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怎樣一個人？熟讀《將進酒》《夢遊天姥吟留別》的人可能會堅定地說，他是一個浪漫的詩人，追求瀟灑無羈、自由自在的生活，否則怎麼會叫他“謫仙人”呢？

四川江油李白故居

不過，恰如有研究者所總結的，李白的心理狀態極其複雜，“飄逸”根本不足以概括。他“既有積極入世的功業之心，又有超凡去俗的仙隱之志，還有放蕩無拘的行樂之意”（賈茜《李白文學思想與詩意精神》）。不可否認的是，積極入世的功業之心構成了李白所有作品的隱含背景，所謂仙隱之志只是功業之心難以實現時的補充。在剖析李白作品時，如果脫離對李白建功渴望的解讀，就無法真正認識到他複雜而深刻的內心世界。

（一）行走在盛唐之世

學界一般從李白的《古風·其一》入手，來闡釋李白的政治理想。這首詩歌中蘊含的政治意味非常濃厚：“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古風·其一》）李白以孔子的文章功業自況，抒發出蓬勃的雄心壯志。無論這首詩是否如裴斐所言的“此詩當屬早期‘大言’之作”（裴斐：《李白與歷史人物》），它都如實體現了李白的壯懷。俞平伯就說“太白這首詩敘他自己的懷抱志趣”，認為“這詩的主題是借來看文學的變遷來說出作者對政治批判的企圖，

那麼，這位詩仙滿腹才華，為什麼偏偏想要躋身官場？他的政治理想究竟如何？

被大多數文學史家視為道家的李白，內心充滿了各種建功立業、匡扶天下的儒家抱負。從其現實性來看，這種抱負一方面來自李白自年輕時代開始對自己學業文章、經世才能的自信乃至自負，另一方面來自於盛唐文人在時代強音下普遍的積極態度和進取精神。

公元727年，二十多歲的李白寫下了《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

“吾與爾，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蔭君青松，乘君鸞鶴，駕君虯龍，一朝飛騰，為方丈、蓬萊之人耳，此方未可也。乃相與卷其丹書，匣其瑤瑟，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為難矣。”

這段話中有一個鮮明的信號，李白在年輕之時已經設計了自己的生活目標。這個目標看起來太高遠以至於縹緲，它純乎是一個政治目標：他要先“奮其智能”使“海縣清一”

此外，我們還要考察李白本人的生活經歷對其政治覺悟的影響，以及他所處的盛唐時代環境下士人們的普遍心理狀態。

一般認為，李白本人出生於西域碎葉（今吉爾吉斯斯坦境內），幼年隨家庭遷移到四川江油。這兩地都不在中原核心區域之內，因而相比中原文人，他多了一份狂野不羈之氣。問題在於，缺少中原士族的社會關係與官宦人家中自幼開始的對政治才能的潛移默化的薰陶，

吉爾吉斯斯坦發行的李白郵票

陳寅恪和郭沫若都認為李白的父親是一位積累頗多的富商。李白在《上安州裴長史書》回憶自己“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可見年輕時候出蜀遊歷，他的身家是相當富裕的。趙昌平指出，由於在盛唐時時代氛圍比較開明，李白散金助友，“正是‘豪友’風氣的表現。這種經濟上的優勢，必然加強其心理上的優勢，從而使得‘豪友’出身的才俊之士李白，胸次更為開張，意氣更為縱逸。”（《李白性格及其歷史文化內涵——李白新探之一》）

李白生長於盛唐，但是盛唐並不是一味的光明卓越，在其光鮮的外表下同樣也埋伏著帝國的重重隱憂。由於唐代科舉制還不夠完善，錄取人數極少且多被權宦子弟把持，貧寒士子向上的這條通路幾乎被堵塞。底層士人心中的不安與不平愈來愈盛，隨著帝國逐漸步入中期，國家政治的清明程度也逐漸地發生變化，以至於以狀元及第的王維都對現實產生懷疑，向“詩佛”發展。“高自期許，狂傲不羈的盛唐才士，在思想與政治上其實是幼稚的，他們甚至比莊孟更不切實際

《虢國夫人遊春圖》，多少能體會一些盛唐氣象

李白的胡人出身、蜀中成長經歷，使他對當時政治、權力運行方式的瞭解有先天的不足，他對錢財的灑脫態度，使他沒有捲入科舉考試中“貴者以勢託，富者以財託，情故者以情託”的濁流，但相應地，豐裕的家財於他的仕途幾無幫助，只是被他用來救濟落魄士人。由於缺少實際的觀摩和鍛鍊，李白的政治敏感性是薄弱的，其經國治世的思想幾乎沒有在詩歌作品中展露出來，在幾次入京、入幕中，也許有各種現實原因掣肘，但他畢竟沒有表現出多少踏踏實實的治政才能。他對於民生、國務的思索，“並不越出左思《詠史》寒士對權貴的抗爭”，“在開元中期到天寶時期的特定歷史時期中，李白詩之所以具有典型性，不在於這些，而恰恰在於他在思想、政治的稚嫩這一時代性的特點上“出類拔萃”到近於天真的程度” （《李白性格及其歷史文化內涵——李白新探之一》），雖然他嘲笑魯儒“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嘲魯儒》），但焉知他自己又不是對“經濟策”“茫然如煙霧”中的一員呢？

（二）短暫的仕途生涯

李白從年輕時就滿懷抱負，但他的政治理想又是天真的，政治才華並不算出類拔萃。那麼，李白一生中的經歷了怎樣的政治生活？

李白在年輕時，“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二十餘歲“杖劍去國，辭親遠遊”，然後“與逸人東嚴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睹，因舉二以有道，並不起。此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上安州裴長史書》）既然

李白曾分別向裴長史和韓荊州上《上安州裴長史書》《與韓荊州書》求舉薦，未果。之後他赴長安求仕。李白曾幾入京師，學界觀點各異，有“一入”、“二入”、“三入”之說。通常認為，“他大約在開元二十四、二十五年前後，西入長安求仕，結果是大失所望。他在長安看到的是官場的黑暗，心中充滿憤慨和不平。”（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卷》）。《古風·其八》《蜀道難》《梁甫吟》《行路難》都與這次入京有關。

西安興慶宮公園沉香亭

第二次入京前，李白在江南越中一帶隱居。天寶元年（742年），他應詔入長安為翰林供奉。這使李白極其振奮，認為自己的政治理想終於邁出了第一步。他寫下了著名的《南陵別兒童入京》，內中說道：“會稽愚婦輕買臣，餘亦辭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但是他在京師的生活與其“濟蒼生”、“安黎元”、“安社稷”的理想抱負相差很大。經過傅璇琮的考證，翰林供奉不過是個非常邊緣化的沒有正式官銜的閒職，與政治幾乎絕緣，更沒有李白自己所聲稱的“既潤色於鴻業，或間草於王言”這種起草政令的重要性，“實際上只不過把他當作一個陪同宴遊的侍者”，“高力士為之脫靴、進讒言於楊貴妃等等，皆為後來傳說之辭”（傅璇琮：《李白任翰林學士辨》）。天寶三年，李白被“賜金放還”，鬱郁離開長安。

《上陽臺帖》，據說744年（天寶三年）李白所作

這次離開或者為迫不得已（一般認為是受讒，但究竟是誰、如何進讒言，尚未有定論）。李白剛離開長安，就寫了《贈崔侍御》詩，希望崔侍御再薦於朝。未果。

玄宗末年（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李白當時正在廬山一帶隱居，永王李璘奉玄宗普安郡制置詔出兵平叛，李白入永王幕。此時李白認為建功立業之時已到，自負能一展宏圖，協助李璘蕩平敵寇，寫下了“但用東山謝安石，為為君談笑靜胡沙”(《永王東巡歌》其二)”這樣豪情滿滿的詩句。不料在靈武即位的唐肅宗出於疑忌，派兵將李璘消滅，李白也獲罪被流放夜郎。

（三）官場失意，方有詩仙

公盾在《李白研究》中以仕宦長安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認為：李白前期熱衷功名，後期則由魏晉文人式的放歌縱酒的生活、佛道的虛無思想，逐漸代替了前期的慷慨激昂。在前期，李白的詩歌一方面表現出博大恢弘的氣魄與光亮鮮明的格調，另一方面，在其清逸的詩歌中也呈現出高遠、自由的氣息，反映出他強烈的希望與自信。

在李白的垂暮之年，他強烈的立功願望還沒有完全放棄。上元二年（761年），李白已經年近花甲，仍打算投身太尉李光弼出鎮臨淮、追擊史朝義的大軍，因病折回，寫下了《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中一割之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十九韻》一詩，感嘆說：“願雪會稽恥，將期報恩榮。半道謝病還，無因東南征。亞夫未見顧，劇孟阻先行。天奪壯士心，長吁別吳京。”次年，李白病逝當塗。

從李白的政治生活看，經歷了多年的人生挫跌，無異於一出悲劇。兩入京師均不得志，投奔李璘，卻逢李璘兵敗。在政治閱歷和政治眼光上，他顯得有些天真、不成熟甚至與別官格格不入。安史之亂裡，著名詩人高適應肅宗召，“適陳江東利害，且言璘必敗之狀”（《資治通鑑》），李白卻看不清形勢，主動入李璘幕，還寫下《永王東巡歌》，幻想著“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唐初直到盛唐年間，社會上流行遊俠風氣，尊崇武力，但李白《古風·其十二》中卻流露出他的反戰思想。敦煌唐詩選殘卷中李白“盧桔為秦樹”一首最後兩句作“君王多樂事，何必向回中”，周勳初指出，“回中”為古代地名，位於隴右，李白責難玄宗何必拓邊。李白“一貫反對拓邊戰爭，不為儒家‘嚴夷夏之防’的古訓所束縛。與他同時的詩人，在對待石堡城之戰與徵南詔的問題上均與唐王朝持同一立場，李白則否，此亦可見李白的思想矯矯不群，不能以常情度之。”（周勳初：《李白詩原貌之考索》）這些不合主流的態度，當然不會獲得上層人物的賞識。

李白對政治事務的態度，往往不是出自冷靜的觀察和分析，而是憑感受、憑意氣，或許是因為他身上的詩人氣質完全勝過了他的政治素養。不過我們也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看，倘若李白始終託身於官場，恐怕中國古代文學的寶庫之中會少許多奇情縱橫的詩篇，唐代文學界最寶貴的明珠倘若蒙塵，那對於詩壇來說才真是大大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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