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的歷史記載，一般都從三皇五帝說起。
三皇指的是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他們生活的時代遠古，或在四五千年至七八千年以前，乃至更為久遠，基本無跡可尋。
五帝為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時代下承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朝代夏朝，時間約在距今4000年到5000年之間，我們常說的“中華有五千年璀璨文明”，就是從黃帝時代算起的。
但是，西方學者認為，中華文明只能從商朝算起，即中華只有3500年文明而已。
這是為何？
他們說，文明必須具備四大要素：城市、文字、青銅、神廟和祭壇。
實際上，一開始，他們也不承認商朝存在過的。
但殷墟被髮掘出來，商朝發達的文字體系，精緻的青銅器皿、華美的服裝，以及車馬、宮殿，一下子呈現出來，突如其來的征服了他們。
不過，與殷墟被髮掘出來相似，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也被髮掘出來了。
現在，二里頭遺址已被視為夏文化探索最重要的遺址。
並且，二里頭遺址也出土有青銅器、玉器、陶器，也有車馬、宮殿的遺蹟。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徐炳昶先生認為，二里頭遺址有大型宮殿，還有很多的墓葬，出土有青銅器、玉器、陶器，已經是一個文明社會了。它的時代、地理位置和我們文獻記載的夏相吻合，即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文化。
然而，僅僅因為缺乏文字，夏朝始終得不到西方承認。
美國、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倒是提及到中國的夏朝，但並不如像商朝、周朝之後的朝代更被認可。
想想真是覺得不甘心。
要知道，《史記》和《竹書紀年》都清清楚楚地載有夏朝帝王的世系表，除開夏禹不算，從啟到桀共十三代，傳了十六人，歷四百七十一年。
這些帝王分別是啟、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芬）、芒（荒）、洩（世）、不降、扃（局、禺）、胤甲、孔甲、皋（吳、皋苟）、發（發惠）、履癸（桀）。
整個夏朝的發展，帝王世系清楚，脈絡分明。
怎麼可以否認它的存在呢？
而且，我們可以看中華文化的傳承，從5500年以前的內蒙古紅山文化，第一次發現玉器，發現龍形象，到4000年前開始在中原地區的山西陶寺文化發現龍形象。再到3500-3800年前河南二里頭文化的玉器和龍形象等等，都是一脈相承的。
因此，很多愛國學者不服氣，窮盡一生追索著夏朝文字的蹤跡。
考古科學家李學勤和李伯謙在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器上找出了許多“刻畫符號”，並且，他們認為，有些“刻畫符號”還可以“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
因此，鄭重發表聲明，聲稱自己發現了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夏代文字。
實際上，迄今為止，我國已經發現夏朝文化遺址200多處，其中已有30餘處展開了深入的考古發掘。
除了二里頭遺址的“刻畫符號”，中國科學院考古所的餘人傑聲稱自己發現了湖北盤龍遺址刻在銅板上的夏朝文字。
山東大學教授劉鳳君也聲稱自己發現了早於甲骨文七八百年前的昌樂骨刻文。
考古專家裘錫圭相對比較慎重，稱大汶口遺址出土的刻劃符號，跟漢字相似的程度是非常高的，他們之間似乎存在著一脈相承的關係。
甚至，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的張居中在河南賈湖遺址發現了十幾個距今已有7000年刻符，它們是刻在龜甲上的象形符號，與4000年後的商朝甲骨文非常相似。
甘肅大地灣遺址出土的陶器上，也發現了7000年前的彩繪符號，與1000年後半坡遺址的“人面魚紋”陶器刻符相似。
1982年，考古學家在發掘山西省襄汾縣的陶寺遺址時，還就一個殘破陶壺的兩個符號展開過激烈的辯論和考證。
那兩個符號是用硃砂書寫在扁壺的正面鼓腹部上——該破陶壺因此被命名為朱書扁壺。
其中的羅琨先生和何駑先生對這兩個符號的解讀最有意思。
羅琨先生說，這兩個符號寫的是“易文”二字，是人們歌頌堯帝——伊祁放勳的功德。
何駑先生則說，這兩個字其實是“文堯”，“文”就是“文德”；“堯”就是堯帝……
可惜的是，不管國內學者爭論得多麼激烈，西方學者並不以為然。
他們認為，不管是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畫符號”，還是餘人傑發現的湖北盤龍遺址刻在銅板上的“夏朝文字”，抑或山東大學教授劉鳳君說的昌樂骨刻文，還是裘錫圭說的大汶口遺址出土的刻劃符號，以及賈湖遺址龜甲上的象形符號、甘肅大地灣遺址的彩繪符號、山西陶寺朱書扁壺的兩個符號等等，僅僅只是符號而已，並不能稱之為文字。
字與符號的最根本區別是什麼呢？
字主要用來表意，一個成熟的文字，無論它在什麼場合，它所表達的意思是特定的。
殷墟甲骨文之所以被認為是成熟文字，就因為它有5000個以上的單字，表意能力非常準確。
符號則不同。最簡單的符號，就與結繩記事的功能相同，比如畫一個小三角符號，它在這個場合表示的可能是著重號，在另一個場合表示的卻是別的意思。
一句話，西方學者認為，所謂的“骨刻文”、“陶寺朱文”、“夏代水書”，都和賈湖刻符、雙墩刻符、半坡陶符、青墩刻符、莊橋墳刻符等等一樣，全是符號，不是文字。
不得不說，從西方學者這一苛刻的角度來看，夏朝真的缺乏成熟的文字來表徵它的文明。
那麼，夏朝真的不存在系統的文字嗎?
如果有的話，為什麼一直找不到呢？
國家博物館的一尊名為“作冊般青銅黿”的商朝青銅器，上面記述有商王的射禮的過程。
考古學家對青銅器上的“作冊般”這三個字若有所思。
首先，大家原以為源自《周禮》的射禮，其實在商朝早就有了。而這個名叫“般”的人，應該是商朝的史官。這說明商朝是有專司記史的官員的。最主要的是，“冊”字的象形意義是連成排的木片，這就意味著商朝有竹簡，即商朝的史官記史，並不刻在甲骨上，而是記在竹簡上的。
《尚書》中記載的“惟殷先人，有典有冊，殷革夏命”，說的就是殷商先人用書冊載史的事。
現在我們看到的商朝的甲骨文，都是祭祀或占卜用的祭文、卜辭，並不是記史的文字。
而記史的文字，都是記載在裝訂成冊的竹簡上。如果，能發掘出這些竹簡，那麼，就有可能看到記載在上面的成湯滅夏的這段歷史。
商朝人信鬼神，喜歡祭祀、占卜，因此在龜背、獸骨上刻下了文字，所以能保存至今。
但是，竹簡比不上甲骨，比不上青銅，極容易腐爛。
另外，夏朝不愛祭祀，不愛占卜，那麼夏朝的文字，都是記載在竹簡上的，這，也是我們一直找不到夏朝文字的主要原因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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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對它們總是瞭解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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