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杜恩义
《盛世危言》发当时改良主义的先声，首次完整系统地提出近代中国的改良主张。认为“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短短几句话，指出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该何去何从，书中主张重商为致富之基，富然后能强，强而后能抵御外辱，而要实现此种目标，还需学习西方，重视学校、改良政治等。
《盛世危言》是近代中国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救国纲领，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司法、社会等诸多方面，针对各个方面提出改良方案。书中体现了郑观应的富强救国之道。抵御外侮，实现民族独立；重商，实行商战；学习西方，教育救国，变法自强是其主要思想主张。
郑观应在上海、澳门等地从事商务活动，同时作为一名民族资本家，深切感受到外国资本和传统势力的双重压力，于是提出振兴工商，与西方进行商战的主张。在政治上，郑观应触及君主专制制度，主张开设议会。另外，郑观应还主张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近代化。郑观应同时注重揭露、批判西方的侵略，号召反抗侵略。
同时，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坚持以王道理想为本，以学习西方先进器物为辅，最终希望回归“一道同风”的大同世界。书中首篇即为《道器》，作为全书的总纲，强调教化和王道，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用“化西为中”的方法学习西方文化，促使中国文化不断发展和完善。郑观应所谓“道”和“器”，大体是指精神和物质，郑观应认为物质文明西方强于中国，精神文明则中国胜过西方，把中西文化结合在一起即可生成完美的文明。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仍避免不了“传统”的包袱。
澳门郑家大屋内景
郑观应并非晚清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但其《盛世危言》被时人和后世称为“变法大纲”，广受赞誉，在晚清引起了轰动。张之洞称此书“统筹全局，择精语详，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在上可以成为辅世的良药，在下可以此储备人才。盛宣怀读了此书后，写信给郑观应，向其再讨要20部，以“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1895年，江苏藩司邓华熙曾把《盛世危言》上呈给光绪皇帝，光绪皇帝读了之后，也对此书大为赞赏，下旨令“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对此事，盛宣怀曾写信给郑观应，称朝中臣工“倘能从此启悟，转移全局，公之功岂不伟哉！”此后“京都各地索者络绎不绝”。邓华熙调任安徽巡抚后，在1897年、1898年又曾两次向光绪皇帝推荐此书。1898年，帝师、礼部尚书孙家鼐再次将《盛世危言》上呈给光绪皇帝。帝师、军机大臣翁同龢曾于1898年告诉郑观应，光绪皇帝经常阅览批注此书。几年之内，《盛世危言》翻印20多次，共10万余册，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最为畅销的著作之一，被赞为启迪思想、统筹全局的名著。曾有外国报纸称《盛世危言》“所载中外各事，中华人近以该书作指南针，迩来场中考试常出该书所序时务为题目”。《盛世危言》成为当时科举考试的题库之一。《盛世危言》还曾流传至日本、朝鲜等国，风靡一时。
閱讀更多 國家人文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