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條脈絡是，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這是今天我們很多人會非常自豪地說起的一點。 確實，這是中華文明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今天的中國人使用的是商朝時就已經使用的文字，從字體上，已經由甲骨文演變成了楷書。
我們現在讀中國三千年前的詩歌（《詩經》中一些周代早期作品），會發現仍然是押韻的。今天中國人祭祀祖先的方式與商周時期大同小異。事實上，如果一個漢朝人在今天醒來，他會發現，這個民族的心理和處世習慣，與漢朝其實相去不遠。也就是說，幾千年來，中國文明總體上是獨立發展的，一直有著自己鮮明的個性。
準備祭祖的中國人 對比一下世界史，這一點看得就更清楚。人類歷史上的其他古文明，今天都已經“滅絕”了。今天的埃及人除了利用金字塔發展旅遊，他們的文化和古埃及文明幾乎沒啥關係，因為在歷史上，他們先後被希臘人、波斯人、羅馬人、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的語言、文化甚至種族都發生了根本變化。 兩河流域的所有古代文明，比如蘇美爾文明，更是這樣。
事實上，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阿拉伯人原本不知道蘇美爾文明的存在，直到近代以來充滿好奇的西方外交官在這裡挖掘出幾千年前的神廟遺址，人類才知道這片土地上以前居然有過這樣一段輝煌的歷史。 羅馬帝國崩潰後，蠻族大量湧入，社會面貌徹底改變，拉丁語由活的語言變成了死的語言，再也沒能恢復。比較一圈下來，只有中國，文化幾千年一以貫之。如果把文化多樣性比作生物多樣性的話，中國文化就是一隻從遠古一直倖存到現在的“古生物”。
因此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用驚訝的口吻說：“……4000多年間，它（中國）自己的君主統治著自己的國民，從未間斷。其居民的服裝、道德、風俗與習慣始終不變，毫不偏離其古代立法者們創立的智慧的制度。”這在世界各國中絕對是獨一無二的。
從這一點我們能得到的啟示是，中國文化的慣性是極其強大的，遠比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要強大。
因此“太陽底下無新事”這句話用在中國身上特別合適。我們今天所觀察到的一切現象，在歷史上幾乎都可以找到先例。也正是因此，我們可以預測，中國歷史上的許多現象，在以後還會重演。這也是我們要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重要原因。
那麼為什麼中華文明有這樣強的延續性呢？
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地理特點。
世界上其他幾大古文明，中東兩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它們之間相互影響和交流很多。為什麼呢？我們看地圖就會明白，它們中間有一個地中海，如同內湖一樣，讓它們連接在了一起。
內陸土地的貧瘠使希臘人早早就開始向海洋擴張 在世界古文明中，只有中國與其他文明的隔絕程度是最高的。中國的西南面和西面，是一系列世界上最高的山脈；東面，是浩瀚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是沙漠和大草原。而中國人還嫌這種隔絕程度不夠，後來在北邊又築起了一道萬里長城，以加強與外部世界的隔絕程度。這種隔絕是很有效的，所以玄奘要去一次印度，得走上十來年；甘英出使羅馬帝國，也是無功而返。 這種地理上的隔絕有兩個影響。
第一個影響是，中國文明在幾大古代文明中，並不是最早發展起來的。
在世界歷史上，中國文明並不是最古老的。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是出現在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時間是公元前3500年前後。文明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生根後，開始陸續向歐亞大陸的其他方向傳播：埃及文明起於約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文明起於約公元前2500年，它們都鮮明地受到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影響。中國黃河流域的文明，二里頭文明起於約公元前1750年。
由於中國地理上的隔絕性，中國文化基本上可以認為是獨立起源的，
因為中東一些文明要素，比如青銅、戰車、牛和羊，傳播到中國時，中國文化的一些基本特點已經形成了。“造成中國文化有別於世界其他地區的原因，的確與中國地理環境有莫大的關係。……因為中國與印度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的其他早期文明中心距離很遠，很難到達，它們之間的聯繫也很少。”
專靠長途販賣為生的民族——粟特人
但是中國地理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黃河中下游非常適合農業文明的發展。
人類四大古文明都興起於大河流域，這說明灌溉農業對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而黃河流域在四個大河流域中是條件最好的，因為黃土的結構疏鬆，天然適於農耕，人們僅僅利用原始的石刀木犁，就可以開闢大面積耕地。 因此，中國的黃河中下游地區，是一個非常適合文明發展的“子宮”。所以中華文明有後發的優勢，一度比其他文明發展得快，很早就到達成熟狀態。
早熟的文明
這就造就了中國的第二條發展脈絡：中華文明是一個非常早熟的文明。
農業文明在黃河中下游出現後，發展得非常快。在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基礎上，中國的政治文明也迅速發展，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大規模實行分封制的國家，中國建立的層層分封的“封建制度”，不但時間上比歐洲早了一兩千年，而且在形式上也比歐洲更整飭有序。 中國的青銅文明雖然後起，但是遠比其他地區的青銅文明輝煌，這個在博物館中展示得一目瞭然：湖北省博物館中的曾侯乙墓青銅文物，其精緻和繁複程度，是其他地區的青銅器物無法望其項背的。
曾侯乙編鐘（湖北博物館藏） 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國出現了諸子百家，這早早地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本格局。及至秦朝，中國又率先在人類史上創立了最大的郡縣制君主專制國家，建立了當時國家對人民最嚴格、最精密的控制。因此，
中國歷史的一大特點是，社會很早就出現了“現代化”的面貌。
李侃如說：“發端於秦朝的官僚制度，經歷幾個世紀，呈現出近代西方官僚制度的特點：界定清晰的職位，基於功績的任命，明確的報酬結構，職能的專業化，高度發達的正式溝通體系，關於權力行使的適當路線的詳細規章，定期的報告職責，正式的監察組織，等等。
中國官僚制度，李零說，秦代政治的那套“理性設計”，包括“郡縣制”、法典化控制以及文官制度等，“若以西洋史的眼光看，都是非常‘現代’的創設”，遠比世界其他地方“先進”，西方要在一千多年後才出現這些東西。決定中國文化特點的幾乎一切因素，從文化特性到政治體制，在兩千年前就已經完全成熟了。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一書中也認為，現代國家在中國的出現要比其他地區早得多：“中國是創造現代國家的第一個世界文明”。
但是，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中國演變的步伐突然慢了下來。自秦朝到晚清，中國思想文化基本上都是沿襲闡釋先秦諸子，原創性的新成就不多。中國的政治制度也是歷代沿襲秦制，沒有本質性的變化。因此在歷史上，就體現為治亂興衰的不斷循環。 中國文明的早熟是因為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中國文明後來的穩定，也是由於地理環境的優越。在文明基本成熟之後，半封閉的地理環境以及周邊民族文化上的普遍落後使中國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戰很小，
從而使它喪失了探索農業文明以外其他文明形式的動力，也喪失了自我劇烈變革的壓力。
兩頭變化劇烈，中間不斷循環
中國歷史發展的第三條脈絡，是兩頭變化劇烈，中間不斷循環。
我們說中國文化是連續的、沒有中斷的，但並不是說沒有過變化。 中國歷史上有兩次重大突變：周秦之變和捲入全球化之變。 周秦之變，說白了就是秦始皇統一中國。這個變化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根本的一次變化。 在周秦之變之前，中國社會是“封建”社會。我們需要先明確的是，“封建”這兩個字，用來指秦始皇之後的中國歷史是不合適的，封建就是封邦建國，指的是政治制度中的分封制，這是周代的事。
在周代封建制下，人們生活在一個又一個小的自治社會中，用老子的話說，是一個個“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這個時代和後來歐洲中世紀的貴族時代很相似，大家都生活在一個個分散的莊園之中，處於半自治狀態，橫向聯繫不多，縱向也沒有一個能“一竿子捅到底”的政治權力。 而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中國進入帝制時代。
社會運轉規律完全改變。小自治體被打散，統一成了一個大共同體，政治權力縱向一竿子捅到社會最底層，國家直接控制每一個人，汲取能力空前提高，因此也形成了一系列非常獨特的中國特色。秦到清這個時期的中國，很多特徵是人類其他政治體絕無僅有的。 因此所謂周秦之變，在中國史和世界史上，都是劃時代的大事。 第二個變化，是捲入全球化。這個變化也就是李鴻章所謂的“三千餘年一大變局”，或者是歷史教科書所說的“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的大門”，這一變局讓中國不可回頭地捲入全球經濟新秩序中，整個社會的運轉規律又一次發生了質變。
在周秦之變和全球化之變當中的兩千多年，則是我們都熟知的王朝興替時期。也就是說，一個王朝建立一二百年後，就會“官逼民反”，出現農民起義，不久被另一個新興王朝取代，如此循環不已。 這種現象大家都習以為常，但是可能很多讀者不知道的是，這種頻繁的改朝換代、易姓更王，並不是世界歷史的常態。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並不是這樣的。
日本天皇萬世一系，英國“威廉征服”以後直到今天，血統上也是一直延續的。事實上，世界上只有中國和受中國文化影響極深的越南和朝鮮，出現過週期性的“農民起義”導致改朝換代的現象。在中國範圍之內，也只有漢文化地區才有此類現象，西藏地區和大部分土司統治地區，都沒有周期性的所謂“農民起義”或者“農奴起義”現象。
何以如此？ 最基本的原因是郡縣制下，政府的汲取能力空前提高，而這種汲取能力缺乏有效的制約，通常很快就會超過社會的承受能力，導致社會的崩潰。當然，這個機制的具體過程，我以後還要細講。
朝著一個固定的方向演進
我要介紹的第四條大的脈絡，是在一頭一尾兩次鉅變中間，中國政治和社會一方面不停地循環，另一方面卻朝著一個固定的方向演進。 從表面上看，從秦到清中間這兩千多年陷入一種簡單的循環當中，不只是王朝更替的循環，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循環。
比如在皇帝與丞相的關係上，表現為皇帝對丞相的防範，用自己身邊的臨時的秘書班子取代丞相或者正式的政府機構。 結果這個小班子又演變為正式的政府機構，皇帝又建立新的小班子取代這個正式的班子。這就是中國歷史上丞相的名目不停變化的原因，從丞相變為尚書省，再變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變成內閣大學士，再變成軍機大臣。
在地方與中央的關係上，朝廷總信不過地方官，派出臨時官員前去巡察。結果這些巡察的官員慢慢又變成固定的地方官，下一個朝代又要制定新的臨時巡察制度，如此循環不已，兩千多年一直在不停地玩這種遊戲。
電視劇大明王朝生動的刻畫了內閣之間的黨爭 當然，這個循環當中也有進步。這兩千多年並不是如西方學者所說，是一個完全僵化的、停滯的時代。在這兩千多年間，貫穿著一條主線，那就是政治技術的不斷演進。比如，雖然皇帝和丞相的關係總是在不停地變動循環當中，但是總的趨勢是皇權越來越重，相權越來越輕，直至皇權可以完全取代相權。這一變化，又影響了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發展。
邊緣與中央的關係
我要介紹的中國歷史的第五條大的脈絡，是邊疆與中央的關係問題。
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新興政權，都是起自邊疆地區。對夏人來說，商人是邊緣民族，是東夷。對商人來說，周人也是邊緣民族，是西夷。一些歷史學研究認為，周人的先祖很可能是北方的狄人，比如徐中舒先生認為，周人出自北狄中的白狄。而在中原的諸侯國看來，秦人也是西邊的蠻夷之國，受草原文化影響極深，“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待之以夷狄。
然而正是這個邊緣的、被視為蠻夷的國家，最終一統天下。 這種邊緣與中央的關係，到了漢代以後，還產生了一個固定的模式，那就是幾乎都是起自東北的少數民族佔據半壁江山，或者一統天下。佔據半壁江山的是鮮卑的北魏、契丹的遼朝和女真的金朝，一統天下的是蒙古的元朝和滿洲的清朝，他們都曾長期生活在東北地區。這些民族有很多相似性，比如鮮卑、契丹、女真和滿洲人都剃去前額和頭頂的頭髮，鮮卑有“八柱國”，契丹有“八部”，滿洲有“八旗”。
元大都復原圖 隋唐兩朝也是受少數民族文化影響極深的王朝，因為他們的開國之君身上不但有著至少一半以上的鮮卑血統，而且在文化上也嚴重地“鮮卑化”，這些在隋唐前期的政治中有鮮明的體現。因此，邊緣民族入主中原，不是一時一世的特例，而是中國歷史的規律性現象。這一規律性現象背後有著深刻的原因。
點擊以下鏈接，瞭解更多中國歷史故事：
閱讀更多 水煮書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