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周青銅器裡，大約很難找出比“盉”的造型更讓人眼花繚亂的。和爵、觚、觶等對穩定的器型不同，它的類型特別多，彼此間差異很大。李雲朋曾經整理研究了目前所見的兩百餘件商周青銅盉，居然能分為兩大類，一共八型，每種型下面有若干亞型，亞型下面又分為若干式。根津美術館收藏的商代左、中、右盉，這種造型是“獨一份”，突然出現，以後再也沒有這種式樣。
“獨一份”意味著它很珍稀，不過，更令人唏噓的也許是這三件大盉的漂泊，這樣一箇中國商代王族的專有重寶，在一個特殊的時段出現後就被帶出國境，也許，它們會這樣一直漂泊在異國他鄉。
（一）根津嘉一郎的收藏
1860年，初代根津嘉一郎出生於現在日本的山梨市。37歲時，他把事業重心移到了東京。他的事業越來越大，到了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根津嘉一郎收購併重振了經營不善的東武鐵道，被譽為“鐵道王”。
也許是為了通過茶會融入政商界，也許是根津嘉一郎本就對茶會非常感興趣，他常常參加上層人士的茶會或自設茶筵。茶會不但需要準備體面、珍稀的茶道具，還會展示書畫等古美術。因此明治三十年起，根津嘉一郎常常出入各地的“入札會”（即競買會）購買文物，他的興趣原本在於瓷器、書畫等茶道所用到的相關器物，後來他的收藏越來越多，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時，他整理並記錄了自己偶爾的收藏，共計五百多件。明治四十年（1907年），當美術商、古董商、收藏家們建立東京美術俱樂部時，根津嘉一郎以一千三百股（共發行三千股）成為大股東。
根津嘉一郎
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力較為強盛，民眾有一部分注意力轉向古美術，像東京美術俱樂部這樣的藝術團體比較活躍。當時通過興辦實業而發家致富的企業家們一方面保持著對中國和日本古代文物的喜愛，另一方面對俵屋宗達的松島圖屏風等日本重要文化遺產流失海外表示擔心。有實力的收藏家們紛紛出手，守護這些珍寶留存國土。昭和三年（1928年），山中商會在京都展銷從中國天龍山等地盜運來的大批佛像，原本不感興趣的根津嘉一郎聽說山中商會要把它們賣給美國之後，改變主意購入了四十二個佛頭。今天我們還能在根津美術館看見這批佛頭的一部分。
松島圖屏風，17世紀，俵屋宗達，現存弗利爾美術館
根津嘉一郎在晚年出版的《青山莊清賞》中說：“我的收藏並非只是滿足個人的興趣，而是認為東亞的藝術品應該保存在東亞，特別是日本。”這句話更應該被理解為“日本的藝術品應該保存在日本”，因為昭和十二年（1937年），根津嘉一郎將購買的一部分中國佛頭贈送給了英國、德國、意大利等國的博物館。
根津嘉一郎用他積累的財富購買了東京都腹地南青山區的土地，這就是現在根津美術館的所在地。1940年，初代根津嘉一郎去世，次年，二代根津嘉一郎建立了根津美術館，展出留下的四千餘件藏品。之後因為戰火波及，1954年根津美術館重建。如今的根津美術館則是由日本著名建築師隈研吾設計建立的“新新館”，2009年開館。
（二）商王武丁與左、中、右方盉
根津嘉一郎一邊為日本的國寶流失海外而痛心，一邊卻努力收羅從中國流失的國寶。在日本，根津美術館和泉屋博古館是最重要的兩大中國青銅器收藏基地，而根津美術館的青銅器收藏，許多來自殷墟盜掘。
1899年，金石學家王懿榮在中藥材龍骨上發現甲骨文，認為是“殷人刀筆文字”，此後數年，甲骨收藏迅速升溫。大約十年後，羅振玉才獲知甲骨出土地點為“濱洹之小屯”，認為那裡就是文獻上所說的殷墟。但殷墟正式開始考古發掘，已經是1928年的事情了。在這之前，殷墟私掘濫盜情況已經極其嚴重，正式考古發掘之後，殷墟青銅器仍然大量被盜賣。
1934年，考古學家石璋如到達殷墟侯家莊商王陵區進行發掘，村民告知曾出土三件“高射炮”，賣給了日本人，這就是現在收藏於根津美術館的左、中、右三件方盉，根津嘉一郎總共花費了三萬大洋。1935-1936年，英國倫敦皇家藝術學院舉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日本將包括方盉在內的四十五件收藏送去參展，方盉被選為第一週的“最佳展品”。 根津嘉一郎為此非常得意。如今，它們是根津美術館的鎮館之寶。
當年是誰挖出了它，又偷偷賣掉了它，與它一同被盜掘出土的還有哪些器物，它們當初是如何擺放在陵墓之中，如今已經不得而知。對盜掘者而言，它意味著亮閃閃的大洋，他們肆無忌憚地破壞了這些寶貴青銅器的埋藏環境，也就極大地破壞了“講述商王故事”的可能。假如它像婦好的墓葬一樣保存到現在，能夠由考古學家對它的出土情況進行系統考察分析的話，那我們對於商代文明的瞭解就會更深。
包括容庚在內的許多研究者都指出，這三件方盉出土於殷墟侯家村西北岡M1001大墓。朱鳳瀚在仔細分析西北岡大墓的打破關係、出土文物後認為，M1001大墓很可能是商王武丁之墓。商王武丁，就是婦好的丈夫，是商代最傑出的統治者之一，《晏子春秋》稱武丁為“天下之盛君”。
西北岡大墓分佈平面圖
這就使這三件方盉的意義更加重大。如果朱鳳瀚的判斷正確的話，那麼，它們就是商代最輝煌時期的見證。武丁在位59年，商王朝連連征戰，《甲骨文合集》的2100多片戰爭卜辭中，武丁時期的佔1715片，包含戰爭60多次。戰爭一方面消耗了大量資源，另一方面可能也通過掠奪而補充了資源，因此大肆征戰的武丁反而令“殷道復興”。
武丁時期也是商代青銅器鑄造的高峰。從武丁後段開始，青銅器裝飾出現了雷紋地的“三層花”，這是青銅器鼎盛期的標誌。武丁時期的青銅器開始出現銘文。一般字數較少，但書法己經比較成熟，有的帶有藝術性，這是周代金文的開端。
婦好墓出土青銅器的銘文
武丁時期也是商代祭祀最興盛的時期。《尚書·君奭》中，周公對召公說“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一般將甘盤註釋為武丁的賢臣，但這位賢臣是和伊尹、伊陟、巫咸、巫賢並列的，因此他的身份很可能是一位大巫。武丁時，巫所代表神權地位極高，陳夢家的統計指出，殷墟甲骨出現的120位貞人裡，屬於武丁時期的就有73人。武丁在祭祀時使用大量犧牲，最多時達到千人、千牛、五百羊。
帶上這樣的時代背景來看左、中、右三件方盉，所形成的感受就不一般了。那是商代最繁榮時留下的證據，只有在那樣強盛的年代中，才會有形制如此巨大、花紋如此繁密的重器。它的通高達到了七十多釐米，流傳下來的所有商周青銅盉中，比它更大的非常少見。三件方盉器形制類似，都是方體瘦高，四個袋狀足組成腹部，柱狀足跟，都以雲雷紋襯地，盉蓋、盉身分佈著面積大而顯眼的獸面紋，整個盉的表面被密集而略顯粗獷的紋飾佔滿。在細節上，三盉又有諸多不同，比如鋬內分別鑄有左、中、右銘文，表明其有嚴格的擺放位置。鋬鑄出鳥、龍的造型，器身中部環繞著龍、鳥、魚紋（商代的龍紋可能本為蛇紋，本文暫時以龍來統一稱呼），相應地，流部也分別裝飾為龍首、魚口等造型。
鋬的造型
龐大而精細的三件方盉宣揚著“天邑商”的威嚴和信心，也展現著君王的強力。那是一段早已塵封的歲月，只有寥寥一些器物能證明。這就是左、中、右三件方盉存在的最大意義。
（三）讀盉
對於商代，我們知道的並不多，即使已經發掘了婦好墓，即使已經研究了上百年甲骨文。這三件盉，除了它出自安陽武官村西北岡 1001號王陵，除了它氣勢恢宏、製作精美，我們還能從它本身讀出什麼內容嗎？這比較困難，只能作出一些嘗試。
這種管狀流在頂上的封口分襠盉，原型來自新石器時代的陶盉，因此這三件盉表現的是青銅盉的早期形態。盉後來可能承擔了水器的功能，不過大部分的盉還是被當做酒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容庚作《商周彝器通考》，將盉歸入酒器，王國維以盉為調酒厚薄之器，郭寶鈞也認為青銅盉是“古時和酒溫酒的器”。這三件大盉，製作如此繁難，應該不會作水器使用。
盉身的紋飾，最突出顯眼的仍然是商代主流紋飾獸面紋。在根津美術館的展牌上標註的是“饕餮紋”，這種稱呼在上海博物館等國內博物館裡已經棄用，因為它和饕餮全然無關。三件方盉的獸面紋各有不同，差別主要在於角部。
盉蓋不同的獸面紋
為何左、中、右三件方盉會特意標出不同的銘文，又設置不同的流、器身中部有不同的動物紋飾。我們可以根據商代文化特徵來猜測，這三件方盉分別代表著不同部族的祖先神。
首先，無論商代是否像於省吾、胡厚宣所說是一個鳥圖騰的時代，它有濃厚的圖騰意識殘餘，這是無可非議的。無論是流傳的“天命玄鳥，感而生商”的傳說，還是大量有動物紋飾的青銅器，都說明動物在商民族心目中還具有保護神或者能夠通神的意義。從持續到東周時期的各種鳥獸尊來看，這種動物崇拜的影響是比較深遠的。
其次，動物崇拜之後，通過靈魂崇拜和生殖崇拜，逐漸轉化為祖先崇拜。從商代晚期的卜辭可以看出，商民族對於祖先神極其重視，殷墟時期先是進行集合示名的合祭，祭祀對象是父子相繼的直系先王，商代末年的周祭制度更加大面積地祭祀先祖、先妣，按其世次輪番致祭。這些祖先祭祀儀式規模大、持續時間長，非常隆重。商代的祖先神有很大可能以動物形象出現。生為人類，死後靈魂迴歸動物，這從婦好墓屈腿如鳥的“鳥人”玉飾就能看出來。
再次，商代的政治組織形式有王權至上的因素，但《逸周書》說“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可見還保留著一部分部落聯盟的民主平等色彩。張光直髮現王亥等商先公的祭日為辛日，而商名相伊尹祭日為丁日，指出商代王族存在十個日干氏族，王暉在考察商代祭祀等情況後，也肯定了十干氏族的存在。這些氏族之間區分的關鍵，應該在於不同區域下形成的經濟和社會生活差異，並以不同的動物崇拜表現出來。
商王的地位雖高，但其他部族、方國的首領並不都是商王的直接下屬，不完全受商王控制，二者不是簡單的君臣關係。晁福林認為，商代王權受到方國聯盟、神權（體現在貞人權力上）、族權（子姓族眾權力）的限制。可以推測，商代是不同部族的聯合體，王權在最強的兩到三個部族之間輪換，因此才會出現那麼多“兄終弟及”的繼承方式，才會出現那麼多王位繼承上的紛爭。在這樣的情況下，商王在祭祀祖先神時需要一同祭祀其他主要部族的祖先神，因此盤庚遷都而支持者不足時，他才會恐嚇說將他們的劣跡禱告給他們的先祖，讓先祖拋棄他們，給他們降災。
各個不同部族的不同祖先神，以不同的動物形象出現在商代的祭祀重器上。它們是魚，是龍，是鳥，後來又增加了牛。這就是青銅器上包括獸面紋在內的動物紋飾的意義，它們是不同部族祖先神的形象。這三件不同的盉，以其各自區別的動物紋飾形象，通往不同的祖先神靈。
婦好偶方彝
崇拜魚的部族、崇拜鳥的部族和崇拜龍的部族，它們試圖以三件青銅方盉的方式留下永遠的記號，並把這些記號埋葬在武丁的大墓裡。三千多年後，這三件方盉重見天日，出乎意料的是，它們並沒有重新駐紮在這片先祖們征戰和生活過的熱土，而是漂泊過海，停留在根津美術館的展廳中。這個美術館和三件方盉的家鄉沒有一丁點關係，方盉每天所面對的，大多也不是這些商代部族傳承下來的子孫……
閱讀更多 中國文化筆記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