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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一包玉米和10年徒刑
任何人走向犯罪都有著外部的和內部的原因。白寶山返京後不到一個月就重新作案，5O天內連作4案，打死哨兵1人，打傷軍警人員6人，除了他反覆強調的戶口問題外，當然有著他自身的更深層的根源。
早年因盜竊，他被判刑。這造成他的家庭破裂，妻子與他離婚，兒女也跟著受累。他認為前罪判得過重，這影響到他的整個前程。他把這筆“賬”記到法律和社會的頭上。
按照白寶山的說法，他僅僅因為盜竊了人家幾件衣服，就被判了4年徒刑。在服刑期間，被揭發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鴿子，入院盜竊人家一書包玉米，被主家發現，追出來，他用木棍打了對方頭部一下——結果，他被冠以搶劫罪，加判了有期徒刑10年。
他不服氣。
在判決時，他就認為法律對他不公正。他沒有犯那麼大的罪，卻被判了重刑，對此他耿耿於懷。服刑期間，他在監獄裡還反覆研究刑法，以弄清什麼是“盜竊罪”，什麼是“搶劫罪”，認為他充其量是盜竊，不應以搶劫罪量刑。
這件事他始終裝在心裡，成為其報復社會的理由之一。
那麼事實是怎樣的呢？
我仔細閱讀過有關方面的材料，應該說，量刑尺度，在不同的時期都有著當時的標準，我們只能歷史地看待；另一方面，事情也不像白寶山描述的那樣簡單。
我們可以看一下關於白寶山早年的兩次判決書——
1983年，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法院（83）石刑字第46號刑事判決書所確認的主要事實如下：
一、1982年12月，白寶山與張某在居民區盜竊晾曬衣服2件，價值人民幣10元。
二、1983年1月21日，白寶山和張某連續撬鎖3起，盜竊天鵝牌坤錶1塊，舊皮夾克1件，真絲被面2塊，尼龍雙人蚊帳1頂，尼龍自動傘1把，女式高跟鞋等共70餘件，價值人民幣50O元。
三、白寶山1982年12月16日入室盜竊鳳凰牌自行車1輛，價值人民幣110元。
據此，白寶山以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
1985年，白寶山在監獄服刑兩年後，被揭發出犯有餘罪，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法院（85）宣刑字第157號判決書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白寶山1982年12月17日夜，在古城前街某號院內，偷玉米3書包，被事主郝某發現，追至門外。白寶山用木棍猛擊郝的頭部，致使部某顱骨線形骨折，頭皮裂傷，縫合9針。
二、1982年底，白寶山夥同白某，在石景山綜合修配二廠一車間，盜竊手推車外胎170條，車軲轆兩個，價值人民幣3150元，運出銷贓，得款2855元。已全部追繳，發還。
三、1982年8月8日，白寶山夥同石某，偷盜牡丹牌12英寸黑白電視機1臺。
四、1983年1—3月，白寶山夥同石某等，偷盜工廠倉庫內管件，閥門160件，價值1900元，偷盜圓木1根，直徑40釐米，長7米，銷贓得款500元，全部揮霍。
據此，白寶山被判搶劫罪5年，盜竊罪7年，決定執行11年，與前盜竊罪4年合併，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4年（自1983年3月8日起，至1997年3月7日止），剝奪政治權利2年。
從以上材料看，北京市兩家初級人民法院當年對白寶山的量刑應該說是恰當的，並無如他所說偷一書包玉米便加判10徒刑的畸重情形。1982年前後，社會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多數工職人員月薪只有幾十元人民幣，白寶山的盜竊數額不菲。他多次與同夥入戶盜竊，性質惡劣。而在刑法上，對盜竊罪與搶劫罪的區別有著明確的規定，持械行兇，搶奪他人財產，傷害他人身體，以搶劫罪判刑是完全正確的。
但白寶山並不這樣想，他從自身的私利出發，認為法律對他不公平。這種思想在他漫長的服刑過程中，在他承受離婚等人生打擊時，不斷得到加強。
白寶山是一個報復心理極重的人，1998年3月，白寶山在法庭上曾相當清晰地表述過他在獄中產生的報復思想。他說：“我想過了，法律這樣判我，我服刑出來，就去殺人，殺死那些受法律保護的人。如果法律判我20年，我出來殺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無期（徒刑），減刑後我出來年紀大了，沒能力殺成年人了，我就殺孩子，到幼兒園去殺，能殺多少殺多少，直到殺不動為止……”
這裡形成了一個悖論，一個改造和反改造的悖論。白寶山是一個極端的典型。他犯了罪，在改造的過程中受到懲罰，他卻把責任推到無辜的人們身上。他的思維是最簡單的反向思維：法律“不公正”地懲罰了他，那麼一旦有機會，他就用不講理的方法，懲戒法律。
二、“預謀犯罪”白寶山前期的心理過程
服刑，整個改變了白寶山的人生道路。
家庭沒有了，妻子兒女失去了，白寶山成為一個孤獨的鰥夫，成為被遺棄者。在獄中，每每回想起來，他都覺得自己可憐，也覺得對不起兒女。
白寶山的舔犢之情在他的犯罪意識中佔有重要位置。白寶山出獄後長達一年半的時間裡，並沒有去看望過自己的兒女，這更說明他在心裡極為重視他們。現在他還沒有錢，他不願給兒女留下這麼一個落魄的印象。將來，出現在兒女面前的，將是一個有錢有地位的父親，他將留給他們一大筆財產。
1991年，也就是在宣武區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5年之後，白寶山作為北京調犯，被遣送到大西北，在新疆石河子新安監獄服刑。
大約在1992年間，白寶山接到當時僅10歲的女兒一封來信。女兒在信中向他訴說，繼父對她媽媽不好，經常打罵她媽；對他們兩個孩子也不好，別人家的孩子上學都有零花錢，他們沒有。他們在外邊總受別人欺負……
孩子的心靈受到了傷害，孩子的生活也受到多方面的影響——這都與他白寶山有關。
這封信對白寶山的觸動很大。跟白寶山一起服刑的同監犯李清亮（化名）說，白寶山接到女兒來信，情緒極不正常。後來白寶山把這封信拿給李清亮看，當著李清亮的面痛哭了一場，發誓說：“我出去之後，一定要弄到300萬（元），給我的兩個孩子買房子，每人買一輛奔馳車，讓他們過上好日子，不能比別（的有錢）人差。”
白寶山在獄中沒交下幾個朋友。這與他的性格有關，他與大多數犯人都不來往。李清亮是為數不多的一個。他比白寶山年長，人性不錯，有見識，服刑前曾在北京某軍事單位供職，懂得槍械知識。與白寶山要好的還有兩人，一個叫吳子明，一個叫小蛋子（化名），他們都是本地人。吳子明對白寶山非常佩服，小蛋子曾跟白寶山住一個監號，他對小蛋子格外照顧，兩人是另一種友誼。
當時李清亮對白寶山的境遇充滿了同情。入獄，離婚，兒女受罪，即使說出弄300萬那樣的狂話也能理解。獄中人為了宣洩，為了自慰，常常如此。白寶山與他人不同，他是個有心力的人，不受信口胡吹，他想了，說了，就打算去做。還在監獄的時候，他腦子裡就一遍遍過電影，設計著日後出去，如何去弄這300萬元。
——這隻能去搶銀行。
他又一次次給自己出難題，設想搶銀行會遇到怎樣的情形，他又怎樣應付，把自己追到“窮途末路”，再想辦法解脫出來。
躺在監號的角落裡，混跡於勞改的人群中，打飯吃飯睡覺，白寶山凡人不理，心裡轉動的都是這些念頭。這成了他的白日夢，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成為他消磨時光的好方法。當然，外人是不瞭解的。
在監獄裡，白寶山便著手做著各項準備工作。
他知道，要作大案，沒有文化知識是不行的。小時候他不肯讀書，進了監獄卻臥薪嚐膽，堅持把文化課學下來，達到了能讀書能看報的水平。
這時的白寶山在外表看來很老實、很勤奮，這正是他“立大志”的階段。
同時，他開始研究案例。
他對所有能找到的，無論書本、雜誌還是電視上的案例（監獄裡能看到電視），都抱有濃厚的興趣，以專業眼光反覆加以研究。尋找作案人在實施犯罪過程中的繼漏，分析警方的偵查思路和方法，研究作案後如阿逃避警方的打擊。勞動之閒，他常常跟李清亮“探討”。
一次他在電視上看過某警匪片後，對李清亮說：“這人太笨，遇到警察不能跑，要迎上去打。迎上去打還有跑的機會，一開始就跑，肯定叫人家捉住。”
還有一次，他看了幾本雜誌，和李清亮議論說：“他們被抓，毛病都出在錢和物（贓物）上。不帶那些東西，就是被警察抓到，身上沒有證據，警察也沒辦法。”
在白寶山“預想”的那些案件裡，作為主人公的他，必須有武器。白寶山向往的不是普通的槍，是火力猛，威力大又攜帶方便的槍種。還要有車，有高超的射擊技術和駕駛技術——這都是前期準備的“必要條件”。
在監獄裡不可能搞到槍，也無法學習駕駛技術，但他可以學習槍械知識，還可以設法收集子彈。
新疆與內地比，有著許多的不同，新疆是祖國的西北邊陲，土地遼闊，人口稀少，由於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也由於新疆特殊的歷史，當地槍支彈藥的散佈面比較廣。退伍軍人、基於民兵、獵戶、甚至普通農牧民的手裡，都可能有子彈。文革期間，散落到民間的槍支彈藥不在少數。加上一些部門對子彈管理不嚴，也造成彈藥流失。因此，在新疆搞子彈，比內地要方便得多。
新疆的勞改監獄，因地理環境和勞改條件所限，把犯人分為“收監犯”和“零星犯”兩部分。零星犯負責種菜、放牧等零散勞動。部分零星犯夜裡不收監，又叫外宿犯，他們有單獨與外界的農牧民接觸的機會。白寶山就是利用這個條件，尋機“買”到步機槍子彈和手槍子彈，並把它們藏匿起來。
弄到子彈，只解決了他“預謀犯罪”構思中的一個環節，他還要熟悉槍支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在這一點上，他充分利用了服刑前曾在某軍事單位工作過的李清亮。李清亮對多種槍支都熟悉——這可能是白寶山接近李清亮的根本的原因。白寶山與其他犯人關係緊張，惟獨跟李清亮“無話不講”。據李清亮回憶，白寶山對各種型號的槍支都有著濃厚的興趣，“求知慾”極強。
李清亮說：“白寶山問我槍械知識，包括槍的結構、射速、裝彈量、保險位置、如何分解等等，每一種槍支都問得很細。我記得我們談過五六式半自動步槍、五六式自動步槍，5-4式手槍。他還問過六四式手槍的情況，我沒有使用過，講不清楚，他很遺憾。他也給我講他所知道的一些知識，比如自動步槍的保險如何打開，怎樣打單發，怎樣打連發；自動步槍彈夾裝彈量，微型自動步槍裝彈量等，他能分辨出自動步槍的型號。他是外宿犯（零星犯），常和武警在一塊玩，這些知識他是通過武警慢慢了解到的。他還問過我哪種槍威力大。我告訴他，短槍中5-4式威力最大，長槍中五六式半自動步槍命中率高，自動步槍射速快，火力猛。我記得他說過，他喜歡體積小，裝彈多的槍……”
白寶山還向李清亮打聽北京軍事單位哨兵的值勤情況。比如，哨兵上崗，只攜帶槍支不裝彈藥，就是從李清亮那裡探聽來的。他對李清亮說講石景山附近的軍營，說：“我出去之後，要搞就搞哨兵，他們警惕性最低，容易（把槍）搞到手。”
對比一下北京發生的一系列襲軍襲警案，我們發現，白寶山當年所說和日後所做，有著驚人的一致性，連細節都沒有改變。包括“襲擊哨兵”，包括“迎上去打”。閱讀李清亮的問訊筆錄，不禁令人毛骨悚然。李清亮刑期長，至今仍在獄中，他不可能知道白寶山在外邊都幹了什麼。但他描述的這些情景，就像敘述白寶山的整個犯罪過程，居然絲毫不差。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願意相信白寶山所說“出獄時抱著兩個想法”是真實的。
白寶山出獄後，曾觀察過附近的銀行。銀行的情況與他在獄中的想象有著極大的差別。加上不久鹿憲州搶劫運鈔車案件破獲，白寶山深知自己沒那樣的本事，放棄了搶銀行的打算。
白寶山在監獄裡的這些準備工作是在暗中進行的，他利用自己的不善言談，把自己偽裝起來。白寶山幹活比較出力，並注意搞好與管教與武警的關係，利用當“零星犯”之便，常去鹼渠摸魚，用絲網捕鳥，有所收穫便把獵物送給他認為有用的人。在一個時期內，他在監獄裡屢受好評。
1993年初，即白寶山來到大西北的第三年，經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即石河子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他被減刑一年。裁定書稱：
“白寶山在1992年改造中表現認罪守法，服從管教，遵守監規，認真學習三課和改造行為規範，改造思想穩定，態度端正，負責養牛工作積極主動，全年打草30噸，產奶25噸，敢於制止違法行為，全年無違紀行為，寫思想彙報20份，全年出勤率100％，雙百考核2O2分，年終評為支隊勞改積極分子。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七十一條規定，對罪犯白寶山准予減刑12個月，原剝奪政治權利不變。”
這一切，都是最表面的現象
三、成為“外宿犯”
新安監獄隸屬於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監獄管理局管轄，農八師與石河子市是“一套班子兩塊牌子”，兵團系統叫農八師，地方系統叫石河子市。新安監獄位於石河子市西北，是142團場界內的一個勞改單位。
新安監獄距142團場約10公里，監獄建造在戈壁灘上，北邊緊靠古爾班通古特沙漠（中國第二大沙漠）。監獄呈正方形，高牆之外全是荒草地。監獄南側有一排低矮的豬舍（過去是牛棚），周圍沒有任何其他建築。
請記住那排豬舍，那地方曾發生過十分兇險的血腥故事。
監獄裡的犯人，每天要早點名。吃過早飯，然後在武警的武裝看押下，到指定地點從事農業勞動。勞動的地方四角插下小旗，旗子的連線就是警戒線，犯人的活動區域不得超過警戒線之外。午飯由另外的犯人送到地頭。晚上幹完活，仍在武警看押下返回監所。進入監獄大牆後要進行晚點名。犯人站成幾排，點到誰，誰大聲答“到”，之後要蹲下。點名無誤才能吃飯，然後回監號睡覺。
石河子是北疆（天山之北稱為北疆）重要的產糧區和產棉區，監獄犯人的主要任務也是從事農業勞作。有時還要挖掘水渠。水在這裡有著極重要的意義，古爾班通古特沙漠是全國最大的半固定沙漠，水通到哪裡，哪裡就能建成綠洲。修大渠時，監獄管理方在鄰近地點號房，當作臨時監所。犯人仍在管教人員和武警的押解下勞作，在管理上，比平常要更嚴格些。
對一般犯人，他們的日常生活就是這樣。
但有少數犯人例外。因監獄除安排犯人集體勞動外，還有許多零散的工作需要犯人去做。比如監獄的菜地，再比如養豬、放牛、放羊。這樣就產生了“零星犯”。
零星犯一般在刑期超過半數且表現較好的犯人中挑選，還需要一個條件，就是要交納一定數量的保證金。新安監獄的辦法是交納人民幣10000元，用這筆錢買牛，由出資人放牧，產奶出售給附近農墾團場。這樣，犯人可以獲得一定的自由，監獄又可以創收。
零星犯也有兩種，一種晚上收監，一種不收監。晚上住在監獄之外的，又叫作“外宿犯”。當年，新安監獄的外宿犯僅有3人，他們住在監獄外邊的牛房（現已改為豬舍），夜裡值班看牛。
這3名外宿犯都是北京人，除白寶山之外，另兩位一個叫李寶玉，另一個叫傅克軍。
零星犯想逃跑是有條件的。第一，他們有逃跑的時間，白天晚上都有單獨外出的機會；第二，他們有經濟條件，監獄與他們簽訂“承包”合同，每月有一定收入。但逃跑也不容易。首先，逃犯抓回來都要加刑；其次，零星犯之間有一種類似“連坐”的責任關係，有人逃脫，其他相關犯人將受到審查和處理；其三，零星犯一般距刑滿時間都不長，此時逃掉並不值得。新疆監獄年年都有犯人逃脫，但零星犯中的比例並不大。
1990年，白寶山作為北京調犯遣送到新疆新安監獄時，李清亮已經是零星犯了。他負責種菜。李是山西人，當過兵，轉業在北京工作，因報復殺人被判刑，入獄後始終表現較好。白寶山剛來時跟李清亮住一個監號，菜地出菜時缺人手，李清亮常點名要白寶山出來幫他。
李清亮勸白寶山：“家裡要是有經濟條件，寄點錢來，弄個‘零星犯’吧，少受點兒罪。”
白寶山就請李清亮代筆，給家中寫信，把這邊說得極為可憐，要家人想辦法為他籌措資金“買”一個零星犯。
母親是惦記他的，兩個姐姐也疼他，畢竟他是家裡唯一送出去的孩子，小時受了不少苦。母親還有個說不出的想法——如果不送他去老家，也許他走不上這條路。家裡總覺得這些年虧了他。因此，接到來信後，家裡多方湊錢，母親借債，兩個姐姐和大弟幾乎拿出全部積蓄，湊齊了這筆款子，匯到新疆。
白寶山成為零星犯。他與李寶玉、傅克軍、田守水（化名）每人出資10000元，買下了17頭奶牛，開始了放牧的生活。
零星犯相對收監犯來說，有著許多便利。他們不受監獄作息制度的限制，晚上不回監所。外出自由，只要當天能返回來即可。有時候隔夜返回，只要不被管教人員發現也不受懲罰。他們不僅可以去142團場，還可以去沙灣縣城，甚至可以坐汽車去石河子市和奎屯市遊逛。當零星犯期間，李寶玉、博克軍等人多次出去嫖娼，白寶山也跟著去過幾回。
白寶山平時沉默寡語，但他殘忍的本性，時而也有流露。
有一次，李清亮和白寶山等幾個零星犯坐在牛房裡聊天，不知誰家的狗在門外叫，把白寶山叫煩了。大家都沒留意，白寶山站起來。門邊上立著一把和泥用的鋼叉。他抄在手上。這時候大家還不知道他要幹什麼。他忽然就衝到門外，把那條狗嚇得都不敢叫了。他一叉就從狗肋上插進去，插到了狗的心臟。那狗嗚咽了兩聲，便倒下死了。
屋裡人面面相覷。事後議論起來，都說白寶山這個人心狠手黑，是個“蔫土匪”，別看他平時不愛說什麼。
歹毒的事還做過一些，只是沒被人發現。
一次，他跟管教慪氣，暗地裡放火把獄裡的草垛燒了。
後來——他便開始殺人，在監獄裡殺人，他居然做得神不知，鬼不覺……
四、犯人李寶玉失蹤
李寶玉1961年生人，原是北京毛毯廠的工人，因盜竊罪被判刑。傅克軍1963年生人，原是北京燈泡廠工人，1983年因用暴力手段劫持出租汽車被判刑。傅克軍是獨子，家裡有四個姐姐。
李寶玉、傅克軍和白寶山一起放牛，3人的關係始終緊張。白寶山“嘴笨”，不合群，又是北京石景山區的人，李寶玉、傅克軍瞧不起他。
3人中，李寶玉是組長，他年齡比傅克軍大些，但家裡不如傅克軍家有錢，兩人間也鬧矛盾。傅克軍花錢買了牛，還為自己買了兩匹馬。他騎著馬去放牛，在白、李面前，很有優越感。他的馬李寶玉、白寶山是不能動的。為這事，傅克軍跟李寶玉打過架，打得頭破血流。然而，兩人在欺負白寶山上，卻能合到一塊兒。
傅克軍朋友多，李寶玉會來事兒，兩人跟管教的關係不錯。白寶山很孤立。除了第一年，因勞動表現較好受過表揚外，因他的拗脾氣跟周圍人都疏遠了。傅克軍、李寶玉更是合夥擠兌他。清牛棚、起糞、擠奶、壞天氣裡去收牛——倒黴的活他們都支使白寶山去幹，白寶山表示不滿，他們輕則臭罵一頓，重則拳腳相加。
白寶山不打架，也不罵人——他罵不過他們。整個變得更加沉悶，整天的跟誰都不說話。
大約在1993年夏季的一天，白寶山和傅克軍一起放牛，兩人發生了口角。事情本來不大，可白寶山趁傅克軍不備，搬起一塊大石頭，惡狠狠地從背後砸在傅克軍的頭頂上，頓時砸得鮮血直流。
表面看，這是一次偶發事件，其實不然。這是白寶山報復殺人的一起未遂案件，是他早就蓄謀好的，這是他第一次殺人的嘗試。
他沒有達到目的，他就停了下來。因他突然感到，石頭不行，用石頭很難一下把人打死，需要改用其他方法。
事情很快演化成一場普通的毆鬥，沒經過中隊，以白寶山賠償傅克軍500元人民幣在私下裡做了了結。
此後不久——1993年9月，李寶玉卻忽然失蹤了，打破了他們三個北京人外宿放牛的格局。
李寶玉白天還好好的，晚上卻沒再回到牛房。
傅克軍沒什麼不正常，白寶山也沒什麼不正常，兩人照樣坐在牛房裡看電視，然後照樣關燈睡覺，甚至誰都沒有提起李寶玉。
類似的情形以前發生過。李寶玉可能外出嫖妓，可能去了石河子，可能因什麼事情耽擱在外邊。
第二天晚上，李寶玉仍沒回來。
傅克軍照樣不聞不問。白寶山把李寶玉兩天未歸的情況向監獄領導做了彙報。
獄方對李寶玉失蹤事件進行了調查。
李寶玉並沒帶走任何東西，他的失蹤令人懷疑。況且，李寶玉還有一年就服刑期滿了，按照常理，犯人在這種時候沒有特殊理由，是不會逃跑的。雖然存在著許多疑點，因找不到其它證據，事情最終仍以李寶玉脫逃定案。
李寶玉因何失蹤，最清楚底細的人，莫過於白寶山。
大約在一週之前，李、白二人發生了爭吵。李寶玉擂了白寶山一拳，白寶山沒有還手。李寶玉罵他：“你他媽是個男人嗎？你有本事，你也打呀！”白寶山說：“我不打你，我熬到現在不容易，我把你打得輕了，不管用；我要是把你打死，不是加刑就是槍斃……我划不來……”李寶玉說：“你他媽少來這一套，是男爺們兒你也犯把脾氣給咱瞧瞧，別淨給北京人丟臉。”白寶山說：“行，你等著，這幾天我就犯把脾氣給你看……”
事情不了了之了。李寶玉認為白寶山不過是說說而已，他犯脾氣能犯到哪兒去？
白寶山第二天就著手準備。他不聲不吭，揹著人在牛棚後邊挖了一個長寬各一米，深約兩米的土坑，然後，把200元錢塞到牛棚的牆縫裡。
傅克軍騎馬出去了，白寶山來找李寶玉，說：“我的錢藏牛棚裡，摳不出來了。”
李寶玉說：“那你找誰？自己弄去。”
白寶山說：“你幫幫我，弄出來我請客。花我的錢，我請你喝酒還不行嗎？”
李寶玉認為這是白寶山在討好自己，嘴裡罵著操蛋，跟白寶山走進牛棚。
他問：“錢在哪兒？”
白寶山指了指牆縫。那地方很低，貓腰才能看到。
李寶玉低頭往裡邊瞅，錢捲成一卷，果然在牆縫裡，用手指頭是摳不出來的。他到外邊轉了轉，找到半截細鐵絲，彎個鉤兒，貓腰幫著白寶山鉤錢——他根本就沒想到這是白寶山的一個陰謀。
這時白寶山站在他的身後，摸出事先準備好的鐵錘子，對準李寶玉的後腦就是一下。
李寶玉翻翻白眼，一聲不吭地栽倒下去。
白寶山掄起鐵錘，對準李寶玉的頭部連續又打了四五下。李寶玉顱骨的右半部砸得塌陷下去，頭骨碎裂，腦漿四溢，白花花的骨片翹出頭皮。白寶山看李寶玉被打死，把他的屍體扛出牛棚，扔進他事先挖好的土坑裡。土坑邊上放著一把鐵鍁，三下五除二，沒用半個小時就把李寶玉的屍體埋好。這地方是沙土地，好挖好埋，不沉降。上邊做了偽裝，灑上些水。牛棚裡抱些乾草，把血跡和腦漿攙進牛糞裡。
一切都收拾停當，白寶山坐在牛棚外曬太陽，放牛的傅克軍還沒回來。
這天白寶山睡得格外香甜，心情也特別舒暢。李寶玉的屍首就在距他不到8米的地底下躺著，他連噩夢都沒有做。
本來，白寶山想先殺掉傅克軍，那次用石頭沒砸死他，倒先把李寶玉處理掉了。既然先殺了李寶玉，傅克軍就讓他再活些日子吧。總不能剛剛“失蹤”了李寶玉，馬上又“失蹤”個傅克軍，那樣，他白寶山擔嫌疑。
李寶玉失蹤案，雖然存在著種種猜忌，卻沒人懷疑到白寶山。白寶山平時不愛摻和事兒，他怎麼會平白無故地殺人呢？
五、血濺牛房
1994年3月22日——距李寶玉失蹤僅僅半年，傅克軍再次失蹤。這一次引起了中隊的警覺和重視。
當時正值春天，天氣還冷。在牛屠放牛的共有4人，田寶山、傅克軍、秦百川和田守水（此兩人為化名），4人全是北京調犯。
3月20日晚上，秦、田、傅、白4人吃過晚飯，在牛房裡看一陣電視，9點鐘，秦百川和田守水就回監號了——他倆不是外宿犯。當夜，在牛房住的只有白寶山和博克軍兩個人。
21日早晨，秦百川來牛房幹活，沒看見傅克軍。他問白寶山，白寶山說：“傅克軍去團場送牛奶了。”
中午，博克軍沒回來，但誰也沒意識到傅克軍會失蹤。
這天白天，白寶山老是犯困，哈欠連連的，大白天躺在房子裡睡懶覺。秦百川進來，發現傅克軍的被子褥子枕頭都不見了，問白寶山，白寶山說：“傅克軍走時都帶走了。”秦百川起了疑心，他想，傅克軍去送牛奶，帶被子枕頭幹什麼？
田守水也是一大早就過來的。他去打掃牛棚，發現牛棚已收拾乾淨，地上還灑了水。
白天，監獄的焦中隊長過來一次，談今年承包的事。因傅克軍不在，田守水說：“等克軍回來，大家商量商量再定。”
午飯後，白寶山又躺下睡覺。田、秦二人看電視看到五點，白寶山爬起來，出去收牛。田守水到食堂把晚飯打過來幾人一齊吃。到了晚8點
，仍沒等到傅克軍。田守水、秦百川一同回了監號。
22日上午，田守水和秦百川出來，仍沒見到博克軍。兩人還在開玩笑，說傅準是在什麼地方喝多了酒，要不就是找女人給扣住了，誰也沒向中隊報告。下午，傅克軍在地方上的一個朋友過來找他，傅不在，大家一起喝的酒。到了晚上，白寶山才向中隊報告，說：“傅克軍自21日早晨外出，至今未歸。”
晚上11點，監獄的魏中隊長、焦中隊長帶領武警把白寶山、秦百川、田守水3人收監，說：“傅克軍跑了，中隊要對你們進行審查。”
當晚，魏中隊長安排另一名姓唐的犯人住進牛房。
夜裡，唐某躺在傅克軍的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總覺得有什麼氣味刺激著他。他伸手在土牆上抹一把，覺得腥乎乎的，打開燈辨認一番，發現牆上有許多噴射狀的汙點，像是血跡。再仔細檢查，在房子的頂棚上也發現了同樣的汙點。他嚇壞了，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就向中隊做了報告。
事情上報到獄政科和142團場派出所，當天就對牛房進行了檢查，牆壁和頂棚上的點狀痕跡，經化驗確定是人血（其中夾雜著雞血），同時，在傅克軍的床鋪底下，找到未被帶走的700元人民幣。有人反映，21日清晨，看見白寶山在院裡燒東西，燒的是棉被或大衣那樣的物品。在傅克軍失蹤的同時，他的馬也失蹤了。此外，中隊在牛棚的頂棚上，搜出步機槍子彈和手槍子彈共計95發。
因出事當天，只有白寶山與傅克軍兩人住在牛房，白寶山自然成為重點嫌疑對象。
獄政科王永康副科長提審白寶山，審訊工作持續了十幾天，白的態度死硬，只交代了藏匿95發子彈的問題，拒不承認與傅克軍失蹤有任何瓜葛。
勞改中隊和獄政科曾判斷傅克軍遇害，屍體可能用馬匹馱到周圍的荒野裡掩埋掉了。他們在監獄周邊的可疑地段進行搜索，並動用了警犬，未能發現傅克軍的屍體。
發動犯人提供線索，監獄的人犯反映，白寶山與傅克軍有矛盾，主要因為博克軍不讓白寶山摸他的馬，為了這樣的小事就去殺人，不合情理。熟悉白寶山的田守水說：“傅克軍跟白寶山的關係時好時壞，兩人也沒什麼深仇大恨，按說白寶山不會殺人。”
事實上，傅克軍就是被白寶山殺害的，他採用了殺李寶玉同樣的方法。
白寶山是個記仇的人，他有著瘋狂的報復心理，平時又顯得不動聲色。他的思維方式，與普通人不同。雖然他與傅克軍、李寶玉的矛盾都是小事，但他並不這樣想。他覺得他受了欺負，他從心裡厭煩他們，這已經構成了他殺人的理由——就像他討厭那條狗，就一定要殺死它一樣。
殺掉李寶玉，他需要一段時間來淡化人們的印象，為此他又等了半年。在他的意識裡，傅克軍必須殺掉。他天天看著傅克軍不死，常常感到不能忍耐。
3月20日深夜，白寶山醒來，他認為該動手了——沒有任何直接的原因，他們也沒吵架，甚至，這幾天兩人相處得比平時還要融洽。
戈壁的夜晚冷悽悽的，牛房外是狼嗥般的風聲。所有的犯人都回了監所，荒野地裡孤零零佇立著這排低矮的牛棚。除了棚裡的老牛，牛房只住著他們兩個。
黑暗中白寶山爬了起來。
傅克軍睡得爛熟，他微微地打著響鼾。
白寶山低著頭看他一陣，慢慢地舉起了鐵榔頭。
吭地就是一下，輪起來又是一下，狠狠砸在博克軍的腦袋上，傅克軍長長地哼了一聲，就再沒了氣息，那身死肉也鬆垮下來。
掩埋傅克軍的屍坑已經挖好，打死傅克軍之後，白寶山拿著鐵鍬出去，又把土坑整理了一番。
再返回牛房，白寶山嚇了一跳。
博克軍又起來了，他一動不動坐在木床上。但他反映遲鈍，兩眼直瞪瞪的，似乎想弄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白寶山的鐵錘又砸過去，因用力過猛，“撲哧哧”竟把半個榔頭砸進傅克軍的腦殼裡——這就是造成鮮血四濺的原因。
傅克軍再次倒下，鮮血立刻染紅了他的被褥和枕頭。
白寶山沒有開燈，他把傅克軍的屍體揹出去，埋到坑裡——這個土坑是緊貼牛棚的牆根挖下去的，距牆皮不到半米遠，也挖了兩米深。
處理了屍體他才覺出這事做得有漏洞，他弄出了血，傅克軍的被子，褥子、枕頭上到處都是血。他坐了一陣，便把染血的鋪蓋抱出去，點
火焚燒了，灰燼用沙土埋起來。凌晨時分他又在牛棚周圍做了衛生，灑上水——這就是後來田守水看到的情景。
這次白寶山的疑點太多：第一，20號夜裡，牛房內只有他和博克軍兩人住宿；第二，牛房裡有血跡，濺得牆壁上天花板上都是；第三，博克軍行李丟失得不合情理；第四，傅克軍的床板底下藏著700塊錢——任何人逃跑的時候也不會把現金丟下。當然還有其它跡象，包括白寶山與傅克軍平時的不睦，也包括半年前李寶玉失蹤案，這不能不讓人作出聯想。
白寶山的抵賴方式是死不認賬。為此他也吃了不少苦頭，獄方把他關進小號，單獨羈押了3個多月。經過多次提審，白寶山一口咬定：傅克軍是3月21日凌晨5點，帶著行李騎馬離開的牛房。至於房間裡的血跡，白寶山解釋說，那是傅克軍與李寶玉從前打架打破了頭，噴上的血點子。
白寶山還向獄政科提供許多其它線索，以證明傅克軍逃跑有據。
他說，博克軍經常在外邊找女人，他把牛房生產的奶送給某女，還給對方送掛曆，傅克軍為這女人經常夜不歸宿。他說，博克軍還常去另一女人家賭博，那個女人曾來牛房找過他，兩人商量一起出去做生意。他說，傅克軍在牛房聚賭，欠外邊許多賭賬。他還說，傅克軍常與地方上的陌生人來往，多次談到去伊犁口岸做生意賺大錢的打算……
總之，傅克軍為了女人可以逃跑，為了躲賭債可以逃跑，為做生意也可以逃跑。
這些辯解並不能使人信服，但是，監獄方始終沒有尋找到博克軍的屍體，無法確認他已經死亡。白寶山又態度死硬，無論你採取什麼方法，他不是裝傻充愣，就是給你來個拒不認賬。他終於“硬挺”了過來。監獄方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無法給白寶山定罪。兩年過去，傅克軍失蹤案只能作為“懸案”掛到一旁。
因傅克軍案，白寶山被單獨關押了125天，寫過保證書後，繼續回去放牛。1996年3月7日，他如期提前一年獲得釋放。3月12日，白寶山回到北京。
白寶山前期收集的子彈，被勞改中隊沒收了。在他重新獲得“自由”之後，利用惡劣天氣裡附近牧民的羊群誤入監獄草場的機會，把羊扣住，要挾對方。作為交換條件，他從牧民手中弄到了3包步槍子彈（75發）和50發手槍子彈。
這一次，他把子彈埋在水渠附近，釋放後，他把子彈挖出，全部纏在身上，帶回了北京。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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