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陳壽在《三國志》中評價孫堅、孫策父子
“輕佻果躁”，並認為“輕佻果躁”是二人殞身致敗的原因之一。實際上，在漢末吳初，不僅僅孫堅、孫策如此，孫權也是這樣的性格，其弟孫翊亦“驍悍果烈，有兄策風”。 而江東諸將亦莫非輕佻果躁之徒也，這種“輕佻果躁”實際上是當時江東的風氣使然。然而，僅僅百年後，南朝時期的江東風氣卻表現出與“輕佻果躁”截然相反的“文弱怯懦”。這其中的原因，人們往往過多強調東晉南朝期間的變化，卻忽略對立足江東60年的孫氏東吳政權在其中的作用。本文通過東吳政權的儒化來談談東吳在江東風氣嬗變中的作用。東漢末年的江東風氣
自古以來，江東地區的尚武風氣由來已久，成為一種鮮明的區域性文化傳統。 就人文地理環境來說，江東一帶水域豐富，依山傍海，水澇旱災時有發生。在上古，這裡屬於最落後的瘟瘴地區。
“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沽，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江東人民為生存與自然界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從而造就了尚力、好鬥、堅忍的民風。春秋時期，此地區屬吳、越二國，兩國都有“斷髮紋身”的習俗，這種自殘就是對武力的崇拜。民眾的好戰尚武符合當時江東統治者的利益，受到當權者的大力提倡與支持，越人以“銳兵任死”稱著，吳人則靠“百姓習與戰守”名震中原。於是，這一觀念逐漸熔鑄成全社會普遍承認的行為規範通過漫長的歷史過程，形成為一種社會風氣，這種風氣“明顯異於中原華夏文化”。
春秋時期的吳越爭霸
秦漢以來，政治背景變化天翻地覆，江東地區雖歷經滄桑，社會風氣卻依然如舊，因為幾百年凝聚下來的心理素質具有一定的持續性和穩定性未能馬上隨之改變。 特別是江東地區遠離北方政治、經濟 中心，文化“相對薄弱”，好戰尚武的“輕佻果躁”精神就如存在於社會風氣中的遺傳基因，被一代代地沿襲下來。
孫堅影視形象
江東的這種風氣，在當時的孫氏父子身上表現突出。孫氏父子割據江東，耳濡目染，浸淫日久。當時魏國和蜀國的有識之士也看到了這一點。孫策遇刺前，魏人郭嘉就曾經預判過。
孫策影視形象
“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眾，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 一人之敵耳。 必死於匹夫之手。”
事態的發展是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劉曄說“揚士多輕俠狡桀”，意即江東人多輕佻任俠狡黠殘暴之徒。對於郭嘉的預料，裴松之很不以為然，他認為“嘉料孫策輕佻，必死於匹夫之手，誠為明於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襲許年死，此 蓋事之偶合”。但是，他還是承認郭嘉對孫策的“輕佻”性格的評價是正確的。嘉、曄為曹操著名謀士，雖然清治德業比不上荀攸，但是籌劃所料卻和荀攸差不多，二人均認為江東人輕佻。蜀人黃權認為 “吳人悍戰”，左思在《吳都賦》中也提到孫吳時期的江東為
“矯材悍壯，此焉比廬，捷若慶忌，勇如專諸，危冠而出，竦劍而趨”，“士有陷堅之銳，俗有節慨之風，睚眥則挺劍，暗嗚則彎弓，其鄰則有任俠之靡，輕沙之客”，“輕佻於千乘”；形象的說明了江東人的輕佻果躁是當時的社會共識。這種共識，在吳末晉初有很大的市場，羊祜上疏認為吳人“其俗急速，不能持久”。晉武帝曾以“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趑睢，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而化誘；吳人輕銳， 難安易動乎”策華譚。 華譚則認為：“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閶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
地域空間維度上形成的“輕佻果躁”的文化個性，在時間的歷史長河形成於江東文化之中，經由無數江東人的取捨迎拒，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基因而得以延續和傳揚。對於本土成長起來的接受者如孫氏父子而言，這種江東文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主導或影響著這個地域民眾的社會生存，滲透到他們的價值觀念、行為規範、文化藝術、語言表達等諸多方面中，表現出相對有異於其他方域不同特色的人文精神。 因而後人遂認為孫氏父子的“輕佻果躁”是當時風氣的結果。
孫吳儒學政治及其政權的儒化
大凡帝王統治國家，主要在於選馭將相和確立治國方略，即以何準則選馭將相，以何方略治理國家，孫權也不例外。孫權麾下的武將，多為儒將，如周瑜、魯肅、陸遜等。呂蒙有所例外，他以勇武事孫策，身上的“輕佻果躁”習氣明顯，欠缺的是不學無文。孫權特別囑咐他留意術學，他也發憤於此，多所開益，彌補了孫權所望於統帥兼具文武的要求。文臣更不用說均為儒學飽學之士。最終軍權、相權入東吳大姓之手，孫吳政權江東地域化特徵尤為明顯。陸遜和顧雍相繼居於武職和朝官的顯位，同是孫吳政權江東化的最重要的標誌。這是從政治角度而言。
東吳大帝孫權
從思想意識形態來講，則是孫吳政權儒化的重要標誌。
“曹氏始用崔琰、毛玠，以操切治臣民，而法初立。王道息，申、韓進，人心不固，而國祚不長，有自來也。諸葛之相先主也，淡泊寧靜，尚矣。而與先主皆染申、韓之習，則且與曹氏德齊而莫能相尚。三代以下之材，求如顧雍者鮮矣。……雍既秉國，陸遜益濟之以寬仁，自漢以來，數十年間無屠戮之慘，抑無苛繁之政，生養休息，唯江東也獨。惜乎吳無漢之正，魏之強，而終於一隅也。不然，以平定天下而有餘矣。”
這是王夫之對於三國治國方略的評價，他批評曹操、劉備、諸葛亮“皆染申、韓之習”，認為三國之中吳國祚最長，是因為孫權“不師申、韓”之法術，實行儒學統治。他的看法充滿了對儒學統治的激賞之情，揭示了孫吳政權的儒化特徵。儒化為服膺儒教。
陳寅恪認為，服膺儒教即遵行名教（君臣、父子等），其學為儒家之學，其行必須符合儒家用來維繫名教的道德標準與規範。從個人而言，孫權早期還多多少少有些“輕佻果躁”的習氣，但後來已經服膺儒教了。史載趙諮使魏，魏文帝嘲諮曰：“吳王頗知學乎？”諮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籍未奇異，不效諸生尋章摘句而已。”至於孫權探望病臣、親拜臣母、舉善以教、優待敵虜等合乎儒家道德標準的行為，《吳書》中記載屢見不鮮。孫權郊祀以禮天，立宗廟以尊親，還督促郡守四時奉祀。選大將軍時，依舊拜廟。這些無不表現他崇信周公禮制那一套，宣揚儒家。 從上可以看出，孫權的治國方略為儒家思想，因此他的統治備受稱讚。
孫權
“夫吳，恆王（孫策）基之以武，太祖（孫權）成之以德……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之愛。”
那麼孫權如何體現儒家之仁義與德治呢？
第一，重用德行之士。赤壁之戰後，孫權“雖然名義上尚未自王自帝，但是局面已成，按治平的要求來用人選士就逐漸成為必需，因此‘尚德行’的標準就自然而然地被重視起來了。‘尚德行’必重姓族”。孫權的舉賢任能，必不能忽視江東大族。孫吳以前就生活在江東的吳郡張氏、陸氏、顧氏，還有會稽孔氏、虞氏等世家大族，在東漢末年已受到儒家濡染，成為崇尚經明修行的文化士族。孫權簡士還很重視鄉閭評議，而“江東大族為鄉閭評議中的核心力量”。
第二，保國養民。早在孫權時，淳于式就指出了“養民”的方針， 得到了陸遜的稱讚，因為他也主張“育養士民”。 太子孫登甚至建議孫權“修黃老之術”。孫氏三代都在推行著這樣的方針，只是到孫皓時才由丞相陸凱總結為“保國養民”之術。所謂養民，就是確立以民為本，先解決衣食問題，這是很典型的儒家思想。孫權注意發展農業生產。華敷曾說：“大皇帝（孫權）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孫權對發展農桑採取了一些措施，首開屯田，其次規定不準“以役事攪民”，老百姓發生饑荒時，“開倉廩以拯貧窮”。
東吳版圖
第三，重視教育，尤其是諸子的儒學教育。教育是“敦王化，隆風俗”的最重要手段。 黃龍二年春，孫權下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他為孫登、孫休、孫和諸子延攬名師均見於史書中。在良好的儒學文化的薰陶下，孫和“好文學，善騎射，承師涉學，精識聰敏，尊敬師傅，愛好人物”，已經與他的父輩旨趣甚遠。孫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閒之地， 其不欲煩民如此”。他的行為已深受儒家禮教的影響了。吳國的私學很發達如唐固、虞翻講學不倦門徒眾多。這些儒學大師在教育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
以上說明，孫權在選馭將相、治國方略等方面，都存在著濃厚的“儒化”傾向。 究其原因，陳寅恪認為，“孫吳政權是由漢末江東地區的強宗大族擁戴江東地區具有戰鬥力之豪族，即當時不以文化見稱的次等士族孫氏，借其武力，以求保全，從而組織起來的政權。故孫吳政治社會的勢力完全操在地方豪族之手”。本來，孫權崇尚儒學，重用儒學之士，符合江東大族的利益，自然受到了他們的歡迎和支持，使得他的政權“儒化”非常明顯，在移風易俗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儒生形象的周瑜
至孫吳政權後期時，江東民風已呈實質性的變化，丹陽太守李衡妻言及當時是“人患無德儀，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在當時，出現了因父溺死而投水的曹娥，盡心色養的董黯，哭竹生筍的孟宗等孝子現象。此外還有吳郡張溫姐妹、陸績之女鬱生誓死不更二夫。對於前者，“吳朝嘉嘆，鄉人圖畫，為之讚頌”，對於後者，姚信上表要求朝廷“褒鬱生以義姑之號”。從這些可以看出崇尚忠孝節義的儒家道德之風在民間極其熾熱。
儒生形象的魯肅
儒生形象的陸遜
在民間風氣轉變的同時，東吳上層風氣也發生了變化。甘露元年三月，紀陟、弘璆奉使如魏，魏“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 ‘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肆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慚”。 紀陟此論發於使魏之際，作為一種外交辭令，難免有偏激矯情之處。但是，孫吳文武觀念的變遷，由此可窺一斑。而且，紀陟是丹楊人，在江東地區此地的尚武風氣尤烈，時人如諸葛恪認為丹楊“俗好武習戰，高尚力氣”，陸遜說“丹楊山險，民多果勁”。出身於好武之鄉的紀陟竟有如此鄙視武事的言論，足見崇尚文化的觀念已深入人心，社會風氣由尚武向尚文嬗變。
東吳後南朝時期江東地區風氣的嬗變
西晉平吳後，司馬氏對於江東大族頗致意籠絡。“江表初附，未與華夏同。貢士之宜，與中國法異。前舉孝廉不避喪，孝廉亦受行不辭。以為宜訪問餘郡，多有此比。” 足見對江東貢士儘量放寬，與中原不同，有喪而仍行。但此為朝廷規定，北方士人對南人仍有偏見， 孟超“領萬人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 貉奴能做督不！’” 貉奴為罵詞，是所謂的中原冠帶對江東人的蔑稱。孟超小都督，敢公然斥罵河北大都督全軍統帥陸機為貉奴，益見其對陸機等南人的輕視。陸家為吳國昔日世家大族，平吳後境況難堪至此。南人在北人前油然有羨慕與欽佩。葛洪在《抱朴子・譏惑篇》中也諷刺吳人強學中國（即中原） 人的語言書法以至居喪哭聲。吳人這種心理狀態，對於東晉立足於江左，極為重要。
南朝時期江南人士形象
東晉之際，僑姓大族與江東大族在種族、地域、文化、宗教、社會階級、名教觀念及實際利益上，雖有衝突，但可調和。北人輕視南人有傳統，但二者之間佔主要地位的，是階級和信仰的一致，這決定他們不是分，而是合。江東大族在這種情況下的心理素質也隨之發生鉅變，從主導到附庸，最終消滅自己固有的特徵與僑姓大族合流。僑姓大族對武人、武事、武職的評價素不甚高，必然對江東大族和社會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在江東人民的心靈深處，輕武鄙文的觀念逐漸沉澱下來。
南朝士族生活圖
進入南朝後，武職降為濁官，是世代盤踞“職閒廩重”清官的高門士族所不屑的職位，武職子弟紛紛“諱稱將門”。這些士族憑藉世資，位高爵顯，生活豪富，追逐享樂，論是北方士族還是南方士族都明顯腐朽。梁武帝善於騎馬，至元帝則“素不便馳馬”。 梁時士族甚至懼馬如虎。建康令王復，性既儒雅，未嘗騎馬，見馬嘶歕陸梁，莫不震懾，乃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為馬乎？”此人居然是建康令。可見這時的社會風氣也遭到腐蝕，輕武觀念擴散為普遍的社會意識。
南朝士族生活圖
東晉南朝時期，優越的地理環境為它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和平條件，雖然也有內亂，但只是暫時的和局部的（主要被破壞區在建康）。長期的安定的和平環境，也易使這裡的風氣受到軟化。此外，這種風氣還深受“經濟條件、政治局勢、和文化背景等等因素的作用和影響”。劉裕言“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袁淑對顧覬之說：“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這種狀態，導致侯景之亂時，江東人“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促者，往往而然”。
結語
《漢書》中曾說“ 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 劍，輕死易發。”到了《隋書》則說江東的“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其君子尚禮，庸庶敦厖，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風氣所尚也”。 在這種風氣的轉變過程中，孫吳時期是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階段，其政權的儒化，開啟了整個六朝時期江東民風從“輕佻果躁”的尚武到“文弱怯懦”的尚文的轉變，從而使江東民風地域性削弱，趨向全國化。
《史記》
《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南史》
《通典》
《讀通鑑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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