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品《超生游击队》
2002年深秋，我正在院子里玩耍。忽听奶奶一声吼，“妮儿，快跑。大队支书来了！”
我像一只老鼠，踩着拖鞋、慌不择路地窜回屋子。顾不上撞在门上红了半边的脸颊，一头扎进了大衣柜里。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这样的场景隔三差五就上演一次。大队支书、村会计、警察，甚至是村边突然出现的卖货郎，都会让我和家人成为“惊弓之鸟”。
这一切只是因为，我作为二胎出生的时候，正好是计划生育风口浪尖上的1991年……
二胎
我叫杨虹，河南南阳人，出生在1991年元旦后的第三天。
当时，父母已育有一子，但他们的婚姻并不如意，三天两头吵架，每次吵架后母亲都会离家出走。1990年，在母亲消失半年后，父亲终于在湖北找到了她。哄好了母亲之后，父亲突然有了个念头：再要个孩子，最好是女儿，会哭会闹会缠人，母亲就不会乱跑了。
我带着“拴住”母亲的重任降生了，父亲姓白，给我取名“白雁鸣”，寓意“雁过留声，一鸣惊人”。父亲很喜欢这个名字，觉得很有文采，可惜的是，这个名字没能伴随我多久。
我四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匆匆赶回了老家——爷爷坐牢了。
那个年代，抓“超生”是村干部的政绩，找到一个，就可以戴大红花，还能获得镇上的表彰。母亲离家的这段时间，缺席了一年多“孕检”，引起了计生办高度警惕。
所谓孕检，就是还有月经的已婚女子，每月去卫生站排队做B超。如果发现已经生育又怀孕的，直接引产加罚款，术后强制结扎；生有一孩的，还会劝导“上环”，也就是放置宫内节育器。
母亲没有随大流“上环”，并长期缺席孕检，计生办干部坐不住了，带人寻上门来。
奶奶解释说母亲与父亲吵架离家出走了，公社干部不相信，认为他们是假借吵架名义，出去躲二胎。争执不下，又一直找不到我母亲，爷爷就被一众干部“请”进了派出所。
爷爷起初很硬气：“坐监就坐监，怕啥，有吃有喝就当是走亲戚了！”谁知第三天，爷爷就落泪了，对奶奶哭诉道：“这里根本不是人呆的地方。娃们回来了没？” 至今，我都不知道牢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后来一提起坐监，爷爷就脸色发白，频频摆手不让我说下去。
奶奶不忍爷爷受苦，卖掉了家里的部分余粮，又想法子借了几百块钱，低声下气地到处求人，才将爷爷领了出来。
父母抱着我匆匆往回赶，将要到家时犯了难。孩子是万万不敢带回家的，这是超生的铁证。倘若一次性罚几千块钱，砸锅卖铁凑齐也就罢了，只是，很多人上缴罚款后发现，还要面对名目繁多的其它罚款，孩子户口落实前，不知不觉就过了万。
这笔钱对父母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他们最终决定，将我这颗“烫手山芋”，以走亲戚的名义，藏在外村的大姨家。
大姨不喜欢女孩，也不愿费心侍养婴儿。母亲一再请求，承诺会时常送些粮食和钱，大姨才勉强收留我。父母得到了解脱，对大姨千恩万谢。
大姨把我当小狗似的养着。垫着烂褥子的纸箱，就是我的床，寒暑如此。大姨往箱子里扔几块馍馍，就算是我的饭，甚至几天没有水喝。
半年后母亲来看我时，见到这幅情景，与大姨大吵一架，想带走我。大姨死活也不放手，扬言不给一千块钱，以后谁都别想见。
母亲回到家里，哭倒在奶奶跟前。她们婆媳关系不睦，在此之前已经几个月没说话了，但为了我，两人暂时和解了。
最后奶奶作为家长出面，用两百块钱和两兜米面换回了我。对外说我是一个杨姓亲戚捡的弃婴，先寄宿在这里，随口以姓做名，唤作“杨虹”。
我家的老宅
寄居者
1992年5月，母亲再次离家出走，父亲又踏上了漫漫寻妻路。我与哥哥则成了奶奶的“尾巴”。
作为男孩，哥哥是家族的香火，不管父母将来如何，他在家里的位置都很牢靠。我就不同了，是黑户，又是女孩，在罚款的巨大压力下，亲戚们怂恿奶奶将我送人。可经历过在大姨家的遭遇，奶奶再也不敢轻信外人了，坚持要自己带着，实在抓得紧，再把我送到别人家暂住几天。
那时候我还不记事，后来听奶奶提起，不下十多户人家被我叨扰过，多数是奶奶的亲戚、故交，甚至是干儿女。奶奶后来常叮嘱我，人要懂得感恩，长大后一定要常去看望他们。
在众多寄居家庭里，留给我最多开心回忆的，是赵伯家。赵伯是奶奶的干儿子之一，当时他两个儿子已成年，故而对寄居的我很好，曾一心想收养我。但因为他家特别穷，奶奶担心我受苦，所以假装不懂他们的暗示。
住赵伯家时，我刚好入学，在那里读了育红班和小学一二年级。那时，有同学给我取外号，我立即回家告状，一位哥哥当天下午就跑去校门口，堵住了那个男孩，把他吓得哇哇哭。
赵大娘对我也特别好，晚上会抱着我睡觉，家里穷没有零嘴儿，她就想法子用黄豆加糖给我炒甜豆子。
唯一的烦恼是，有些无聊的大人，总笑话我是没人要的“四季客”！我不想当“四季客”，总盼着奶奶接我回家。
一次，奶奶来看我之后很快就要离开，我光着脚追出去，拽着自行车不撒手。同行的小姑一下一下掰开我的手指，我就跳脚、打滚。这一幕被邻居看见了，模仿笑话了我十多年。
那次因为闹得太凶，第二天，我发高烧了，身上长满了疹子。奶奶心疼了，把我接了回去，还是把我称作一个叫“杨虹”的弃婴。
赵伯家的房子
“快跑！”
在家上小学的那一年，是最“惊心动魄”的时候，我越长越像父亲了。闻风而动的计生干部，时常造访我家。
刚开始，我都是藏在家里的菜窖里，甚至是脏兮兮的鸡窝后。但这毕竟是家里，四顾无人的荒野才是我最不愿去的地方。
一次，午饭时计生干部突然出现，我丢掉碗跑到村外的野地里。刚秋收完，平原大地一片光溜溜，我只好跑到了一片坟地里，趴在坟头的后面，一边听着自己的心跳，一边对跟来的小狗说“不要离开我”。
还有一次，我正在上课，爷爷突然出现在窗外：“杨虹，快跑！”
我拎起书包往外冲，连招呼都没打，老师一脸惊愕地看着我。那是一个春天，麦子齐腰深，我躺在麦田里，担心着可能又要开始寄居的日子了。
计生干部们开始到学校里“抓黑”，抓到了，就是巨额的罚款。那年还没等放暑假，我就提前离开了学校。
再开学时，我被奶奶送到了三姑家，改名“刘翠”，冒充村里人，又凑合上了一年学。
在外村上学没人来调查，只是住的不如赵伯家开心。表弟顽劣，时常搞些恶作剧，在我面前放屁、把猫扔我身上。我时常与他打架，还咬伤过他。姑姑常常责备我，弟弟也呵斥我：“老住俺家干啥，赶紧走！”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奶奶说的那句话：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后来，在镇上读初中，班上有一位漂亮的女同学，下巴旁有个疙瘩，笑的时候嘴会歪。大家都好奇的问她是怎么回事，她告诉我们：“我妈怀孕时被计生办抓住，对准我脑袋的位置打落胎针，幸亏我胎位不正，打到下巴了。”
听到她的这番话，我忽然觉得，那些年的东奔西跑跟她比起来，竟不值一提了，心绪安宁了许多。
初中时，我又换了个名字，叫做“张萍”，因为与大姑家表姐相貌类似，故冒充了她。一次遇见小学同学，她喊着“刘翠”，我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为此尴尬了很久。那是我第一次如此讨厌自己“黑户”，除了四处漂泊，就是各种难堪。
我已经改换姓氏的身份证
名字
2006年初，计划生育大有松动，很多人出门打工躲了二胎，在外地医院开假的孕检单回去，户籍方面也把控得不太严了。奶奶动用了所有的关系，使我落户到了一个姓“杨”人家，我名正言顺得成为了“杨虹”，只是出生日期改成了88年。
拿到身份证那天，我看着上面的性别、民族，大声念了无数遍身份证号码，有一种终于被承认的感觉。
这种感觉真好，再也不用一次次东躲西藏、改名换姓。后来，我拿着身份证外出工作了十年，以为与千千万万的青年一样，再无“黑户”的阴影，没想到一回到家乡，就被打回了原形。
亲戚们坚持叫我白杨虹，这让我很恼火。我不断更正，他们却笑我执拗：一字之差，何必在意？你祖宗八代都姓白你不姓？
我认真回他们：在别人姓名面前再加姓，很不尊重，而且我证件上写的就是“杨虹”。他们又嗤笑：“我们只承认你是‘白杨虹’！”
渐渐地，我也看开了，名字不过是个代号，张萍或者刘翠，叫了能应声就行。然而，名字可以看淡，可因常年分离导致的血亲淡漠，却如何也搅不浓了——至今，我与父亲的关系都不和睦。
最近，国家放开了二胎政策，我也借着东风生下了第二个孩子。看着他咿咿呀呀快乐的模样，我不禁有些感慨：从今往后，不会再有黑户了，但愿那些像我一样的超生女孩，都已健康长大，为人妻为人母了。
我想，以后在和孩子聊起自己的童年时，应该能笑着回忆那些东躲西藏的日子、那些和计生办“捉迷藏”的故事，让他懂得生活的宝贵和生命的珍贵……
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北青深一度】创作，在今日头条独家首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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