权力机构——军机处的军机大臣。在一般人看来,载沣的官运简直是平步青云,世所罕见。但载沣本人对于这种官运亨通的政治生涯,却表现得异常消极。对于官场事务,他极少发表见解,建树不多,态度常常也是十分冷淡。所以给人的印象就是载沣能力不足,不学无术。

军机处,是清朝时期的中枢权力机关,于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而设立。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漏泄机密,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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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位置

另一方面是来自当时与他交集甚多的人的评价,晚清民国初年著名政治人物徐世昌曾说:大清之亡,不是亡于革命党,而是亡在一班"小爷们"身上。这些小爷们的带头大哥,正是身为监国摄政王的载沣。载沣之子、末代皇帝溥仪曾经说:载沣胆小怕事,难堪大任,无法给予儿子一点保护。载沣之弟载涛评价说:"载沣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既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诚然载沣在短短五六年的时间里,如此迅速的升迁,使得他缺乏从政经验,官场历练不足,很难应付清末错综的政治局面。但是晚清时期,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莫说是载沣,就算诸葛亮再世也没法力挽狂澜了。而且事实上,载沣也绝非课本里脸谱化的那般不堪,100多年后重新梳理历史,一个更加丰满的载沣映入眼帘。

1、 出使德国,不卑不亢

1901年,历史给了载沣崭露头角并且一举成名的好机会。那一年,义和团祸乱北京,到处抓捕、杀害洋人及教民。很不巧,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德国政府强烈要求清政府惩凶、赔偿,并派亲王级别的人物到德国"谢罪"。清廷不敢开罪德国,对他们的要求"照单全收",在新任德国公使的建议下,派年仅18岁的醇亲王载沣赴德国"谢罪"。

德国公使之所以指名道姓地要求载沣前往,无非是看中他无比高贵的身份,认为只要派载沣前往,才能体现出清廷的"诚意"。就这样,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载沣以头等专使大臣的身份,率团赶赴德国"谢罪"。这实际上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硬不起,软不得,分寸拿捏的不好还会被人骂成汉奸。

清朝的宗室男性爵位分为十二等,分别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载沣作为由慈禧胞妹抚养长大的皇子,自幼受到慈禧宠爱,8岁即承袭醇亲王爵位,身份即使在皇室中也十分尊贵。

到达柏林后,载沣被要求在觐见德国皇帝时使用跪拜礼。这并不符合欧洲的常规礼数,显然,德国是在有意羞辱载沣,同样是在羞辱载沣所代表的大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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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出使德国

作为大清国首个出访西洋的亲王,18岁的载沣展现了与其年龄不符的成熟,有理、有利、有节,力争将跪拜改为鞠躬,令本想羞辱中国的德国皇帝也改变了态度,对他称赞有加,认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

不仅如此,载沣还谢绝了国内各级官员预备的高规格迎送礼仪,其简朴务实的作风赢得西方在华外交官和国际舆论的一片赞赏。

2、 大刀阔斧,集中权力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溥仪即位称帝,作为溥仪生父的载沣则成为中国实际的统治者,当时载沣年仅26岁。

载沣接手时的大清王朝,内廷宗室矛盾重重,朝堂朋党纷争,外部列强凌辱,可以说是大厦将倾,危如累卵。被后世认为"性格懦弱,才疏识短,难当大任"的载沣,登上监国大位后却一反素日毫无主见的模样,展示出了娴熟的政治手腕。上任之初,他肃清皇室异己,联合立宪派打击极端保守派铁良和激进立宪派端方。紧接着,载沣就开始琢磨着如何除掉当时的权臣——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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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

对于清王朝来说,袁世凯的存在一直是一个巨大的隐患。袁世凯手握重权,掌管新军,在朝中结交庆亲王奕劻,又有一些列强做他的强硬后台。载沣察觉到袁世凯的野心时,其羽翼已经丰满,载沣对此十分忧虑。当然还有他自己的私心,载沣怀疑光绪帝之所以被幽禁而死,是拜袁世凯当年"出卖"维新派所致。于公于私,载沣上台执政后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除掉袁世凯。相传,载沣胞兄弟光绪帝留有"杀袁除恨"遗诏,隆裕太后曾面谕载沣杀袁为先帝报仇。载沣手中握有谕旨,又有太后相助,急欲除袁。

载沣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密商此事,张之洞力劝载沣:"现今还在国丧之中,不宜杀戮旧臣。"张之洞还提醒载沣,袁世凯旧部遍布于各镇新军之中,轻言杀袁,恐会引起军队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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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小站练兵

就在载沣犹豫之际,袁世凯果断嗅出潜在的危机,急电亲信段祺瑞率兵入京,以帮助朝廷平息南苑兵变为由,对朝廷进行军事威胁。载沣自知不能采取强硬手段,便放弃了杀袁的念头,以"现患足疾,步行维艰"为由,将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将袁世凯撵回河南彰德。

在完全掌握权力后,载沣开始大刀阔斧地改组军事机构,将军权一步步从地方督抚手中集中到中央地陆军部,再由陆军部集中到以他为核心的皇族手中。载沣多次强调:"欲使皇室强盛,必先集中兵权;欲使国家富强,必须重视武备。"

1911年,中国东北爆发了罕见的鼠疫,造成6万人死亡,疫情蔓延一日千里。载沣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开明得力的举措,如公开信息、积极效法借鉴西方科学防疫方法等,迅速扑灭了疫情、引来了全世界的一致赞誉,被经历过"黑死病"浩劫的西方诸国视为一个奇迹。

通过这一系列相当有魄力的举动,26岁的监国摄政王载沣树立起了个人权威,基本上握紧了清王朝的大权,其政治手腕之高明可见一斑。

3、 顺应潮流,预备立宪

载沣赶走袁世凯之后,自以为再无威胁势力,遂放开手脚,实施各项改革,以期重振国运,挽救垂死挣扎中的大清。载沣于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下诏重申,令各省"切实筹办宪政",务必在当年成立,这种强硬的立宪姿态来源于载沣三年执政的政治理念。载沣在当摄政王期间屡发上谕,重申立宪的九年筹备期为"期在必行",后来又改为五年。他告诫"内外诸臣断不准观望迁延,贻误事机",并且严惩玩忽宪政的升允、毛庆藩,以示他推动立宪之决心。现代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当年载沣立宪改革是真诚的,信念也是坚定的。

只不过立宪的最终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以皇族和旗人为主的内阁名单一出来,就连一直鼓吹君主立宪制的立宪派都抛弃了大清王朝,转而投向革命派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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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内阁

立宪派是指20世纪初期随着“新政”和“预备立宪”而崛起的资产阶级上层及其政治代表所组成的政治派别。一开始,立宪派鼓吹君主立宪,以《新民丛报》为阵地,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论战。清政府“预备立宪”骗局暴露后,一部分立宪派倾向革命,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立宪派领导的四川保路运动发展成武装斗争,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武昌起义后,立宪派策动南方各省独立,使清朝统治土崩瓦解,顺利掌握了多数省的政权,立宪派促使湖北军政府参加南北和谈,推进了国内统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宪派在革命队伍内部向革命派进攻,迫使革命党人接受了和谈条件,推选袁世凯建立北京政府,中国实现暂时的统一与稳定。

四、审时度势,回归平淡

载沣的一剂剂"猛药"非但没有拯救大清,反而把这个沉疴在身的"病人"直接送上"死亡之旅"。在载沣执政的第四个年头,武昌起义爆发,革命风潮波及全国,半壁江山迅速变色,清廷岌岌可危。

面对这一严峻的局势,载沣无力回天,庆亲王奕劻趁机保举之前被载沣赶出京城的袁世凯。为形势所迫,载沣只好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但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并不为所动,反而向清廷提出了苛刻的条件。陷入政治困境的载沣只得接受袁世凯的筹码,解散皇族内阁,辞去"监国摄政王"职务,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将军政大权全部让给了袁世凯。

至此,载沣彻底交出了自己的权力,但是载沣并没有像其他人所想的心情低落,神色暗淡,反而是安慰他的嫡福晋说:"从此就好了,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大清最后的掌舵人,摄政王载沣完美诠释“兼济天下,独善其身”

中年载沣

载沣的话并非客套,而是他真真正正得放下了权势,心安理得地过起安逸平和地生活。

而后发生的事实也证明,能做到如此通透的载沣并非庸碌之辈,而是具有超人的政治判断力。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载沣只说了两个字"胡闹"。83天后,袁世凯一命呜呼。1917年,张勋复辟,载沣还是从头到尾都未参与,虽然很多皇族贵胄劝他重掌大权,但载沣还是两字评语"胡闹"。果不其然,复辟丑剧只维持了12天。

后来,溥仪在日本人的哄骗下潜逃东北,载沣认为"凶多吉少",持反对态度。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溥仪多次请载沣过去,但均被拒绝。日本人也屡次游说载沣迁往长春,以此增加在东北的统治合法性。深明大义的载沣毫不动摇,坚决反对分裂祖国的行径,始终过着平淡的生活。此事充分体现了载沣的民族气节和超群的政治魄力。

可以说,载沣的一生,所追求的是恬静安逸的普通人生活,他没有强烈的权力欲和支配欲,相较之下,他更注重生活。载沣很喜欢白居易的一篇诗句:"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放下权势和负担之后,载沣真正实现了自己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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