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林屋公子《周朝八百年》系列026）
儘管主流觀點傾向認可，鎮江煙墩山出土的青銅器“宜侯夨簋”，反映的就是吳國分封的史實。但實際上一直存在不同的聲音，這些聲音我們仍然需要重視。
首先就是對於其中“虞”字的釋讀。“虞”是宜侯夨之前的封國，但如果這個字根本不是“虞”字，那麼其與虞國、吳國的關係自然也就切斷了。事實上，確實有學者認為這個字不是“虞”。早在宜侯夨簋被發現後不久，陳夢家先生就將此字釋讀為“虔”，現代學者曹錦炎先生又認為此字是“虎”，均認為與虞國無關。當然，筆者傾向於認可此字正是“虞”，這件青銅器正是虞國青銅器。
然後一個問題是，虞侯夨所封的“宜”，到底是在哪裡呢？從出土地看，丹徒煙墩山是春秋吳國的重鎮“朱方”，今天鎮江還有“朱方路”，這也是學者主張宜國就是吳國的一條重要證據。但即使“宜國”就在此處，也不能證明就是吳國。郭沫若先生就認為，宜國是被吳國滅亡的一個鄰國。何況，宜侯夨簋在丹徒的西周大墓出土，就能證明虞國的分支宜國一定活躍在江南地區嗎？
當然不行！眾所周知，越王勾踐劍出土於湖北江陵望山1號楚墓，今天還成為湖北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但不會有人認為春秋越國已經進入了湖北境內。學者對這件青銅器有兩種猜測，一是認為這是越王勾踐嫁女於楚的媵器，二是認為這是楚國攻越戰爭的戰利品。所以如果丹徒只出土一件宜侯夨簋的話，其實很難說明丹徒就是虞侯夨轉封的宜國所在地，因為“宜”這個字本身就和吳、朱方沒有關係。
黃盛璋先生就認為，周王賜給宜侯的人民有“鄭七伯”，那麼“宜”一定在“鄭”附近；周王是在閱覽“伐商圖”後才分封宜國的，說明宜國也應該在中原一帶，這個地方很可能是戰國時期著名的韓國宜陽（今河南宜陽）。也有學者認為“宜”字不是“宜”，比如唐蘭自己就先釋為“宜”而後釋為“俎”，王暉先生據此認為“俎”即春秋的“柤”，在江蘇邳州一帶。不過，他們雖然質疑了“宜”（或“俎”）的地望，但並沒有否認吳國是太伯之後。
其實，就算是認為宜侯夨是出自“虎方”的曹錦炎，仍然指出“1982年出土的母子墩青銅器，其內涵接近煙墩山出土的銅器，表明確有一支周人勢力南下江南。但其進入長江下游的時間能否早到西周康王時，卻是需要重新考慮的”。李學勤先生也曾懷疑宜侯夨簋不是吳器，但其在1985年的《宜侯夨簋與吳國》一文中，認為煙墩山附近的一些本土墓葬，相繼出土周式青銅器，證明宜侯夨簋在此出土並非偶然，證明了周人文化與土著文化的合流。
這裡介紹一下出土周式青銅器的本土墓葬。在江蘇句容的茅山風景區遊客中心附近，有一座先吳文化博物院（原江南土墩墓博物館），展示了江南土墩墓的歷史文化。所謂“江南土墩墓”，系蘇南寧鎮一帶集中在西周春秋時的一種人工土墩，這種土墩是一種平地起封、無墓穴葬具的墓葬，在過去的地方誌里長期被當作是“藏兵洞”“炮墩”“烽火墩”“風水墩”“古戰堡”。
與之類似的是太湖一帶存續於西周中期至戰國前期的石室土墩墓，區別在於墓葬砌有長條形石室。葉文憲先生從其延續的時空判斷，土墩墓為吳人墓葬，石室土墩墓為越人墓葬。
區別於同時期中原墓葬的“不封不樹”，土墩墓明顯為江南一帶的特色墓葬，可以視為一種土著文化。對於土墩墓出土大量西周青銅器，學者遂解釋這體現了吳國上層為周人貴族，下層為土著居民的現象。但這種“周文化”究竟對吳國影響多大呢？考古學家李伯謙認為：“吳文化的主要內涵還是應由當地某種新石器文化、早期青銅文化發展演變而成。”他的觀點是吳文化發展更多具有本土性。
歷史學家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一書中，有一章《邊緣人群華夏化歷程：吳太伯的故事》對此事有最精彩的分析。王先生認為，從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中原與江南實際上就存在雙向交流，不僅是中原影響江南，同時江南也影響中原。所以在西周江南地區發現中原文化因素，不能證明周人抵達江南。土墩墓不管是否出土商周青銅器，但整體均為本土系墓葬，至於出土的青銅器，可能是從中原流落到這裡，也可能是出自當地貴族的仿製。
為什麼當地貴族要佔有、收集甚至仿製中原青銅器？這當然體現的是他們對華夏文化的嚮往。特別是土著吳人無意中獲得“宜侯夨簋”時，他們擁有了中原虞侯封於宜這一歷史記憶。春秋中期，吳國開始強大並通於上國，晉國大夫巫臣敏銳捕捉到這一動態，施展“聯吳抗楚”的戰略。此時吳國急需得到華夏認同，他們拿出“宜侯夨簋”的歷史記憶，希望尋找自己失落的族源；而夨國、虞國早已相繼滅亡，華夏國家也就樂於把太伯奔吳這一傳說移植給吳國。
王明珂先生認為吳國是攀附的太伯後代，這種觀點其實也有前人提過，如陳橋驛先生就認為“吳為周後說是完全不可信的，是在吳成為中原大國的吳王夫差時代造出來的”。不過其觀點比較簡單粗糙，比如吳為姬姓的出身，早在壽夢、闔閭時代就具備了，並非夫差時代才有。而王明珂先生分析就要深入具體得多，他還列舉了許多“假借祖先傳說”的例子，其中就包括同時代華夏邊緣的秦、楚、越以及漢晉時期的匈奴、鮮卑羌，等等。
王明珂先生主張的是西方後現代族群理論，與當年顧頡剛的“古史辨”有異曲同工之妙。
王先生自己就認為“由歷史記憶、歷史心性分析來探索史實，可以開創許多新的歷史研究內容，或延續、補充過去中斷的研究傳統——如過去古史辨派學者對於傳說古史的研究”，所謂“歷史記憶”，就是文獻與口述歷史；所謂“歷史心性”，就是“歷史記憶”所循的選材與敘述模式。這也類似顧老主張的“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故對於族群攀附的問題，他們認識也是一致的。
當然，這只是一種供參考的理論方法，對於具體結論則未必需要盡信，但無論如何，對於我們理解古史傳說會有更加深入的認識。吳國國君到底是不是太伯後代？因為早期史料的匱乏，實際上很難證真或證偽；但不管他們是不是太伯後代，實際上在春秋中後期，都已經完成了華夏化的塑造。我們在一方面探求“歷史事實”的同時，另一方面也應該注意到，“歷史記憶”是如何被書寫與流傳的，為什麼會存在這種“歷史心性”，這才是歷史研究的全部。
林屋公子，文史作家，主攻先秦秦漢史。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悟空問答簽約作者，澎湃歷史專欄作者，網易歷史專欄作者，百度ta說合作作者，全歷史合作作者，出版有《先秦古國志》《先秦古國志之吳越春秋》《山海經全畫集》實體書三種，作品散見於《國家人文歷史》《北京晚報》《醒獅國學》《百家講壇》《威海晚報》等報刊雜誌及自媒體。感謝閱讀，歡迎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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