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李大釗，是河北省樂亭縣人。他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和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也是一位著名學者。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祖父雖然早早地就走了，但留下了豐富的革命遺產和寶貴的精神財富，他樹立的清正勤謹的家風延續了近百年，傳承了幾代人。我的父輩都繼承了祖父留下來的好家風。我父親李葆華，曾長期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逝世前曾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兼黨委書記，一生非常清廉，克己奉公，生活節儉。我們第三代的兄弟姐妹中，沒有一個是“大款”，大家都以艱苦樸素為榮。
祖父的遺產僅1塊大洋
1927年4月28日，祖父李大釗英勇就義的時候，我還沒有出生。對於他，我是從書中瞭解的。雖然從未謀面，但我通過文字與祖父相遇了。
祖父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便去世了，由他爺爺一手撫養長大。祖父的爺爺非常重視教育。祖父從五六歲便入私塾，到後來去日本留學，他前前後後一共上了18年學。在那個年代，能上18年學的非常難得。嚴厲的家教，長期的求學，使祖父從小便樹立了致力於民族解放事業的遠大志向。
留學回國後，學養深厚的祖父擔任了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那時他的月工資是120塊大洋。再往後，他擔任北大教授，月工資漲到200塊大洋，加上他在別的大學兼課，每月收入至少有250至300塊大洋。
按說，他的收入已經不低了，但因為他把自己工資的很大一部分用在了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建黨的事業上，再加上經常慷慨幫助別人，日子常常過得很緊張。
1921年，中共北平支部成立後，他每月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80塊大洋作為活動經費。此外，他還仗義疏財，多次資助家境貧困的學生。每到發工資時，祖父就會從會計科領回來一把欠條。後來，為了不讓家裡斷炊，北大校長蔡元培只好囑咐會計科每月從祖父的工資中拿出50塊大洋，單獨交給我的祖母。
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勾結帝國主義，在北平逮捕了李大釗等80餘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在獄中，祖父備受酷刑，但始終嚴守黨的秘密。4月28日，北洋軍閥政府不顧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將祖父等20位革命者絞殺。祖父英勇就義時年僅38歲。
祖父英勇就義後，家裡的遺產僅有1塊大洋。由於沒錢安葬，只好舉行公葬，也就是向公眾募集安葬款項。祖父的高尚品格感染了許多人，在為他舉行公葬的募捐人員名單上，就有蔣夢麟、沈尹默、魯迅等人的名字。
我父親李葆華於1909年在河北出生。十幾歲時，他就在我祖父李大釗的引導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祖父被殺害後，一家人從此顛沛流離。我父親李葆華為躲避抓捕，在友人的幫助下東渡日本，考取了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物理化學系，還在日本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九一八”事變後，我父親憤然中斷學業，迅速回國，投入到抗戰的洪流中。
父親拒絕調新房
我父親繼承了祖父的高尚品質和良好家風，對我們沒有什麼條條框框的規定，更多的是身體力行，身教重於言教。並且，我父母從小就用祖父的事蹟教育我們，要我們嚴於律己，不斷學習進步。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擔任過水利部和水利電力部黨組書記、副部長，在水利水電戰線上奮鬥了12個春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是新中國水利水電事業的主要開創者和奠基人。父親經常深入到各個水庫視察指導工作，有一次還陪兼任淮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的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到安徽霍山縣的佛子嶺水庫工地，當時附近沒有招待所，兩個人乾脆睡在一個潮溼的工棚裡。大別山區雨特別多，工棚沒有防雨措施，漏雨夜兩人通宵達旦無法入睡。
1978年，父親調到中國人民銀行主持工作，69歲高齡和生疏的領域，對他來說，顯然是巨大的挑戰。然而，在銀行工作的4年裡，父親經常通宵達旦的工作，規劃金融業發展藍圖，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金融業的恢復和改革工作，完成了金融業的撥亂反正，推動了金融體制革新的全面展開，也為成功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作出了傑出貢獻。
後來，父親還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然而這樣一位高級幹部，家中卻簡樸得讓人難以置信——老舊的三合板傢俱、人造革蒙皮的椅子，客廳的沙發坐下就是一個坑。房子是20世紀70年代的建築。2000年，中央有關部門要為他調新房，他說：“住慣了，年紀也大了，不用調了。”
我的哥哥李青是父親的長子。哥哥說，他有兩件事一直銘記在心。
一件事是，1994年，父親到杭州開會，時任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到駐地看他，當時在浙江工作的李青也在場。李澤民告訴父親李青表現很好，父親馬上對李澤民說：“你們對他要嚴格要求！”
另一件事是，1995年，李青在中央黨校培訓學習，週末回家看望父親，一般要騎一個多小時的自行車。當時李青已經50多歲了，騎車一個多小時也挺累的，但父親並沒有因此而照顧李青，父親從不讓他的司機接送李青。
從這些小事和細節，可以看出父親是怎樣嚴格要求子女的。我們深深地體會到，這是父親對子女的大愛，是真誠的、嚴格的愛。
我踏著先輩的腳印往前走
父親去世後，曾有記者問我：“你父親給你們留下了多少遺產？”我回答說：“我們不需要什麼遺產，李大釗的子孫有精神遺產就足夠了。”
其實，從我們幾個子女的生活點滴中，就能瞭解李家的家風。
1987年，我調到安徽省民政廳擔任副廳長，曾先後4次主持分房工作，分房近200套，從未給自己要過一套房子，在擔任廳局級幹部期間，一直住在一套60平方米的舊房裡。按照省裡的有關規定，我可以分一套新房。1987年至1992年3次分房我都有機會，但考慮到廳里人多房少，每次我都讓給了其他同志。直到1998年最後一次分房，那時我已經擔任廳長，想到許多年輕科長住房較差、需要改善，我又一次不顧妻子的埋怨，放棄了最後一次分房機會。
別人可能難以相信，一個廳級幹部住的宿舍不到60平方米，沒有裝修，也沒有什麼好傢俱，更沒有現代化的電氣設備。8平方米過道既是客廳又是餐廳，放一張老式的大方桌，連走路都得側著身。最時髦的就是一個20世紀80年代作為福利發的三人木製沙發，一半放衣服，一半放書籍。後來，省裡按規定主動給我補了一個20平方米的小套間，我的兒子才有了一個自己的空間。
我認為，一個人是否富有，更多地在於精神層面，物質方面並不太重要。
我一生與自行車有著不解之緣，可以說是感情深厚。
上中學期間，我一直騎自行車來來回回。後來當兵了，有3年時間不怎麼騎自行車。1969年退伍到合肥化工廠當工人，後來進合肥工業大學讀書，1978年任共青團合肥市委副書記、書記，1983年任共青團安徽省委副書記，1984年任安徽省民政廳副廳長、廳長，我都是騎自行車上下班。
任副廳長期間，一天，廳裡一位同志看到我步行上班，便問：“你怎麼不騎車呀？”我告訴他：“車子放在樓下被偷走了。”
對住，我不講究，對吃、穿，我也同樣不講究，我不抽菸，不好酒，更不上歌廳、洗腳房。
雖然我家挺節儉的，但我們並沒有多少存款。有人會問，錢都到哪去了？
民政廳機關裡的不少人心中都有數，在每年“送溫暖”“獻愛心”的名單中，我的名字都是排在最前面——這樣的名單，不是以職務高低，而是以捐贈的數額多少排名的。
還有，如果到農村看到“五保戶”家的房子漏雨，到福利院看到老人被子太薄，到“低保戶”家看到過年包餃子的面沒買，我就會想起祖父李大釗救濟窮人時的樣子，情不自禁地想幫助他們。對我來說，幫助需要幫助的人，是一種莫大的幸福！
李家的良好家風，讓我們能夠心平氣靜地固守清貧，我們是心甘情願的，沒有任何裝潢門面。“革命傳統代代傳，堅持宗旨為人民。”我經常用這副對聯自勉，並以此教育子女，決心把李大釗的良好家風繼續傳承下去，踏著先輩們的腳印繼續往前走。
（作者系李大釗嫡孫）
摘自2018年第7期《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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