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的散文也很美,除了深掘人性,還有三點體現她的小說家本色

文|墨華不冷

當前學界對嚴歌苓小說的研究,可謂浩如煙海,而對其散文的研究,卻少人問津,這與其小說、散文的產量有著根本關係。本文劍走偏鋒,將目光聚焦於嚴歌苓的散文,剖析其散文的小說化特徵,從中探討小說家散文值得學習的地方。——題記

嚴歌苓的散文也很美,除了深掘人性,還有三點體現她的小說家本色

嚴歌苓所著的散文集《波西米亞樓》

作為美籍華人作家,嚴歌苓憑著傳奇的閱歷、天賦的才華、人性的深剖與靈動的語言,成為當代最有影響力的華人作家之一。她的小說已成為我國影視圈的香餑餑,《少女小漁》、《天浴》、《金陵十三釵》、《陸犯焉識》、《芳華》、《小姨多鶴》等多部小說,已搬上銀幕與熒屏,與此同時,對嚴歌苓小說的跨媒介研究方興不艾。

作為小說家,嚴歌苓亦將寫作的觸覺,探向不拘一格的散文領域,至今出版過《波西米亞樓》與《非洲手記》,而2017年修訂版《波西米亞樓》,涵蓋了《非洲手記》24篇文章中的19篇。《波西米亞樓》一書有四大塊內容:波西米亞樓、非洲札記、苓瓏心語、創作談。它們展現了嚴歌苓的經歷、生活、人生觀與創作觀,亦透露了其小說的主人公原型與素材來源。

嚴歌苓的小說和散文,形成互文關係,共享作者同一種精神氣場與靈魂視野,讓我們看到更真實、更清晰的嚴歌苓。於我,此書出彩的是“波西米亞樓”與“非洲札記”這兩部分,它們因滲入了小說寫法,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令我對其散文的喜愛不亞於其小說。

當代文學批評家謝有順說過:

我發現當代最好的散文,往往是由非專業人士寫出來的,是小說家,詩人,或者理論家,科學家寫的,比如汪曾祺、史鐵生、張承志、餘秋雨、于堅和您(賈平凹),等等,這些人都不是專業的散文家,但他們反而寫出了好散文,這就說出散文的寫作是非專業化的。——《散文的常道》

的確,比起專業散文家,小說家的散文,在及物敘事、細節把握、情感節制、藝術技巧、思想深度等方面,有著天生的優勢與文體的自覺。

嚴歌苓的散文也很美,除了深掘人性,還有三點體現她的小說家本色

嚴歌苓(圖源:南京先鋒書店)

一、擅長敘事,構築密實的物質外殼

相對於專業散文家,小說家散文最突出的特徵,就是更注重敘事。敘事,或者說,講故事,是小說家的看家本領。而他們講故事,是藉助了小說的三要素——人物、情節、環境,同時藉助了豐滿的細節、傳神的語言,從而把複雜的故事說得清楚,把平淡的情節講得有趣。對此,作家韓少功說得很精闢:

營造人物與情節,講求敘事的精細和厚重,構成了小說與其他體裁美學公約數以後的剩餘,即小說不可取消的特點。——《為語言招魂》

在當今文壇中,嚴歌苓是最善於講故事的作家之一,她能把歷史、苦難、女人、溫情等融為一爐,講得既波瀾壯闊,又溫婉細膩。嚴歌苓散文,是如何做到精彩敘事呢?

一是人物塑造。嚴歌苓散文中的各種人物,亦是活靈活現、呼之欲出的。其中,

她特別擅長捕捉人物外表言行的某一特徵,並使這特徵在文中重複出現。比如,在《芝加哥的警與匪》中,她形容芝加哥警察體積的龐大:“行走起來如兩座移動的炮樓”,“那厚實龐大的臀部磐石一般,帶著粉碎性的摧毀力,緊緊鎖住它的褲子隨時都有綻線的危機。”嚴歌苓以她所擅長的戲謔幽默語言,抓住芝加哥警察金剛般的身材特徵,刻畫了他們執法如山、勇敢冷酷的斑駁形象。又如,在《尼日利亞》中,作者多次寫非洲清潔工“一百二十度地折下腰”的掃地姿勢,展現了為五斗米折腰的生存狀態,表達了作者對貧困弱者的同情。

二是情節故事。《母親與小魚》是講嚴歌苓母親愛父親、卻最終離婚的故事。如何表現這容量巨大的信息呢?嚴歌苓把小魚作為故事的切入口與線索。父親有薪水時,小魚是喂貓吃的,後來父親下鄉勞改,家裡變窮,母親便做小魚送給父親吃,“幾年中,成百上千條小魚,使他(父親)仍然倜儻地存活下來”。當父親有了心上人,向母親提出離婚後,善良痴情的母親,仍一廂情願地擔心父親吃得不好,“第二天一早,幾串被剖淨的小魚墜在了屋簷下”。父親不歸家,母親便提著二十斤的烘小魚,乘火車去探望父親。父親婚後,母親對之仍念念不忘,讓嚴歌苓將烘小魚捎給父親。

小魚成為故事的重要道具,串起了母親大半生對父親夠不著的痴愛,亦串起了動盪時代裡小人物的悲歡離合。

三是環境描寫環境描寫與人物描寫一樣,是一種不急於趕情節的敘事耐心,是一種雍容淡定的話語風度。比如,在《躺著的阿布賈》中,“所有植物都具有瘋狂的生長能力,我們若是三天前走過一條小路,三天後就不能走了,花和樹的枝蔓已把路給封住了。”喜歡這種有在場感的文字,這不是呆在書齋、天馬行空,就能寫出。又如,《蛋鋪裡的安娜》講孤貧白人老太太安娜的故事。安娜住處的元素有:一大片灰濛濛的鴿子,鴿子互擠時打嗝似的低音,呼啦啦振翅的腥羶體溫,羽毛間夾塵土的風,“貼著招租、卜卦、文身廣告和逃犯通緝告示”的櫥窗,二十多隻細瘦的餓貓……而當“我”離開安娜家時,“貓剎那間全從陳列櫥窗裡消失了,然後就聽見屋內響起貓你死我活的歡宴聲,以及安娜嬰兒啼哭般的笑”。這段文字接通了活躍的感官,渲染出灰暗悽慘的立體畫面,直指關於孤獨、衰老、貧窮的生命寓言。

四是細節刻畫。細節使人物、情節、環境不是粗線條,而是向精細處描摹。當今許多文學作品,都是消費時代的產物,往往省略了細節的雕琢與及物的寫作,使作品失去細緻入微與生機勃勃的個人感受。而嚴歌苓的散文與小說一樣,細節豐滿,顯示出作者對現實生活敏銳的觀察力和表現力。比如,在《母親與小魚》中,作者將母親舔油瓶的細節,描繪得惟妙惟肖,富有生活氣息:“媽媽在鍋裡放一點兒油,倒油之後,她舌頭飛快在瓶口繞一圈,抹布一樣。不知她這種寒磣動作什麼時候已做得如此自如。”

五是語言錘鍊。能講好故事,只在人物、情節、環境與細節下功夫,還是不夠的,還須有傳神的語言。語言,能塑造出文學作品一切外在物質材料的形狀。記得在二十年前,我開始接觸她的小說,當讀到中篇小說《白蛇》時,頭回發現:原來,文學語言可以這麼靈動,正如楊麗萍舞蹈著的纖手,可以獨立成為一個有呼吸、有悲喜的生命。

如今細閱她的散文集《波西米亞樓》,發現其散文的語言特徵,與小說一脈相承:感官化、影視化、穿透性、諧趣性。比如,《波西米亞樓》這文章寫道:正義感強的鄰居珍妮,去敲另一鄰居吉亞的房門,想幫助吉亞脫離丈夫欺凌,“門打開了,珍妮身後已站著全樓的房客,全副睡裝。吉亞領著兒子出來,自然而然便一頭栽在珍妮肩上飲泣起來。這樣一個白種女子和黑種女子相依的造型,在美國種族對立的歷史上該有著深遠意義。”不是“全副武裝”,而是“全副睡裝”,因只有珍妮一人拔刀相助。一個“睡”字,表現了嚴歌苓式不聲動色的幽默從這段話裡,我們可看到嚴歌苓善於洞穿事物本質、提煉事物精神的犀利目光,還看到她一貫的影視化敘事風格。嚴歌苓是好萊塢專業編劇,她喜歡用鏡頭式語言來寫作,她的語言就像一臺攝影機,隨著推拉移動,展現電影般遠景、全景、近景或特寫的世界。再加上生動的題材內容、深刻的人性把握,她的作品呈現出與影視藝術相一致的元素,所以國內著名導演喜歡向她的作品投橄欖枝。

一言蔽之,人物塑造、情節故事、環境描寫、細節刻畫與語言錘鍊,令嚴歌苓散文的敘事繪聲繪色、搖曳生姿,同時構築了其散文密實的物質外殼。

嚴歌苓的散文也很美,除了深掘人性,還有三點體現她的小說家本色

二、深掘人性,追求散文的精神重量

好的散文,在物質外殼(事實、經驗和細節)裡面,還要有作者獨特的精神發現和心靈體驗,這是散文寫作最重要的兩個維度,缺一不可。——謝有順《散文的常道》

是的,好的散文,除了有密實的物質外殼,還要有心靈的勘探與意義的追尋,否則敘事再生動、語言再精美,也華而不實、言之無物。而當代文學批評家陳劍暉在一次訪談中,談到小說家散文與散文家散文的區別時,他指出:

小說家的見解可能更獨特,思想更深刻。這方面以史鐵生、韓少功、王小波、張煒等的散文最為突出。——《陳劍暉:散文的現代性,主要還是體現在散文文體的變化上》

從題材內容角度看,嚴歌苓散文的精神含量,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特殊年代題材散文,以人性為寫作落腳點,故能超出時空限制,引起對全人類人性弱點的反思。比如,《自盡而未盡者》講在可怖年代裡,作家萌娘自殺未遂,在醫院被剝淨衣服與尊嚴的故事。萌娘,便是嚴歌苓短篇小說《蝴蝶標本》朱阿姨的原型。只有九歲的“我”,在醫院裡默默守護,緊按那張遮蓋萌孃的被單,不讓她被脫光的身子讓人看個透,但“我”在醫院裡,“對人這東西看了個透”。無論“我”如何喊“求求你們”,還是被人拎到一邊,“那些如刀的目光早把毫無防衛的萌娘從頭到腳細細剁剁了一遍、斬了一遍”。作者的最終著眼點,不是表達對時代的控訴,而是反映了特殊時代下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淪喪。嚴歌苓曾說過:“

我對人性感興趣,而對展示人性的舞臺毫無興趣。”這篇散文,與她許多小說一樣,無疑是帶著生命的疼痛、靈魂的悲慟來寫的。世界上凡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其實都是用生命寫的,甚至用生命換來的,所以才能長久地震撼人心。

第二,移民題材散文,有著對鄉愁、漂泊、迷惘、身份認同的思考,同時有比這更深層次的東西,即對人性人情的洞悉。比如《波西米亞樓》這文章裡,以我與珍妮的認識交往為主線,串連起她們所租的波西米亞樓各種故事。“波西米亞樓”其實是一個容器,裝載的是一種感傷、懷舊、微妙至極的人情味。

第三,遊記題材散文,不是純粹展示異國情調,因注入人文關懷與現實反思,而具有了思想深度。《波西米亞樓》一書裡,有“非洲札記”這一大塊內容,記錄了嚴歌苓2004年至2006年間,隨美國外交官丈夫到尼日利亞生活的所見所聞,展示了尼日利亞風土人情一個個截面

,撩開了非洲神秘面紗的一角。之前讀此書前,我曾看到有讀者短評,稱嚴歌苓在窮苦非洲有著外交官太太的優越感。後來我細讀了《波西米亞樓》一書裡每一篇非洲遊記,完全不認同“優越感”看法。身份與地位的優越感,會影響一個作家對世界價值的洞察力嚴歌苓雖是美國外交官夫人,但無高高在上的優越姿態,而是以獵奇之眼去洞察尼日利亞,以平等之態去接觸各色人物。她以一種無國界、全人類的寬闊視野,寫出了對尼日利亞政府腐敗現狀的批判,對尼日利亞底層人民的同情,對西方殖民主義與現代工業文明的反思。她還讚美了尼日利亞底層人民的樂觀、堅韌與尊嚴,“在這樣充滿強度和烈度的生態環境中,他們都在有限的生命裡,努力地活出濃度和烈度”。即便是對於盜財的女傭伊梅邦(《女傭》)、混入聚會蹭飯吃的美貌女子(《魚吧》),嚴歌苓也沒有一點嫌棄與鄙夷,而是立足於更高境界,思考貧困與生存,對她們予以理解。嚴歌苓曾表示過自己的善惡觀點:“出國以後,有了國外生活的對比,對人性有了新的認識,再後來接觸心理學、人類行為學,很多事情會往那方面聯想,會把善惡的界限看得更寬泛些
。”

以《信則靈》為例。作者認為自己沒有信仰,比不上愛上帝、做禱告的流浪婦女:“形而下地看她是無家可歸的蹲點戶,形而上來說,我卻是個精神上的無家可歸者”。這直指當今文學關於漂泊與還鄉的核心主題 。她感嘆流浪女人的樂觀:“她可以把那一點點捲心菜叫做蔬菜抄拉,可以興高采烈地拿它當一頓豐盛的晚餐等待母親從回寺歸來”。她表達對貧苦民眾的悲憫:“但願政府的推土機也發生目障,讓那座無家可歸人的教堂永遠隱沒在豐厚的熱帶植物裡。”

嚴歌苓對一幅幅充滿煙火氣的非洲風情畫,進行現代闡釋和精神重組,鋪蕩她那寬廣無疆的心靈地圖。她努力捕捉非洲的精神氣脈與人文特徵,實際上是在尋覓自己與人類的理想精神家園。文學是人學,探索心的現狀和出路,才是文學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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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將嚴歌苓的小說《金陵十三釵》拍成電影

三、節制情感,避開過度抒情的散文陷阱

作家汪曾祺曾指出當今散文的一個突出弊病,就是過度抒情:

我們的天地本來很廣闊,因為強調抒情,反而把散文的範圍弄得狹窄了。過度抒情,不知節制,容易流於傷感主義,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學)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小姑娘說的話,何必呢?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汪曾祺《自序》

中國文學自古以來提倡借景抒情、情景交融,而梁實秋在《論散文》中指出,散文的美,是“美在恰當”。是的,過度抒情,一見花便落淚,一對月便傷懷,特別在結尾處,將眼前景物,過度昇華拔高,動輒是為了什麼奮鬥,動輒是靈魂啊故鄉啊,反而變得矯情。 文學批評家謝有順乾脆表示:

“敘事”比“抒情“重要得多,因為誠實地記述(敘事)要比空洞地感懷(抒情)更重要。——《散文的常道》

而小說家寫散文,在抒情方面是很節制的,因他們更喜歡用事實與敘事,來征服讀者。嚴歌苓的散文亦然。在許多散文裡,她會夾敘夾議,點明主旨,但這樣的話語,少而簡潔,起著畫龍點睛的作用。比如,《跳蚤市場》的結尾是:“我回到家就把葫蘆擺放起來,果然精彩。在非洲,去買西紅柿、白菜、洋蔥,順便買回了藝術品,就這樣自然而簡單。”她點到為止,用事實說話,不會再發一番關於人間煙火與精神追求的感慨,她將價值判斷與思考空間交給讀者。

再如,《失落的版圖——告別母親》是講嚴歌苓母親逝世的故事,是整本書中最戳淚點的文章。散文最忌的是造假,一是實感層面的造假,二是情感層面的造假。寫親人的死亡,最能驗證作家是否有做人的真誠,是否有真純的文心。即便是寫母親的死亡,嚴歌苓並沒有走抒情的線路,全文絕大部分篇幅,用於陳述母親彌留與死後發生的事實。作者內心對媽媽的愛與悲痛,消融於一些事實和細節中,這種蘊藉的處理,比直接抒情,更為深沉動人。

比如,吃三倍於平時劑量的安眠藥;又如,當作者得知母親已過世,她坐火車的心情是:“車上的人心情都很好,很熱鬧地購買沿途每一種特產。我沒了媽媽,人們照樣啃無錫肉骨頭。”在這裡,她沒有直接抒情,而將悲痛隱藏得很深,通過車上所見,傳達出來強大的情感力量。母親去世,對於子女,是天崩地裂,對於別人,對於世界,恰如微塵。此文中,直接抒情的句子,為數不多,卻無比真摯,比如,“沒有了母親,祖國的版圖在我心裡,從此是缺了一塊似的”。當我讀到此話時,我想到的是,沒有了母親,我的故鄉也失去了一大半的意義。我提醒自己:對父母的感情,有時會鈍化麻木,所以不時要讀讀這文章,提醒自己珍惜仍健在的雙親。而我之所以有此想法,乃緣於嚴歌苓散文的情真意切。這就是文學的美,是文學不帶教導面孔的教化力量,是當年魯迅棄醫從文的原因。

嚴歌苓的散文也很美,除了深掘人性,還有三點體現她的小說家本色

與嚴歌苓小說同名的電影《芳華》

四、巧用技法,提升散文的審美風貌

相對於小說、詩歌、戲劇,散文沒什麼技術主義特徵,隨意散漫,以意役法,正如作家鐵凝所說的“散文河裡沒規矩”,但這不代表散文不能有任何技法。平鋪直敘,不一定帶來好的效果;而太講究技法,無真情實感,亦是一篇失敗的散文。小說家寫散文時,會大膽嘗試小說的技法,除了人物、情節、環境的描寫,還有敘述視角多變、意識流、伏筆、蒙太奇、多線敘事、道具等,從而提升散文的敘事魅力與美學風貌。在嚴歌苓散文裡,我們可看到一些小說技法的運用。

比如,《自盡而未盡者》採用的是蒙太奇手法。二十一年前與二十一年後的故事,穿插交替;兒童敘事視角與成人敘事視角,隨之來回切換。這讓讀者如觀影般,體味到歲月流轉中的人間滄桑。

再如,《母親與小魚》採用了道具

的技法。如前所述,小魚是表現父母情感糾葛的重要道具,而此文中還有一個次要道具,便是在文中出現了兩次的“竹凳”。媽媽做魚給爸爸吃,就坐在這竹凳上剖魚,每次竹凳都發出“吱呀”的叫聲。“竹凳也上了歲數,透著靈肉般的柔韌光色……她已架起老花眼鏡來做這件事了。竹凳叫疼一樣‘吱呀’……”人與物在歲月中互相映襯:媽媽對爸爸偉大的付出與包容,其實也如竹凳的“吱呀”聲一樣疼痛;後來媽媽與竹凳一樣,上了歲數,但對爸爸的感情,依然如竹凳的光色一樣柔韌。

嚴歌苓的散文也很美,除了深掘人性,還有三點體現她的小說家本色

嚴歌苓小說《小姨多鶴》拍成電視劇

五、結語

作家王安憶認為,散文是“完全裸著的精神,是靈魂的直白”。在小說裡,嚴歌苓深藏在虛構的幕布背後,把嘴巴擱在小說人物上,小心翼翼地不暴露出自己的態度,安全又過癮。但當她踏入散文這片一覽無餘的原野裡,就得遵循“處處有我”的散文鐵規。《波西米亞樓》,便成為我們通達嚴歌苓心靈世界與真實人格的通道。這條通道,也讓我們體會到小說家本色融入散文的魅力

我有個不成熟的想法,散文要在今後的時光中有所作為、有所創新的話,還真的要從小說界找些啟發。——謝有順《散文的常道》

的確如斯。在當代文壇,大量小說家挺進散文的領域,恰好抑制了散文易犯的脫離現實、深刻不足、細節貧瘠、及物性差、空洞抒情等弊端。優秀的小說家寫散文,將重心放在敘事與細節上,刻畫栩栩如生的人物,描繪活色生香的場景,講述趣味盎然的故事,用理性節制情感,同時,他們關注存在,洞察人性,做到思想性與藝術性並重。這是小說家的本色,亦是文體的清醒

抓住小說家散文的上述特點,對於我們撰寫與鑑賞散文這一文體,乃至所有文學文體,皆有裨益。

曾經,我喜歡讀專業散文家的散文;如今,我更愛讀小說家的散文。

1.徐芳:《陳劍暉:散文的現代性,主要還是體現在散文文體的變化上》,上觀,2019年2月13日

2.謝有順:《散文的常道》,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

3.韓少功:《為語言招魂》,河南文藝出版社2015年9月

4.汪曾祺:《蒲橋集》,作家出版社200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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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做浪漫的攝客,寫文藝的文章,作古典的詩詞,細訴美、精神與歲月。一枚陽光開朗的中文系文青,一顆熱愛傳統文化的心。你若喜歡我的文字,歡迎關注@墨華不冷,成為本宮的人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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