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倡導了新文化運動
陳獨秀，1879年出生，是安徽懷寧人，他官名叫乾生，字仲甫。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他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他這一生最偉大的事蹟就是引領了新文化運動，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展。
陳獨秀新文化運動
陳獨秀是一名思想跟上時代的民主主義者，他對當時的封建軍閥統治十分不滿，他要實現真正的民主主義。他否定封建社會的制度和舊思想，陳獨秀認為只有消滅封建制度，才能救中國。早年，陳獨秀趕赴日本留學，接受了西方文化，這在一定條件下也推動了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正是由一群受過西方教育的人所發起的一場革新運動。
陳獨秀新文化運動爆發的歷史原因是因為在辛亥革命失敗以後，一些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認識到，導致這場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國民缺乏民主意識，想要救中國，必須從文化思想上抨擊舊社會制度。所以陳獨秀新文化運動倡導的是民主與科學，大力宣揚德先生與賽先生。
新文化運動開始於1915年，1923年結束，這場運動由陳獨秀領導，他是這場運動的主導人。新文化運動以五四運動為分界線，分為前期和後期。前期是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運動，後期是新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運動。而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所創辦的《新青年》，這本雜誌成為了新文化運動興起的重要標誌，是新文化運動的土壤。
陳獨秀為人怎麼樣
縱觀陳獨秀跌宕起伏的一生，顯然與他的個性與人品密不可分，他的思想、感情生來就註定他是一個不平凡的人物，進一步深入探究這個歷史偉人複雜的性格，我們能看到陳獨秀為人究竟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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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 照片
一方面，陳獨秀為人自信、自負，脾氣較為偏激以及倔強。他曾經表示為了民族獨立自衛，哪怕掀起暴力與戰爭都是在所不惜的，這種言論所傳達出的精神思想雖然是強烈的愛國情懷，但這種方式未免顯得過於偏激與不可取。他在和黨內同志討論問題時經常疾聲厲色，被笑稱“家長風範”，略顯粗暴。
第二個方面是敢作敢當，義無反顧。陳獨秀的這個性格特點在他早年時候就有所顯現，當時他不滿清政府對於學生運動的阻隔，便毅然決然剪去學監的辮子，被遣返回國。之後在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為人的這一特點就愈發明顯，發表的言論及極具感情色彩。
第三個方面是一生正氣，光明磊落。陳獨秀帶著一身傲骨，沒有半點羸弱，即便屢屢被捕，也始終從容不迫，嚴肅拒絕所有國民黨的誘惑，革命立場無比鮮明，他身上的這股大義與正氣自始至終從未磨滅。
最後一個方面是陳獨秀為人直率真誠，實事求是，他最憤恨那種心口不一的小人，他對於自己的錯誤從未推脫，而是勇於承擔，接受任何批評與懲罰，絕無半點怨言。他這樣坦白的胸襟令人不得不佩服。
陳獨秀李大釗和胡適的相關介紹
陳獨秀李大釗和胡適三人是共同的好朋友，正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他們三人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五四時期的重要領袖。他們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走到一起，為追求真理而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1919年，陳獨秀因為到處散佈《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這張傳單是因為胡適和李大釗的請求而翻譯的。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傳到胡適、李大釗那裡，胡適當場做了一首詩，作為對陳獨秀的讚賞和對當局的憤恨。之後兩人決定接辦《每週評論》，向外界揭露當局的暴行。胡適為此到處奔波，最後連孫中山先生都出面干涉此事，才將陳獨秀釋放出來。幾年後，陳獨秀再度被捕，胡適發電請求蔡元培，在蔡元培的共同努力下，陳獨秀又一次被成功解救。
比起與陳獨秀突飛猛進式的關係，胡適與李大釗的關係來的更融洽、和諧。胡適和李大釗兩人相互幫助，在李大釗領導的《少年中國》中，胡適為其撰寫《李超傳》。1920年，胡適等人發起的《爭自由的宣言》中，李大釗參與其中，大力宣揚。在胡適訪問俄國時，李大釗寄語胡適很多關心。
當李大釗被殺害後，胡適不怕風險，義無反顧的參加了李大釗的葬禮、在1930年出版的《胡適文存》中，胡適在扉頁寫下紀念四位最近失去的朋友中，李大釗佔據首位。可見胡適對李大釗的深厚感情。1934年冬天，胡適憑弔完李大釗後，有又踏上看望南京監獄的好友陳獨秀。作為舊時代的葬送者和新時代的開創者，陳獨秀李大釗和胡適之間的友誼，讓後人感受到他們鮮活的文化內涵和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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