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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阅读《史记》对战国以至秦汉的诸多名将的履历记载，能够很明显地发现这样一个普遍规律：白起、赵奢、王翦、韩信等名将的早期履历都是非常模糊的，我们看不到他们作为士兵或者低级军官的时候参加过哪些战役，有过怎样的成长经历。
为何《史记》的记载会出现这样的大面积空白，记载一代名将的成长历史又有何困难之处呢？
如果说《史记》对项羽少习兵法的记载可能因为战国兵家史料的匮乏而造成某些缺失的话，那么以韩信为代表的秦汉名将，其早期晋升履历的含糊不清则极有可能是因为爵官体系的混乱导致的。
仔细比勘《史记》的诸多传记，我们不难发现：对武官的晋升，《史记》混杂着使用了三套不同的爵官体系来进行记载，我们不妨将此三者分别简称为“爵”、“职”和“差使”。
以爵位来记载武官的晋升普遍出现在《史记》的战国秦将传记中。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开始推行军功爵制，分爵位为二十等。《史记·商君列传》说：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变法后，军功论爵制度在秦国的推行力度非常之大，即便宗室成员也不能获得法外施恩。大概因为军功已成为获取爵位的主要途径，所以秦国国史即《秦纪》对武官的晋升此后便主要记载其晋爵过程。
又因为《秦纪》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主要文献来源之一，故而《秦纪》的上述特点也就顺理成章地移植到了《史记》的部分传记当中。其中最典型者，比如《白起列传》：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
昭王十三年，而白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是岁，穰侯相秦，举任鄙以为汉中守。
其明年，白起为左更，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又虏其将公孙喜，拔五城。起迁为国尉。
涉河取韩安邑以东，到干河。明年，白起为大良造。
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与客卿错攻垣城，拔之。后五年，白起攻赵，拔光狼城。后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我们将上述记载与保存在《汉书》中的二十等爵做一对照：
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皆秦制，以赏功劳。
——《汉书·百官公卿表》
对照《汉书·百官公卿表》，可以看出《史记·白起列传》对白起晋爵的记载始于秦爵第十级“左庶长”。此后依次记载了白起获得第十二级“左更”，第十六级“大上造”（即“大良造”），直至达到军功爵制的顶点——二十级列侯（即“武安君”）为止。不但《白起列传》，《商君列传》记载商鞅的晋升，也是以“左庶长”、“大良造”、“商君”（列侯）的军功爵制来进行标注的。
这说明在商鞅变法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军功论爵的观念强有力地影响到了秦国史官的书法，因而《秦纪》中的晋爵记载非常普遍。
可有意思的是，在与白起合传的王翦传记中，我们却看不到任何有关这位秦国名将的晋爵记载。对这个奇怪的现象，张金光《秦制研究》一书分析道：
军、政殊途，且政高于军，此自商鞅变法后便日益悬殊（中略）至昭王时，白起战功赫赫，屡获显爵，然却祗任军职。待封为武安君，位在列侯之后，却仍未涉足政治，而终亦不敌秦相范睢。
至秦始皇时，军功爵，尤其是高爵更不轻易予人，而并实惠亦有所削减。其主要方略是对于“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而并不予尺土之封。致使有功高如王翦者，亦不免发出“有功终不得封侯”之叹，而祗能“请田宅以为子孙业”。
——《秦制研究》
张先生的论述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军功爵制的内容和重要性始终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当中。
相比于以军功受爵的武将，文官因为主持政府而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他们的权重增大，影响力加强，反过来倒逼军功受爵的仕途越来越窄，及至嬴政当国之时，王翦已经不能指望像他的前辈白起那样通过战功而获封侯了。
在秦昭王时代，军功起家的白起尚能在爵位上与文臣范睢分庭抗礼——前者封武安君，后者封应侯——到了嬴政时代，重要的文臣如李斯仍获列侯的爵赏，而王翦、蒙恬等功勋武将则终始未见封侯的记载，这表明了军功爵制的日渐衰落，反映到史官的书法中，便是不再以爵位来记载武官的晋升。
那么，除了爵位之外，武官的晋升还可以用什么方式来进行记载呢？
事实上，我在前文中引录的《史记·白起列传》已经给出了一种答案：
其明年，白起为左更，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又虏其将公孙喜，拔五城。起迁为国尉。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此处的“国尉”是官职，据张守节《史记正义》的注释，也就是后来人熟知的“太尉”。获任国尉是记载升职，迁为左更是记载晋爵，这是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爵官体系：
秦是官爵分离的，其间只有一个不太严格的对应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某种范围内有一定官爵相称的现象然而却绝非合一。爵表等级地位（包括社会的、政治的），官表政治职事，二者绝非一事，乃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系列。在战国之前，官爵多有合一的现象，而自战国始严格分离了。
——《秦制研究》
秦制官、爵分离，而秦官的实际职位与级别高低主要依据官吏的俸给秩级，不以爵级为准，因此相对于爵位，职位对大多数秦官来说更为重要。于是乎我们看到，在军功爵制逐渐衰落之后，《史记》中对秦将的晋升便主要记载其官职 ：
武子曰恬。恬尝书狱，典文学。始皇二十三年，蒙武为秦裨将军，与王翦攻楚，大破之，杀项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虏楚王。（中略）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
——《史记·蒙恬列传》
在《蒙恬列传》中，蒙恬早年“书狱，典文学”即出任狱官，负责写作狱辞文书。后来因战功升任内史，被提拔到了二千石卿的秩级。
鉴于秦国（朝）官制在历史文献中保存相对完整，如果对武官的晋级都以书职而非书爵的方式来记载，那么我们应该也可以从《史记》的诸多传记中看到武官们完整的晋级履历。事实上，文官们的晋级情况正是因此而得以完整保留，比如《李斯列传》。
但很遗憾，我们期待的完整的武官履历在《史记》中并未出现，与李斯同时代的王翦、蒙恬，其晋升履历仍是模糊不清，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注意到《史记》记载武官晋升履历的第三种爵官体系，即“差使”。什么是“差使”呢？仍以《蒙恬列传》为例：
二世又遣使者之阳周，令蒙恬曰：“君之过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内史”。（中略）使者曰：“臣受诏行法于将军，不敢以将军言闻于上也。”
——《史记·蒙恬列传》
公元前210年，窃据大位的秦二世胡亥命使者持诏将支持公子扶苏的蒙恬下了大狱。使者入狱对蒙恬宣诏的时候，第一次称呼蒙恬为“内史”。这说明蒙恬此时的职务名义上仍是二千石卿的内史。
内史是负责掌管京畿治安的重要官职（汉武帝以后的左冯翊和京兆尹就是自左、右内史演化而来的）。可蒙恬自公元前215年，也就是下狱的5年前就奉了秦始皇的命令北逐匈奴，修筑长城，他事实上无法履行内史的工作职责：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
——《史记·蒙恬列传》
蒙恬长期驻扎在遥远的北边长城，而内史治理京畿，又不可一日暂缺。由此推断在蒙恬挂名内史的这段时间里，真正行使内史职权的应该另有其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显然不能当真把“内史”视为蒙恬的职务，只能视之为蒙恬的“职衔”——这个挂名反映不了蒙恬的实际工作内容。蒙恬的实际工作是受了秦始皇的差遣领兵出征，故而使者在狱中的对话，第二次称呼他便是“将军”。“将军”是秦始皇派给蒙恬的差，也就是他的“差使”。
之所以在职务之外又有差使，是因为秦国（朝）一直沿用的是临战命将的制度。关于这一点，《中国军事通史·秦代军事史》说：
战略决策权属于皇帝，战场指挥权属于将军（中略）。对统兵将领的任命也是这样，由国君临时做出选择和任命。（中略）将军独立自主的作战指挥权，仅仅限于作战期间，作战任务一结束，便立即交出兵权，脱离部队。
——《中国军事通史·秦代军事史》
为了杜绝高级将领在军中培植私人势力，保证秦君对国家军队的绝对控制，秦制规定，只有在军队遂行作战任务的时候，将领才会被临时赋予军事指挥的职权。一旦作战行动结束，将领的这一临时职务便遭解除。
既然指挥军队只是战时的短期任命，就意味着将军们平时必然另有职务。因此我们不妨把区别于职务的战时任命称之为“差使”。在《史记》对重大军事行动的记载中，凡称“将军”、“上将军”者，多半是指武官的差使而非职务：
秦闻马服子将，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在长平之战进行到一半儿的时候悄悄抵达前线，从王龁的手中接过了秦军的最高指挥权。因为白起是爵为第二十级的列侯，地位远高于爵为第十级的王龁，因此白起就成了“上将军”。所谓“上将军”，意思是指挥权凌驾于诸将军之上。王龁出任尉裨将，也就是担任白起的副手。从将军变为裨将，只是调整了王龁的差使，而非贬他的职。
从《史记》的相关记载看，临战命将、赋予差使的制度不独为秦国所有，也不仅限于战国时代：
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
——《史记·项羽本纪》
公元前207年巨鹿之战前，楚怀王授予宋义的这个上将军头衔其实跟长平之战中的白起一样，也是差使。相应的，项羽出任次将，也就是担当了王龁的角色。至于“鲁公”，那是表明项羽的爵位。
“差使”这个战时职务的存在是导致《史记》对武官晋升履历记载不清的主要原因。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首先，差使只是对武官们的临时任命，不足以表明统兵将领的身份和地位。因此为了加强战场统帅的话语权，国君往往在委派差使的时候额外赋予统兵大将一个挂名的高级职衔：
乐毅还报，燕昭王悉起兵，使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以相国印授乐毅。
——《史记·乐毅列传》
公元前284年，燕、赵、秦等五国组成联军讨伐齐愍王。名将乐毅并将燕、赵两国军队向齐国济西发动攻击。此时燕昭王派给乐毅的差使是“上将军”，而《战国纵横家书》则记载“燕赵共相，二国为一”（《战国纵横家书》十七），证明为了加重乐毅统兵的事权，燕昭王和赵惠文王同时授予了乐毅以燕国和赵国的相国职衔。
对统兵将领来说，这样的加衔只表明职级和荣誉，并不意味着他能够实际行事加衔的权力：
（公元前205年）其八月，以信为左丞相，击魏。
（公元前204年）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
——《史记·淮阴侯列传》
公元前205年至公元前204年间汉王刘邦先后授予韩信以左丞相和相国的职衔。但事实上，从刘邦封为汉王开始，直至他去世，行使汉国（朝）丞相职权的人一直都是萧何。尽管韩信拜为相国的时候，他的职衔看起来已经高过了右丞相萧何，但韩信却没有节制萧何的实际权力。
同时，授予韩信的两次加衔反过来证明了公元前206年刘邦在汉中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只是给了韩信一个“差使”。如果大将是实授职务的话，两次加衔就没有必要了。
武官们平时有“职务”， 战时有“差使”，并且还可能获得“加衔”。这就给史官的著述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后来人阅读这些历史文献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分辨武官们的这些个头衔究竟是“职务”、“差使”还是“加衔”。这很可能是造成《史记》对武官晋升履历记载不清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影响司马迁记载的因素则有可能来自差使本身的特殊性。
对统兵将帅来说，他的成长履历应该主要体现在他所经历过的战斗任务当中。也就是说如果不能详细记录下武官们的战时差使，只是记录他们在和平时期担任的常职，那么这个履历对武官传记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比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赵奢先为田部吏，后又奉命治国赋。这些记载就不足以让我们了解这位战国名将的军事素质究竟是怎样培养起来的。
然而，要详细记载武官的战时差使非常困难。高级将领们的差使或许更易在文献档案中保存下来，因为他们所负责的多半儿是大规模军事行动。可是对一个还没显山露水的未来将星而言，他作为下级军官参加的可能大多数都是小规模战斗。
这些无关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小插曲很难在原始的文献档案中被反映出来，因此《史记》中绝大多数秦汉名将的履历模糊都发生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早期，这绝非偶然。
另外，差使既为临时任命，缺乏制度化的约束，就意味着任命的灵活性可能很大。比如《白起王翦列传》中记载，王翦统兵灭楚之前其实已经解职赋闲。就因为李信在前线遭遇惨败，秦始皇一句话就让这位白身将军出任前线统帅，负责指挥秦国的大部分军事力量。
再比如名将章邯。他在公元前208年（秦二世二年）之前一直做着少府。虽然这也是位列九卿的高级职务，但跟军队毫无瓜葛。可在陈胜的西征军进逼咸阳的情况下，章邯却获命出征，并在此后两年内实际担任了关东秦军的最高统帅。没干过军职的也能带兵，白身的人也能立马为帅，这就是差使的灵活性。
正因为差使的任命不像职务晋升有那么强的制度约束，公元前206年汉王刘邦才敢筑坛拜韩信为大将：
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史记·淮阴侯列传》
刘邦冷不丁地委任楚营投靠过来的无名小卒韩信为汉军大将，其他人虽然大吃一惊吃惊，但没人跳出来公然反对。这就是因为大家明白，差使这样的临时任命本就是由君主灵活把握的。设使韩信的这个大将并非临时差使而是实授职务，那恐怕曹参、樊哙这些沛县起兵的元勋宿将就要纷纷造反了。
差使的灵活性虽然赋予了执政者以更大的人事权力，但是却给史书的修撰设置了巨大的障碍：既然差使是高下由心的，那么我们又怎么能从这一个个随意的临时任命中去勾勒一位杰出将领的成长轨迹呢？
今天回看《史记》，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秦汉名将的传记数据存在着太多填补不上的空白，以至于项羽、韩信至今都被误认为是不学而知的天才统帅。
灵光乍现的天才并不是一个时代最急需的，一套科学的、制度化的培养体系方是人才辈出的保障，遗憾的是，这套培养体系被掩盖在了天才名将的光芒下，至今也没有露出它的全部面貌。
参考文献：
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王先谦《汉书补注》
张金光《秦制研究》
霍印章《中国军事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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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ND —
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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