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被「幾千年經驗的積累」這種話迷惑

關於“中國傳統醫學”，亦即中醫，中文知識界有一種相當常見的說辭，大意如下：

“陰陽五行理論已經過時，但中醫是經驗的醫學，從神農嘗百草至今，中醫積累了幾千年的實踐成果，中醫藥是內容豐富、價值無可估量的寶庫。”

進而，很多人主張“廢醫驗藥”。

“廢醫驗藥”是很好的主張。遺憾的是，驗藥的結果，卻讓“幾千年經驗的積累”有些措手不及。

“驗藥”的慘淡往事

當代醫學史上，有過兩次針對中醫的大規模“驗藥”。

第一次始於1958年。

此次驗藥運動覆蓋全國，手段是對傳統中藥做藥理實驗，目的是篩選出其中的有效者並尋找新藥。

到了1961年，在“中國生理科學會藥理專業第一屆學術討論會”上，參與驗藥的中醫界人士無奈承認：

“陰性結果較多，肯定結果較少。不少（宣稱）臨床報告有效的方藥，在動物實驗中得不到證實。”

“我們單位所做的中藥篩選工作多數為陰性結果（注：不能證明有效），少數為陽性結果。”

“用觀察血管脆性、血凝時間等方法來研究止血的中藥，結果很難得出肯定的結論……”①

不過，與會的中醫界人士拒絕將“得不到實驗的證實”，等同於“中藥本身無效”。

在會上，他們提出了種種理由來解釋為何“多數為陰性結果”——或辯稱“有的是由於對中醫學習還不夠，有的則是由於對待科學工作的嚴肅性不夠”，或辯稱“過去方法上不夠多樣化，因此大多數是陰性結果”；且

“中醫理論很多是西醫難以理解的，……目前的一些實驗方法很難反映出中藥的真實藥理作用。”②

他們強烈主張，用“臨床療效”取代“動物實驗”和“雙盲實驗”，作為判定中醫藥方是否有效的依據——事實上，當時的中藥篩選正是這樣做的，許多中醫機構樂衷於用“臨床療效”取代“動物實驗”和“雙盲實驗”，來判斷某一藥方是否有效。結果就是，這些宣稱具備“臨床有效”的藥方，大多數很難得到“動物實驗”和“雙盲試驗”的證實。正如《中醫雜誌》1963年的一篇學術論文所承認的那般：

“結果的可重複性不高以及與臨床結果的不一致，是中藥藥理研究中一個比較普遍存在的問題。如中國醫學科學院實驗醫學研究所1959年抗癌中藥的篩選報告指出，初試有64種藥物對癌細胞的抑制率>50％，……但經複試，凡是能夠評價的結果，竟沒有一次得到>50％的抑制率，即使抑制率達30~49％的，也只有13藥次；湖北省衛生防疫站1958年報告，48種中藥中，只有黃連對流感病毒呈抑制作用，但西安方面同樣篩選(1959)，曾多次購置黃連，都未能重複出黃連對流感病毒的抑制作用，與此相反，與湖北方面重複的16種單味藥中，卻至少有12種對流感病毒具有抑制作用……”③

眾所周知，不能通過“動物實驗”和“雙盲實驗”，結果不具備可重複性，這種所謂的“臨床療效”，往往屬於幻像——比如患者的好轉實際上屬於自愈，而非藥物起了效果。

在1961年的會議上，針對某些中醫界人士以“中醫是一種臨床醫學”為由否定“動物實驗”“雙盲實驗”的論調，有醫學工作者直接了當駁斥道：

“在評定中醫藥（臨床）療效時應實事求是。有時由於未掌握疾病的規律，把自然好轉的病人誤認為是藥物的療效，也是應該避免的。如果某藥能治好一例結核性腦膜炎尚可理解。但是如果說某藥能治好腮腺炎（筆者注：該病絕大多數可自愈），如無客觀可靠的指標，就很難肯定。僅根據病人主觀症狀好轉就認為有效，根據是不足的。在大多數情況下，必需有適當的對照才能判斷藥物的療效。”④

圖：1961年首屆藥理學會論文集

第二次全國範圍的“驗藥”，始於1971年。

據吳新生《共和國領袖首席保健專家》一書披露，此番驗藥運動的緣起是：

“毛澤東晚年患有老年慢性支氣管炎等疾病，……當年（1970）11月份，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安排下，由衛生部牽頭向全國醫療系統發出號召，展開攻克老年慢性支氣管炎的科研攻關活動。”⑤

如此自不難想象這場驗藥運動的規模。

此次篩選，採取了“專業人員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方式。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75年，全國共派出醫務人員近30萬名，臨床驗藥治療440多萬病例。

但結果同樣令人遺憾。中醫陸廣莘無奈承認：

“1971年全國範圍的篩選慢性氣管炎中藥，針對‘咳、喘、痰、炎’，篩選出止咳、定喘、化痰、消炎的18種草藥，卻又經不住時間和實踐的考驗。

儘管當時的許多中醫界人士，再度將原因歸咎於“實驗方法”和“療效設計”，繼續強調“中西醫學觀存在差異”。但驗藥結果相當慘淡，終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

於是，問題就來了：為什麼明明有“幾千年經驗的積累”，到了“驗藥”環節，卻難以得到期望中的豐碩成果，反而是“陰性結果較多，肯定結果較少”“很難得出肯定的結論”“經不住時間和實踐的考驗”？

有效積累與無效積累

答案其實很簡單。

“幾千年”這個漫長的時間跨度，確實容易給人一種“最終積累”一定特別厲害的錯覺。殊不知，經驗的有效積累，有兩個至關重要的前提條件：

（1）“經驗”的真實性可以被檢驗。

（2）“經驗積累”的渠道非常通暢。

遺憾的是，在漫長的“幾千年”裡，這兩個前提並不具備。這直接導致中國傳統醫學的經驗積累，長期處於一種非常低效的狀態。

再具體一點解釋就是：

（1）一種“治療經驗”，要被證明有效，首先需要大量的臨床病例；然後還需要通過“雙盲實驗”一類的辦法，排除掉其他因素的干擾，尤其是排除主觀偏差。

比如，《三國志》記載，華佗曾憑藉用手摸孕婦腹部，“（胎兒）在左則男，在右則女”的經驗，準確診斷出孕婦懷了男孩——這是典型的以偶然為必然、存在主觀偏差的“偽經驗”。

《三國志》還記載，張角、張修用“符水”給人治病，治好了就是“符水”的效果，治不好就說病人的心不虔誠，“不信道”——這也是典型的未排除自愈因素干擾、存在主觀偏差的“偽經驗”。⑦

（2）一種“有效的治療經驗”，要被有效積累，首先需要作為知識沉澱下來，在刀筆時代，沉澱的方式自然是寫成文字載入典籍；然後這些文字典籍，還需要有傳播渠道，在傳播渠道的末端，必須經得起重複驗證。這些，必須依賴“學術共同體”才能做到。

很遺憾，在近代大學和學術期刊制度建立之前，中國傳統醫學不存在“學術共同體”。

所以，在中國古代，某位民間醫生髮現了針對某種疾病有效的藥物——這一點其實很難做到，民間醫生既無法獲得足量的臨床機會，也沒有進行雙盲實驗的意識，自然也就無力確認藥物的有效性，《本草綱目》《本草綱目拾遺》等，就是這方面的典型，對絕大多數前人留下的藥方，李時珍等傳統醫學工作者只能抄錄，無法甄別，以至於上吊繩治癲狂、吃白雲治啞症這樣的藥方比比皆是。⑧——

史實也可以證明了這一點。那些站在最頂端的民間醫生，比如華佗，都沒有能夠將他們的有效藥方傳承下來，留在史書中的，只有各種奇奇怪怪的傳說，比如斷言某某與妻子行房必死、某某五日必死、某某陽壽只有十年……普通民間醫生，情況自然更糟。

在民間不存在任何“學術共同體”的古代中國，稍稍能夠做到“有效積累”的，其實只有官辦醫療機構。

比如，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寫成後即面臨失傳的困境，是晉代太醫令王叔和收集了一些殘章，將之部分保存了下來；今天所見的通行本，則是宋代官辦的“校正醫書局”校訂整理的版本。

然而，官辦醫療機構本質上仍屬於衙門，不是“學術共同體”，他們對醫療經驗的“有效積累”，也很低效。

以御醫為例。對他們而言，伴君如伴虎，“獨到見解”實際上常常等同於自招禍端，為了趨利避害，他們在診治時常常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樂衷於開無風險的補藥而非治病之藥；樂衷於用“慢治”卸責而諱言藥到病除；樂衷於從眾診斷隨大流，寄望於法不責眾……如此種種，是歷代御醫們最核心的“專業技術”。

當然，皇室也不是傻子。清代民間醫生杜鍾駿被召入宮給光緒帝看病，發現當時共有6名醫生輪流給光緒看病，分別診斷、分別開藥，醫生之間不許互通訊息。這種規矩，很明顯是想要防範御醫為求自保“從眾診斷”。

但這樣做的結果，卻是“千人千方”——傳統醫學缺乏“動物實驗”“雙盲實驗”這種學術規範，藥效的判定標準相當混亂（比如不能區分自愈與藥愈，也不能區分究竟是哪一種藥物是有效成分），於是乎，最終的用藥決策權往往只能歸於“聖裁”。比如，慈禧曾將兩張供自己服用的藥方——民間醫生馬文植所開與太醫院所開，“著大臣議奏應服何方”，讓朝中大臣來判斷該用哪一張；大臣們自然不敢擔責，只好回覆稱“臣等不明醫藥，未敢擅定，恭請聖裁”，仍請慈禧自己決定；於是，慈禧決定仍用太醫院的藥方，同時又命“馬文植主稿”，可謂和得一手好稀泥。⑨

這種“難以有效積累”，有一個眾所皆知的典型案例，那就是青蒿素（某些文獻或稱青蒿，或稱黃花蒿）在中國古代的發現、失傳，以及在中國當代的重新發現

東晉葛洪的《肘後備急方》中，已記載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可以治“寒熱諸瘧”。《肘後備急方》是歷代官辦醫療機構工作人員的必備典籍，但自東晉至晚清，這種治療瘧疾的有效經驗，並未獲得真正的重視——主要原因在於未獲得重複驗證、未能找到其中的有效成分（比如在使用方法上出現了問題）；而不能得到重複驗證的原因，又在於官辦醫療機構不是研究機構，在積累上非常低效——所以“青蒿可治瘧疾”的記載，雖然留存在典籍中，卻始終沒有能夠變成一種常見的治療手段。直到20世紀60~70年代，依賴現代醫學的實驗體系，青蒿素才獲得了被“重新發現”的契機。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不但中國傳統（古代）醫學“幾千年經驗的積累”非常低效，西方傳統（古代）醫學“幾千年的積累”也同樣如此。

比如，“十七世紀德國藥典有五、六千種藥物，今天繼承下來的只有少數。”（藥理學家金蔭昌語）

再比如，在“產褥熱”這個問題上，中國與歐洲的傳統醫學，都長期深陷在錯誤的“惡露抑制”理論當中，認為孕婦之所以在產後出現發熱症狀、進而導致死亡，是因為她們在懷孕期間，血液中積累了大量汙物毒素，需藉助排出惡露來清除，冷空氣進入子宮、身體受冷、飲用冷水、受到恐懼驚嚇等，都會導致子宮內血管出口關閉，使惡露難以排出。進而，古代中國與古代歐洲，產生了幾乎一模一樣的“坐月子禁忌”——房間必須被關得密不透風、產婦不能下地必須臥床、多少天內不能碰涼水、不能洗澡……

直到19世紀中葉，歐洲的近代醫院走向正規，維也納總醫院的產科醫生、匈牙利人塞麥爾維斯（Ignaz Philip Semmelweis）才獲得機會發現，“感染”（具體感染了什麼，他當時還不清楚）才是產婦患上產褥熱的根源；稍後，法國科學家巴斯德(LouisPasteur)和德國醫生科霍(Rober koch)相繼發現細菌，塞麥爾維斯關於產褥熱的發現，才被歐洲的“醫學共同體”所承認，變成一種被有效傳承下來的“醫療經驗”。⑩

圖：塞麥爾維斯

說了這麼多，歸結起來，其實不過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問題：

面對“××是幾千年經驗的積累”這類話時，必須要心存警惕，必須注意邏輯鏈條的完整，多問幾句句：這“積累”的具體情形是怎樣的？是有效積累，還是無效積累？是高效積累，還是低效積累？

畢竟，真理可以在“幾千年”裡始終塵埋，謬誤也可以在“幾千年”裡恆久流傳。真正重要的，不是“幾千年積累”，而是能否做到“有效積累”。

（完）

註釋

①中國生理科學會藥專業秘書組/編著，《尋找新藥的理論基礎和臨床實際：中國生理科學會藥理專業第一屆學術討論會專集》，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2，第161、167、172頁。

②同上，第168、171、172頁。

③高曉山，《建國以來我國中藥藥理研究概況》，《中醫雜誌》1963年第8期。

④《尋找新藥的理論基礎和臨床實際：中國生理科學會藥理專業第一屆學術討論會專集》，第168頁。

⑤吳新生等/著，《共和國領袖首席保健專家》，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第372~375頁。

⑥陸廣莘，《中醫學之道》，人民衛生出版社，2001，第301頁。

⑦《三國志.方技傳》《三國志.張魯傳》。

⑧隋風，《上吊繩治癲狂，吃白雲治啞症，＜本草綱目＞們不可輕信》，短史記2018年9月19日。

⑨惲麗梅：《清宮醫藥與醫事研究》，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86、83頁。

⑩言九林，《“歐美人不坐月子，是因為體質與中國人不同”之說，相當荒唐》，短史記2018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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