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址、营建与故障
嘉庆元年，已经是“太上皇”的乾隆皇帝下了一道“敕谕”：“嗣后吉地，各依昭穆次序，在东陵、西陵界内分建。”这道“敕谕”其实主要是针对儿子嘉庆皇帝的。乾隆皇帝之父雍正皇帝没有把自己的陵墓建在父亲康熙皇帝、祖父顺治皇帝的陵墓所在地遵化，而是另选了易县。乾隆皇帝没有跟着父亲建陵易县，而是回到了遵化，但又不能让父亲孤零零在西陵，遂把儿子的陵墓定在西陵，让嘉庆皇帝陪伴祖父。于是有了所谓“昭穆”之说，使自己之葬东陵、儿子之葬西陵有了合法的理由。根据这个“昭穆”原则，作为嘉庆皇帝的儿子，道光皇帝自然得把自己的陵墓放在东陵。与此同时，又有“登极后即应选择万年吉地”的“定制”。
嘉庆帝
道光皇帝应该说在清朝是一位既带有悲剧命运，又比较节俭、比较循规蹈矩的皇帝，所以在道光元年四月，即派大学士戴均元、尚书穆克登额、侍郎阿克当阿，带同谙习堪舆之人，在东陵寻找“坤灵钟毓，干脉延长之处”，以为“吉地”。而且特别提出：“其四至之广狭，不必过拘。如果地臻全美，即较从前规制稍从俭约。”
戴均元等人的工作效率极高，道光元年五月即上疏，东陵绕斗峪符合建陵的条件。道光皇帝同意了这个建议，将“绕斗峪”改名为“宝华峪”，并通过钦天监，“诹吉”定于当年十月十八日卯时开工。从这个进度，也可以看出道光皇帝在陵寝选址问题上的随意性。但也许就是这个随意性，再加上道光皇帝所说的“四至之广狭，不必过拘”，使得下一步的工作出现了问题。
道光帝
道光五年二月，宝华峪陵寝开工三年多之后，道光皇帝往东陵拜谒祖陵，并至宝华峪“亲阅万年吉地”。虽然此时工程的进度尚不及十分之一，但道光皇帝却在道光六年二月决定，于七年九月十三日，把在王昔村安葬了十多年的孝穆皇后梓宫移至宝华峪地宫，并让各衙门先期作出移葬安排。届期，道光皇帝亲临宝华峪，临视孝穆皇后梓宫的移葬。并且表扬施工人员，认为这个地宫做得坚固。道光皇帝的这个举措，完全是对于亡妻的感情。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孝穆皇后梓宫移葬地宫不久，这个非常坚固的地宫就发现了积水。
道光八年九月十二日，道光皇帝在得知宝华峪孝穆皇后地宫浸水之后，亲往查看，发现金劵内北面石墙，全被湿淋，地面多处积水。等到查看水痕，发现积水的痕迹竟然漫过了“宝床”，致使孝穆皇后的梓宫有两寸的霉湿，积水的高度应有一尺七寸。眼见这种情形，平时不太动怒的道光皇帝十分恼怒。一面派户部满侍郎宗室敬徵等带同“精于堪舆、谙习工程”之人，详加履勘，一面严厉谴责工程的主要负责人庄亲王绵课等“漫不经心、昧良负恩”。
事故与责任
随着浸水事件调查的深入，事故的原因也一步一步揭示出来。道光八年九月(戊戌朔)十二日(己酉)开始追查责任，至二十三日(庚申)，事情的真相浮出水面。道光皇帝根据定亲王奕绍等人审讯监工百寿、堪舆宋泗等人的口供，说出了问题发生的原因和过程：
宝华峪相度山势，朕特委任戴均元；承办工程，则责成英和。现据案犯佥供，地宫土盘，开至距金井四丈余，圹边显露石母，浸出水珠，每逢阴雨，涓滴不止。且圹底土性潮湿，间杂细碎腐石，应手即破。经该监督等向绵课、戴均元、英和告知，不即改图，仍商同用土拦护。其修砌石工，取材既粗，又未坚固如式。遇有不能合缝之处，辄用松香白蜡，调和黏补。究其草率之由，佥供屡经英和饬令牛坤，督催紧急，伊等竭蹷从事，如期报竣等语。当时开通地宫，朕曾屡向英和询问土性干湿若何，伊不但未将滴水拦护情形奏及，并称普律干洁。且自开工以后，从未向英和催促，何以饬令牛坤克以期限，任听该监督草率弥缝？英和之罪，实在于此。至戴均元带同各堪舆相度吉壤，曾据宋泗以点穴太后，恐穴中有石，应移前十丈。戴均元辄拘泥规制，仅止移前五丈，以致北面开出山石。
从这个调查结果看，主要责任人有两个：一是选址的主持人戴均元。陵址选定之后，帮助戴均元查看风水的专业堪舆家宋泗指出“点穴”太后，恐穴中有石，应该向前移十丈。虽然道光皇帝在谕旨中曾经指出，只要“坤灵钟毓，干脉延长”，不必拘泥于地之广狭，如果“地臻全美”，规制上可以较以往诸陵寝稍稍俭约。但戴均元恰恰出于规制的考虑，担心前移过多会过于降低规制，又存侥幸之心，只同意前移五丈。结果如宋泗所料，挖到一定深度，北边即遇上了山石，滴水不止。特别是得知发生问题之后，仍然没有高度重视，只是商议用土护拦。所以他负有选址不精、见错不纠的责任。二是工程的承办人英和。得知穴位发生问题之后，英和只是和绵课、戴均元等人一道，商议用土护拦。而且一再督促具体施工的主持人牛坤，要求加紧施工、如期报峻。这就使得工程选材粗糙、施工潦草，且用松香、白蜡等易化物弥缝。如果有第三责任人，那就是庄亲王绵课，负有领导不力的责任。但绵课本来就是挂衔，所以在道光二年七月“特召”戴均元、英和二人及军机大臣入见面谕建陵事项，绵课不在召见之列。
戴均元
从宝华峪的选址到地宫浸水事件的发生，我们可以跟踪与这一工程相关的一些重要人物：
道光元年四月，戴均元、英和受命带领谙习堪舆之人，前往埋葬孝穆皇后的“王佐村福地”一带进行相度。按道光皇帝的本意，是在这里选择自己的“吉地”。但戴均元等人相度的结果是，此处不宜。于是，让戴均元、穆克登额、阿克当阿，带同谙习堪舆之人，再往相度。这一次选中了绕斗峪并得到道光的首肯，改名为宝华峪。随同戴均元等人进行相度的，是五位堪舆家：宋泗、赵佩琳、蔡鸿升、姚绍基、毓庆。
道光元年五月，吴烜、穆彰阿受命，带同谙习堪舆之人，前往宝华峪覆勘。随同相度的堪舆家是吴灏、余毓祥、周彦。
道光元年七月，派绵课、戴均元、英和、阿克当阿办理宝华峪工程。二年七月，特如戴、英二人面谕工程事项。次年三月，派英和查看宝华峪工程。
道光元年至八年，马兰镇前后总兵嵩年、继昌、广泰、庆惠、宝兴兼办工程；户部郎中牛坤专办工程、总司一切；百寿、延凤监督工程，定善、长淳、玛彦布监修工程。
施工人员暂且不论，从相度风水到办理工程的各员，应该是极当时之人选。
首先是庄亲王绵课。绵课为康熙皇帝第十六子允禄之孙永珂的长子、永瑺之嗣子，乾隆五十三年袭封庄亲王，后为宗人府宗令。是当时爱新觉罗家族中身份最高、理事最勤的亲王。道光元年在戴均元等人选定绕斗峪为皇陵后，受命主持工程。
大学士戴均元。均元为江西大庾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任御史、学政、鸿胪寺少卿，工部、户部、吏部侍郎，礼部、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文渊阁大学士。多次参与重大事件的决策、多次负责治理黄河的工程。特别是在嘉庆二十五年七月，扈从至热河，嘉庆皇帝病逝，戴均元与大学士托津督理内侍检视嘉庆皇帝的“御箧”，见一小金盒，开启之后，发现有立次子旻宁为皇太子的“御书”，遂以公布，立旻宁为皇太子，并继承了皇位。道光元年，戴均元奉命主持山陵的选址，在选定绕斗峪之后，受命与庄亲王绵课等人主持工程。均元之兄第元，曾任翰林院编修、太仆寺卿；两个侄子，心亨、衢亨也均在翰林院任职，衢亨更为乾隆四十三年状元，一门四翰林，人称“西江四戴” 。
户部尚书英和。英和为满洲正白旗人，尚书德保之子，少有隽才，和珅欲妻以发，德保不允。乾隆五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嘉庆皇帝亲政之后，知其拒和珅婚事，大加赞赏，累擢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兼副都统、内务府大臣直南书房、翰林院掌院学士、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英和通达政体，遇事有为，爱才好士，与其父德保及两个儿子一个孙子，皆以翰林出身，时称八旗士族之冠。道光元年，先是受命与戴均元等选择陵址，继与绵课监修工程，“始终其事”，并且以汉文帝薄葬事劝导，致有道光皇帝关于山陵从俭的诏令。
以上三个为宝华峪山陵的主要负责人，应该说是宗室及汉、满官员中最享有盛誉的人物。
当时随同戴均元等相度“吉地”的五位堪舆家宋泗、赵佩琳、蔡鸿升、姚绍基、毓庆，以及随同吴烜等覆勘“吉地”的三位堪舆家吴灏、余毓祥、周彦，应该也是当时出类拔萃的人物。
第一批的五位：姚绍基是钦天监挈壶正，专职堪舆家；宋泗的公开身份是盐大使，赵佩琳的公开身份为山东候补知县，蔡鸿升则是河南荥阳县知县，毓庆为笔帖式，人称“玉风水”。其中赵佩琳和蔡鸿升参与了戴均元为总裁的嘉庆朝《实录》编撰工作，均为誊录官。虽然身份不一样，但能够被选拔出来随戴均元相度皇帝的“吉地”，至少已经以堪舆而闻名。这五人都因为相度宝华峪吉地有功而得到升赏。宋泗、赵佩琳得六品顶带，赵另发云南为盐提举；姚绍基升一等；蔡鸿升为内黄县知县；毓庆升盛京刑部员外郎。
第二批的三位：余毓祥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以内阁中书用，后刑部主事。吴灏为监生，有《国朝杭郡诗辑》32卷、《续辑》46卷(其孙吴振棫续编)及《汉魏六朝墓铭纂例》4卷行世。周彦是嘉庆二十四年进士，为兵部主事；此后被选为御史、台湾知府，对清朝的海防、盐法、铜法都提过好的建议。
从这批始而有功，继而获罪的人员构成看，在当时的清朝，恐怕也已经是最有名望、最能够胜任山陵选址及营建的官员和堪舆家了。
如上所述，宝华峪地宫浸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主持这次相度的大学士戴均元因为拘于礼制而没有尊重堪舆家前移十丈的建议，二是因为主持施工的英和在得知渗水的情况之后，没有采取更好的防范措施，如修建龙须沟出水、不是以土护拦而是以石护拦等。但是，将穴位再前移五丈，是否就真的能够避开石母、能够避免浸水；修筑了龙须沟、修建了石护栏，是否就真的能够放水、防水，却难以预料。但是，地宫的渗水，无论如何都给道光皇帝及从事这项工程的人们以巨大的心理压力。
关外永陵
种种工程之中，“陵工为最重”，因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它关系到子孙的繁衍、皇室的荣辱、国家的命运。所以努尔哈赤攻占辽阳、沈阳后，立即在辽阳为自己的祖、父营建山陵，并将其尸骨迁葬东京。清朝入关之后，对关外永陵、福陵、昭陵风水的防护也极为重视，上文所言福陵的防水工程，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而从宝华峪“吉地”的选址和营建，我们可以看出清朝在皇陵的选址和营建方面的整套程序。
首先，道光帝即位之始便开始选择吉壤，并且明确告知，这是“祖制”所定，每位帝王即位之初的头等大事，便是皇陵的选址和营建。其次，承担选址和营建的大学士戴均元、尚书英和等，皆为朝廷重臣，并且工程要由庄亲王绵课领衔，是皇陵从选址到营建都必由亲王、大臣负责，户部、礼部、工部协调施工。第三，在这个过程中，谙习堪舆之人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可以说是相度山陵、规划施工的测量师和设计师。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制度，钦天监设有专门的堪舆家，故此谙习堪舆之人应由钦天监选派。但是，风尚所致，在当时的士大夫中，也多有精通风水之人，而历代的堪舆师又多出自民间，所以，在山陵选址和营建的过程中，堪舆家其实由钦天监官员、精通堪舆的士大夫，以及民间的风水师联合组成。雍正时期福陵的防水工程，高其倬为士大夫、管志宁来自民间；而相度宝华峪“吉地”的堪舆家，姚绍基为钦天监官员，周彦、余毓祥为各部官员，宋泗、赵佩琳等虽然有公开的身份，但更是民间风水师。
惩罚与迁葬
宝华峪地宫渗水，应该是大的事故。道光皇帝采用了两个方面的弥补措施，一是惩罚事故责任人，二是另选“吉地”。
道光皇帝在得知地宫浸水并亲自查看之后，表现出十分的愤慨，连称工程督理者“丧尽天良”，“昧良负恩，莫此为甚”。因为以前所得到的消息，全是报喜不报忧，吉地十全十美、工程坚固经久，但摆在面前是地宫地面积水、墙体淋湿、“宝床”被浸、梓宫霉湿。道光皇帝第一反映就是应该是由“偷减情弊”即偷工减料、中饱私囊所致。所以惩罚雷厉风行。
三位主要责任人，也是“在工最久始终其事”的绵课、戴均元、英和首当其冲。此时庄亲王绵课已于道光六年去世，遂将其子、已经袭爵的庄亲王奕卖降为郡王。大学士戴均元已经请求致仕，予以革职；并拘捕进京。其子户部员外郎戴诗亨，本来也因父亲的原因以郎中补用，降为员外郎候补。英和此时也已经致仕，其之子兵部侍郎奎照、通政使奎耀，均予革职，随敬徵前往宝华峪，戴罪服役。
总监督内阁侍读学士牛坤，承办后段监督的内务府郎中百寿、员外郎延凤，接办后段监督的郎中庆玉、监修主事定善、候补笔帖式长淳、副司库玛彦布等，均予革职。其他所有的官员及堪舆家，全部缉拿归案，接受调查。
堪舆家赵佩琳当时已经升为云南盐提举，而原籍隶江苏，令巡抚陶澍严密查抄，并行缉捕。蔡鸿升已为内黄知县、毓庆已为盛京刑部员外郎，均令所在官府解赴刑部。
与此同时，英和、牛坤、百寿、延凤、定善、长淳、玛彦布七家，被严密查抄。牛坤作为工程总监督，原籍家产，也被抄没。宝华峪皇陵的主要选址人也是地宫被浸的主要现任人戴均元，理所当然是被查抄的对象。但令道光皇帝感到意外的是，戴均元进入官场五十年，历任内外，多年任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但其原籍江西大庾县的家产被抄没时，钱仅“万缗”。被放回原籍，没有作进一步的追究。但其子戴诗亨还是被革去了员外郎，其孙戴嘉秀、嘉会、嘉德，则分外被革去知县、盐大使和举人，“以示薄惩”。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像戴均元这样几乎是两袖清风，通过种种方式发家致富者大有人在。这一次的工程事故，并没有人被处以极刑，却有一批官员被处以罚款。
绵课办工最久，著罚赔银十万两；穆克登额系相度之员，著罚赔银三万两；阿克当阿亦系相度之员，兼派办工，著罚赔银四万两；其接办未久之穆彰阿，著罚赔银八千两；阿尔邦阿，著罚赔银二千两。至前任马兰镇总兵兼办工程之嵩年、继昌，著各罚赔银三万两，广泰著罚赔银六千两，庆惠著罚赔银八千两，宝兴著罚赔银二千两。
罚赔完缴的时间也作了明确的规定：数在一千两至五千两者，定限二年；五千两以上者，定限二年半；一万两以上者，定限三年；二万两以上者，再加半年，以此递加。数在十万两者，也就是绵课的家人，定限七年半。道光皇帝特别强调：“此次系特旨罚赔。与寻常赔项不同。著按现定期限完缴。无许延宕。”
所有被罚赔的全是官员，参与选址与规划的堪舆家，没有人受到严厉惩罚。这应该和他们已经实事求是地向主管官员提出了他们的意见有关。
耆英
道光皇帝对于宝华峪地宫被浸的第二项善后措施是重新选址，主持人是禧恩、耆英和那彦成。道光皇帝重新择址诏令十分恳切：
朕御极之初，因孝穆皇后安厝王佐村，已阅十年。即欲就该处形势，改建万年吉地。特派戴均元等带领熟谙堪舆之人，前往相度。旋据覆奏，王佐村丈尺规模，不符定制，地亦未臻全美，仍请另择吉壤，以昭慎重。嗣经戴均元等勘定宝华峪，开工营建。地势既非美善，工程又不坚固，以致孝穆皇后梓宫安奉未久，金券内即有山水浸溢之事。现暂移安奉乡殿，饬谕臣工，另行相度。而事越两年，仍未得有佳壤，岂容再事迁延。朕思事权归一，斯责无旁贷，所有相度之事，著责成禧恩、耆英、那彦成三人公同经理。即带谙习堪舆者，逐细履勘，悉心商酌。一经得有福基，会同勘明具奏，勿得稽延观望。所有派委人员，务要认真稽查，不许骚扰百姓，以副委任。
从这道“旨意”看，道光皇帝对于选择山陵之事十分着急，在道光八年发现宝华峪地宫浸水之后，立即着手另选“吉壤”，但两年过去，尚无成效。在这道旨意发布不久，署热河都统松筠上疏，说东陵山脉绵长，在顺治皇帝的孝陵以西、乾隆皇帝的裕陵东北，尽有“佳壤”，请令精于堪舆之人，“详加履勘”。但道光帝回答得很暧昧：“朕自有主见，徐为之。”道光皇帝如是回答，确实是心有定见，因为他准备违背“皇祖”乾隆皇帝的遗意，掉头而西，不在东陵而在西陵另寻吉地。
为了避免重蹈宝华峪的履辙，道光皇帝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精通堪舆之人。道光九年五月，谕军机大臣等：“朕闻湖北蕲水县人潘奇峰精通堪舆，现有应须相度之处。著杨健饬属传到潘奇峰。量给盘费。并派委妥员伴送来京。”道光十年五月，又谕军机大臣等：“朕闻江西泰和县知县徐迪惠。通晓堪舆。著吴光悦即传该员到省。饬令来京。务于中秋前后赶到。”同一天又谕：“朕闻浙江归安县教谕端木国瑚通晓堪舆。著刘彬士即传该员到省。饬令来京。务于中秋前后赶到。”
像这样由“今上”指名道姓地要求各地输送风水师至京的情况，还真不多见。而且，在每一条给军机大臣等的谕旨中，还特别提及，这道谕旨需要让当地的巡抚得知，以强调事情的重要性，以免贻误时间。
那彦成
要求各地风水师道光十年中秋前后齐集北京，是因为此时那彦成已经发现了几处可供选择的吉地新址，需要有更多的堪舆家共同选定。道光十年四月，主持吉地选址的那彦成奏，据直隶总督屠之申禀报，有四处佳壤，一为白旗村、一在松山、一在唐湖，还有一处在梁格庄。据称白旗村和松两处，规模宏敞，只是坐东向西，未能合用；唐湖一处，形势当局为佳；而梁格庄山后之处，堂局足用，但土色稍粗。道光皇帝立即让屠之申建议熟习堪舆之人，将此四处“详加覆勘，绘图具奏”。由于道光皇帝决心已定，吉地必须选在西陵，所以此后的几处备选吉地，也都在易州。而令道光皇帝动心的主要有两处，一为嘉庆皇帝昌陵附近的“梁格庄山后”，开始相度时认为此处土色稍粗，拟作中次之地，但通过刨看土色，却极为净细。特别是这一带符合道光皇帝所说的“龙真穴的”：“来龙悠远，平地过峡，突起端正星峰，落脉结穴，砂水环抱，堂局足敷规制。可为上吉福地。”另一处则是离易州城五十里朗山下的南旗村，据说也是“龙气甚旺，双脉齐落，并结南向一穴、东向一穴，龙虎砂环抱有情，堂局宽展，土色明润，可为上中之地”。
道光十年的中秋之后，各地堪舆齐集北京，进行新的一轮择址。由于皇帝决心已定，前期工作到位，所以很快就将“万年吉地”定在了距离父亲嘉庆皇帝昌陵不远的梁格庄之山后。第二年开春，道光十一年二月，道光皇帝来到西陵，“恭谒”曾祖父雍正帝的泰陵、父亲嘉庆皇帝的昌陵，而更为主要的是亲阅自己的“万年吉地”，宣谕内阁：“禧恩等于西陵红桩界内，选勘万年吉地，朕本日亲临阅看形势，甚合朕意，著名为龙泉峪。将来建立规模，因地制宜，一切俱从简约，以副朕之素志。”
清西陵之慕陵
这个名为“龙泉峪”的地方，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建成了被称为“慕陵”的道光陵寝。比起已经废弃并拆除的“宝华峪”陵寝，规模更小一些，规模仅相当于西陵首陵、雍正皇帝泰陵的约三分之一。何德刚《春明梦录》云：“西陵之慕陵，闻最简朴。宫殿均不油漆，宝城之制亦杀。盖宣宗素尚俭德，宝华峪出水之后，重惜物力，故改作一切从简。”也正是因为有这个“一切从简”的原则，所以很少听到有关违背祖制的批评。但慕陵缘起泰陵的宏大，其实自有特点，不仅设计精美，而且材质讲究，所以又有“外俭内奢”之讥。
而道光皇帝不计“昭穆”之制，也为后人提供了标榜。其子咸丰皇帝即位之后，即令人在“东西两陵，择有吉壤数处”，只是后来他的定陵定在了东陵，但并不是因为遵循昭穆之制而致。
咸丰帝
前面说到皇家营建都需用堪舆，而堪舆又属一种礼制，所以在两者发生矛盾时，就会出现问题。道光时期的宝华峪帝陵进水是一个代表性事件。宝华峪的选址始于道光元年四月，戴均元、穆克登额、阿克当阿等负责相度万年吉地。道光二年三月，戴均元因裕陵工程，被夺去太子太保及所管刑部，同时庄亲王绵课被降为郡王。裕陵乃乾隆皇帝之陵墓，根据《清实录》记载，二人遭贬的原因是“工程不慎”，但具体如何不慎，并无详细记载。道光四年，戴均元致仕。七年，晋戴均元太子太师。同年，孝穆皇后梓宫移入宝华峪。八年九月初十，戴均元被降三品顶戴，同时英和被褫职。十二日，戴均元亦被褫职。十四日，英和下狱抄家。二十三日，戴均元下狱抄家。戴均元、英和等人被贬的原因在《清史稿》中记载的原因亦是“宝华峪工程不慎”。但这次的“工程不慎”与裕陵的“工程不慎”不同，在《清史稿》和《清实录》中有详细记载——渗水。戴均元等人前因裕陵“工程不慎”遭受处罚，照理不应再在之后的工程中出现同样的问题。可问题偏偏就出了，而且还是在位的道光帝的陵墓。
清东陵之昭西陵
皇陵浸水其实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乾隆皇帝的裕陵就浸过水，戴均元也因此受到处分，但并敢于提出迁葬。道光皇帝之不顾“昭穆”祖训----这个“祖训”恰恰是祖父乾隆皇帝制定的----其实另有原因，这就是希望和父母埋葬在一起。类似的事情在前进已经发生过。清太宗皇太极的皇后、顺治皇帝的生母、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去世后，按理应该葬于盛京昭陵，但她生前表示不希望离儿子和孙子更近一些，所以葬在了顺治皇帝的孝陵附近，称“昭西陵”。道光皇帝的父亲嘉庆皇帝埋在西陵，碍于祖制，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包括戴均元在内的众大臣所裹挟，在东陵选址。所以一旦出了问题，不是积极寻求弥补措施，而是另择新址，正是他内心这个愿望所促使。，
皇家的选址终于尘埃落定。道光皇帝自我感觉良好，因为既满足了陪伴父母的心愿，又强调了一切从俭的心情。而给民间的示范则是：一、如果葬地不好或不满意，是可以另行选择并行迁葬的；二、在择址与规划的过程中，堪舆是必不可少的；三、陵工是皇家最大的事情之一。
参考文献：
1.《清宣宗实录》
2.《清史稿》
3.《清仁宗实录》
4.《春明梦录》
5.《郎潜纪闻二笔》
6.《清文宗实录》
7.《皇朝续文献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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