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現在有人說古代的于謙死得不冤死得活該?

於無聲處34


引言:熟悉于謙是從《石灰吟》開始的,“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一個寫出如此鐵骨錚錚千古佳句的人,此詩句就是他光明磊落的一生寫照。自古文死諫,武死戰,君王死社稷,于謙在國家危急之時,扛起救亡大旗,從任何角度來看,他的死都和人品沒有關係,他不過是皇權利益的犧牲者而已。

一、在明朝的危急關頭,他挺身而出,全力主戰保衛北京。

先不評論于謙是多麼清正廉潔,就從“土木堡之變”開始論起,明英宗在王振的慫恿下,“御駕親征”後被瓦剌人生擒於土木堡,王振更不用細論了,直接被也先部錘殺。

這樣“千里送人頭”的愚蠢決定,都是朱祁鎮自己拿的主意,和什麼太后、皇后沒有任何關係。也先部氣勢洶洶的拿下大同後,于謙和兵部尚書鄺埜極力勸諫,但明英宗不聽,皇帝不聽勸,于謙有什麼辦法?在朱祁鎮披掛上馬之時,于謙就語重心長、推心置腹的說:“六師不宜輕出”。

但是朱祁鎮聽不進去,鄺埜跟隨明英宗管理軍隊,留于謙主持兵部的工作,這也是于謙可以做的最後工作了。

這樣一位兢兢業業的臣子,哪裡有活該被殺的樣子?要說活該,那也是他的忠直導致了後來的悲劇,一個全心做事的人,是敵不過甜言蜜語的讒臣的。

“土木堡之變”後,京城內亂成了一鍋粥,這時候就需要一個人站出來主持局面,此時郕王朱祁鈺受命監國,命令群臣討論作戰和防守的方略,在此亂局下,孫太后站出來,于謙也站出來,沒有一個沉穩之人,怎麼能穩住大局?

有大臣在這種緊要關頭主張南遷,而於謙在這時表現出剛正的氣節,于謙力主抗戰,得到吏部尚書王直、內閣學士陳循等愛國官員的支持,也得到了朱祁鈺的支持,在“土木堡之變”中明朝最精銳的部隊已經死傷殆盡,保衛北京的士卒不到十萬,在這樣危險的境地下,于謙請郕王調南北兩京、河南的備操軍,山東和南京沿海的備倭軍,江北和北京所屬各府的運糧軍,立即奔赴順天府,依次經營籌畫部署,這算是把各地能調派的將士都拉到了北京,隨後,于謙升任兵部尚書,全權負責籌劃京師保衛戰。

北京保衛戰圖示

在瓦剌部兵臨城下之際,于謙站出來力保北京,不讓政權倒塌,不讓百姓塗炭,他沒有一點活該被殺的舉動。

二、在朱祁鈺監國時,若沒有于謙這樣的忠直之人主持大局,國家不會穩固如舊,也許歷史就將從此改寫,在“土木堡之變”後,于謙這樣的人是穩固國家安定的基石。

郕王朱祁鈺剛剛攝政理朝之時,右都御史陳鎰請奏殺王振全族,這個王振就是慫恿明英宗御駕親征那位官宦,明朝雖然沒有外戚專權,但是官宦專權的事情卻屢有發生。

朱祁鈺剛一監國,拿不定主意,於是下令擇時改議,百官情緒激動,並不理睬剛剛攝政的郕王,王振的黨羽、錦衣衛都指揮使馬順站出叱斥百官,戶科給事中王竑心裡窩火,趁此機會猛擊馬順,結果馬順不禁打,當場就被打死了。

朱祁鈺哪裡見過這樣的陣勢,嚇得想趕緊離開,于謙擠到郕王身前,對想要逃跑的朱祁鈺說:“馬順一黨該死,格死勿論”。這才讓朱祁鈺心裡稍微坦然一些,吏部尚書王直握著于謙的手說:“國家正是倚仗您的時候。今天這樣的情況,一百個王直也處理不了啊。”

在國家亂局之時,于謙當得起國家棟梁,可以說,發生“土木堡之變”後,整個大明朝的政局是混亂的,沒有于謙這樣的忠直之人挺身而出,那麼歷史就不是這樣的走向。

三、在國家危亡之時,挺身而出,立郕王朱祁鈺為皇帝,並且全力輔佐

“土木堡之變”後,明英宗被俘,困於瓦剌部落,家不可一日無主,國也不可一日無君,在這種群龍無首的狀態下,選一位國家代理人是當務之急。

太子年幼,敵寇將至,大臣請皇太后立郕王為皇帝,郕王再三推辭,不願意接受這份認命。其實想想是可以理解的,在這樣內憂外患的情況下,誰接替這個位置也不是上上之選,沒人願意冒險攤上這麼一個吃力不討好的活。

于謙在這時又一次挺身而出,他說:“我們完全是為國家考慮,不是因為個人私利做這些事的。”於是在於謙的力主之下,郕王朱祁鈺受命登基。

與其同時,于謙請命各邊境的守臣竭力防守遏制瓦剌再一次進攻,分道招募民兵,令工部製造器械盔甲。派遣都督孫鏜、衛穎、張輒、雷通分兵據守九門重要的地方,軍隊駐紮在外城的外面。善用文臣軒倪,武臣裡力主石亨、楊洪、柳博做將帥,他還在朱祁鈺面前說,軍隊裡面的事情,我自己承擔,沒有成效就判我的罪。

在國力空虛,軍隊孱弱,群龍無首的情況下,于謙就是國之脊樑,現在說他是活該被殺,是不是有些苛刻,一個人到底要完美到什麼程度,才能不被後世詬病。

四、于謙是被冤殺的,在武將集團、文官集團和太監勢力的三方對峙狀態下,他成為了政治犧牲品,明英宗復位的理由也是他殞命的引子。

在國家危難之時,于謙挺身而出,不畏懼流言,也不怕得罪於人,性格很是剛強,他總說一句話:“這一腔熱血,不知會灑在哪裡!”

瓦剌部落囚禁俘虜明英宗多年後,確實覺得沒有得到多少實惠,就把英宗歸還了。但是朱祁鈺又不放過他了,生怕到手的權利旁落於他人,於是還是把英宗給關了起來。

朱祁鎮和朱祁鈺的恩怨情仇就此拉開了帷幕,同時明朝的內部也出現了極大的問題,在藩王勢力消退後,出現了武將集團、文官集團和太監勢力的三方對峙狀態。

除去兩帝的恩怨問題,這些集團的利益問題又出現了缺口,景泰八年明代宗朱祁鈺病重,正月壬午,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貞迎接太上皇朱祁鎮恢復了帝位,“奪門之變”帶來的後果,可以想見,是非常慘烈的,于謙和大學士王文被逮捕入獄,罪名有些可笑,誣陷於謙等人制造不軌言論,有謀逆之嫌疑,和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策劃迎接冊立襄王。

都御史蕭維禎審判定罪,以謀反論處,于謙看得明白,說:“這是石亨他們的意思罷了。”其實最重要的一點他沒有說出來,明英宗要復位,總得找個理由吧,徐有貞曾進言說:“不殺于謙,復辟這件事就成了出師無名。”朱祁鎮再一次做了一個決定,誅殺于謙,其實他也曾猶豫,說“謙實有功”。

但是在這三方的利益角逐下,在朱祁鎮想復位的利益驅逐下,于謙實際上只是做了政治的犧牲品,他實在無過,于謙被押往崇文門外,這裡曾經是他拼死保衛過的地方,可是他最後的結局是被誅殺於此。于謙對得起他寫的那首詩: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逆風解語


不能說于謙死得活該——于謙因為在明英宗、明景帝二人上沒有明確立場而死

于謙是不是死得活該,先來看看相關當事人的意見:

“皇太后初不知謙死,比聞,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

于謙被殺,最大的理由是擁立景泰帝。

在明英宗被俘虜後,孫太后立朱見深為太子、朱祁鈺為監國。本來這個安排也是可以的,明英宗在親征前,也是讓朱祁鈺“留守”。

太子朱見深、監國朱祁鈺這孫太后的安排,本來也很符合明英宗的意圖——在親征前讓朱祁鈺留守,本身就是防範自己被俘虜的風險下讓朱祁鈺監國。

朱祁鈺本身也無意即位,也安守本分的做監國。但于謙堅決要求朱祁鈺即位為帝,雖然從當時的緊急情況下是合適的,是符合大明的利益,但不符合皇族內部利益。

簡單說,對於明英宗而言,于謙的罪名有:

1、力主擁立景泰帝;

2、不反對景泰帝非朱見深而立自己兒子朱見濟為太子;

3、反對議和,讓明英宗不能歸來;

4、明英宗歸來後被景泰帝軟禁,于謙沒有表態反對。

于謙對於明朝是有功,但沒有在明英宗、明景帝的問題上沒有明確立場。這是他被處死的原因。

于謙是有能力,但沒有處理好自己和明英宗、明景帝的關係:

明英宗在親征提拔于謙為兵部左侍郎——因為兵部尚書跟隨明英宗親征,於是于謙就成為明朝軍事的實際決策人。若沒有明英宗提拔于謙為兵部左侍郎這個兵部老二位置,于謙就不能在土木堡之變時成為大明軍事的實際決策人,也難以順利在北京保衛戰發揮作用;

但于謙回報明英宗的是——擁立明景帝,任由明景帝廢朱見深的太子之位,這本身就是背叛之舉。

擁立明景帝可以說是事急從權;反對議和,也可以從明朝利益上說得過去;但沒有反對明景帝廢朱見深太子之位,就說不過去了。

對於明景帝而言,于謙有擁立和包圍北京城之功,對於謙很是倚重,但于謙以回報的是迎回明英宗。雖然說于謙未必真心想要迎回明英宗,只是作為和蒙古談判的一個策略。

于謙估計以為蒙古必然在迎回明英宗問題上獅子大開口的勒索明朝,結果明朝使者一到蒙古,蒙古什麼條件也不提,就把明英宗給送走。

于謙原本以蒙古的要求作為繼續和蒙古作戰的理由,結果什麼條件都沒有,明英宗就被放回來了。

於是明朝的兩位皇帝都在北京,明景帝兒子朱見濟沒有死,在明英宗還活著的情況下,也難以即位。

簡單說,于謙對得起明朝,但對不起明英宗、明景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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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哨聲


持此觀點者,當屬明英宗的粉絲。

明英宗在王振慫恿下,於1449年7月親征瓦剌首領也先,結果全軍覆沒於土木堡,自己被俘成為人質。消息傳回京城,監國的郕王朱祁玉令群臣討論戰守方略。侍講徐有貞力主遷都南京。

時任兵部左侍郎的于謙則請郕王令各地方部隊進京勤王,且出任兵部尚書。群臣奏請皇太后,鑑於太子年幼,建議立郕王當帝。郕王推辭再三,于謙大聲說:“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郕王終於受命即位為代宗,遙尊英宗為太上皇。于謙又提出數條合理建議均被採納,隨後組織了北京保衛戰,粉碎了也先挾持英宗入侵的陰謀。

明英宗失去利用價值後被放回,明代宗將其囚禁於南宮。石享等人趁明代宗病重,發動奪門之變,助英宗復辟為帝。

明英宗連代宗都顧不上收拾,將於謙等人逮捕殺害,使得“天下冤之!”于謙於明憲宗明被恢復官職,明孝宗時才被追贈和追諡。

于謙為國為民力挺郕王即位,當然嚴重得罪在瓦剌當人質的明英宗。所以明英宗復辟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殺于謙,理所當然。


2許雲輝


于謙對大明有再造之恩,當年若不是他保衛北京城,說不定大明王朝就滅亡了。之所以會發上這樣的事情,是因為皇帝朱祁鎮在土木堡事變當中,被人家瓦刺給俘虜了。明朝傷亡慘重,重要的臣子就死了六十多個,士兵二十多萬,都被打敗了。

在這種情況下,瓦刺要攻打北京城,于謙開始力挽狂瀾的。

在打退瓦刺的進攻之後,于謙又擁立了朱祁鎮的弟弟朱祁鈺來當皇帝。正是他的這個舉動,為日後的慘死埋下了伏筆。

為何會有于謙死的不冤枉的這種說法呢?

本來朱元璋已經為大明定下了規矩,明朝的皇位傳承製度是子承父業,兄終弟及。

若是在有兒子的情況下,肯定是要立兒子為皇帝的。沒有兒子才能立兄弟,但是,于謙就犯了這一個錯誤。

本來被俘虜走的朱祁鎮是有兒子的,按理說朱祁鎮被俘虜了,他的兒子當皇帝,才是天經地義的。

但是,于謙卻讓朱祁鎮的弟弟朱祁鈺當了皇帝。

于謙之所以這樣做也是有道理的。

原因就是朱祁鎮的兒子年齡太小,還是一個孩子,他還處理不了國事,畢竟那時候的朱祁鎮才二十多歲。

這個關鍵時刻,必須要找一個成年人來當皇帝,才有可能保住大明的江山呀。正是因為于謙考慮了大明的安穩,沒有考慮個人的生死,才為他日後的慘死埋下了伏筆的。

要說朱祁鈺好好的當著皇帝,于謙也不會有生命危險。關鍵是這個朱祁鈺也不爭氣呀,他先是死了兒子,然後自已有得了重病。

正是因為這兩件事情的發生,讓其它和他有矛盾的臣子鑽了空子,以徐有貞、曹吉祥為首的大臣,他們發動了奪門之變。

然後把被囚禁起來的朱祁鎮給救了出來,朱祁鎮過了七八年的俘虜生活,他又開始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在這種情況下,于謙就危險了。于謙是朱祁鈺的人,朱祁鈺和朱祁鎮他們兄弟二人之間的矛盾時不可調和的。

畢竟朱祁鈺在朱祁鎮回到大明之後,把朱祁鎮給囚禁了七年之久。

現在朱祁鈺不行了,于謙也要跟著倒黴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于謙就被朱祁鎮給殺了。

本來於謙對大明時有再造之恩的,但是,對於朱祁鎮這一個皇帝來說,于謙給他的印象並不是太好,畢竟他站到了自己的對立面。

所以說現在很多人都說于謙死的其實是不冤枉的,若是他不立朱祁鈺為皇帝,也就不會有他的慘死了吧。

總之,于謙是對大明十分忠心的一個臣子。他當然也是冤死的了,因為後來的時候,還是為他的冤死平反了。


漢史趣聞


于謙做為一代名臣、民族英雄己載入史冊,蓋棺定論!容不得題中的"有人"胡言亂語。

明英宗朱祁鎮輕率對瓦剌用兵,兵敗被擒。被也先押著直逼北京城下。朝野一片驚慌,兵部尚書于謙等眾臣臨危受命,抗擊敵人,艱苦的作戰,終於取得北京保衛戰的勝利!

于謙之禍來自於也先攻城時的一句話:當也先以英宗為籌碼要于謙開城投降時,于謙嚴詞:他己不是皇帝,我們己立了新帝(即景泰帝朱祁鈺)。似有置朱祁鎮死活於不顧之意。這為他以後的被冤殺埋下了禍根。

于謙是忠臣良將,是大明王朝的中流砥柱。但在被放回的英宗朱祁鎮眼裡,卻視為見死不救、險些使自己喪命的罪人。故一旦復僻,使殺了于謙。不過事後他也清楚,對江山社稷,于謙有功無罪,他是在洩一己之憤。

至他的兒子朱見深登基,為于謙平反昭雪,總算還於謙一個公道。他和民族英雄岳飛被稱為雙少保,葬於西子湖畔,供後人憑弔紀念。

于謙著名的《石灰吟》何償不是對自己短暫人生的自喻:

千錘百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這些在國家民族面臨危亡時勇於獻身的民族英雄值得後人永遠祭奠,豈容他人胡噴亂言!


晚亭與落霞同暉


民族英雄不容玷汙!

這麼說一個民族英雄,真的是太無知,太下流了,說這種話的人估計是石亨或者朱友貞的後代吧。因為于謙,北京保衛戰取得了輝煌勝利;因為于謙,處於極度危險的大明政局得以轉危為安;因為于謙,大明的歷史得以延續將近兩百年;因為于謙,成千上萬的我大漢百姓得以安居樂業,免於被瓦剌鐵蹄踐踏。

于謙之死:景泰八年,久病在床的朱祁鈺已經病入膏肓,再加上他立的太子朱見濟也早早夭折,這就意味著大明不可能再按照過去的父死子接的制度決定皇帝人選,而是要從其他皇室成員中選擇。作為對大明有再造之功的于謙,在決定皇帝人選的權力上當仁不讓,如果於謙這樣做,那麼于謙的功勞無疑將再進一步,他對大明的貢獻將無人可比,但是于謙沒有這樣做,誰來做新的皇帝似乎與他無關,他只是每天照常的上班、值守,兢兢業業的履行著作為兵部尚書的職責,完全不管外面別有用心的人的蠢蠢欲動。

那些蠢蠢欲動的人就是石亨、徐友貞、曹吉祥等人,他們三人有不同點也有共同點,不同點就是職位不同,身份不同,能力不同,其中石亨是武將,朱友貞是個有謀略的文臣,曹吉祥是一個太監;共同點就是都是有巨大野心的壞人,他們都想獲得在各自領域的最大權力。

歷史已經證明,在明朝想要成事,文臣、武將和太監的通力合作真的是黃金搭檔,張居正、戚繼光、馮保是這樣,徐友貞他們也是這樣。在徐友貞的一手策劃下,奪門行動進行得很隱秘和迅速,事情也出乎預料的順利,最後在朱祁鎮一聲大呼之後,原本關閉的皇城城門打開了,朱祁鎮得以重新登基復位,事情發生在1457年正月十六。

在奪門之變發生之時,于謙在做什麼呢?他正在值夜班,他收到消息時,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加以應對,似乎整件事都不需要應對,與他無關。可以說,于謙要對付徐友貞等人真的是易如反掌,因為一方面于謙作為兵部尚書手握兵權,另一方面于謙通過北京保衛戰以後在朝廷的威望無人可比,他可以隨便以一個謀反的罪名將徐友貞等人處斬,但是一身正氣的于謙並沒有這麼做,他只是照常坐著自己的事情,完全沒有理會皇室內發生的一切。其實甚至是在徐友貞等人密謀舉事之前,他就已經收到了自己兒子的報告,但是他同樣也是沉默以後呵退了兒子,沒有采取措施,以于謙之智不可能預料不到如果他不採取措施的話對自己將是多大的不利。

朱祁鎮復位以後,徐友貞以一句“于謙不死,此舉無名”的歪理邪說,促使朱祁鎮最終同意處死於謙。

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奪門之變發生後的第六天,于謙被以謀逆罪處斬,兒子于冕流放。于謙之死,留給後人一身清白的光輝形象,也留給了後人無盡的遺憾。順便說一句奪門三人組的最終結局:石亨、曹吉祥殺頭抄家,徐友貞削職為民。真的印證了那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道理,儘管這個道理並不是什麼時候都適合每個壞人。

于謙是一個英雄,是一個完人,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擔當,看到了勇氣,看到了智慧,看到了力量……我大中華就是因為有于謙這樣的人才顯得磅礴大氣,才顯得經久不衰。

成化初年,于謙平反,于冕赦歸,得復官賜祭。

最後,用一句偉人的話來結束對於謙的評價吧: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泣拜於公!於公之後難有於公!


鐵匠波波


我覺得持這種觀點的人,要麼是心中沒有大是大非觀念的人,要麼就是別有用心的人。

明英宗為什麼要殺于謙?

明英宗之所以殺于謙,完全是為了一己私利,好為他登上帝位做鋪墊,再加上曹吉祥、石亨等人的進言,才是他最終下了殺于謙的決心。

明史載:

都御史蕭惟禎定獄,坐以謀逆,處極刑。文不勝誣,辯之疾,謙笑曰:“亨等意耳,辯何益?”奏上,英宗尚猶豫曰:“于謙實有功。”有貞進曰:“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帝意遂決。

從明史這段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英宗殺于謙,完全是為了他那個皇位的穩固,卻絲毫不念及這個曾在國家危難之時站出來力挽狂瀾之人。這樣的皇帝與昏君何異?要不是關鍵時刻於謙站出來,臨危受命,打敗瓦剌,明朝或許就提前進入“南明”了;若沒有于謙,英宗能不能回到北京城都難說。因為正是于謙打敗了瓦剌,使得英宗沒有了利用價值,而也先又不想與明朝撕破臉皮,才迫使也先放了英宗。英宗後來才能發動“奪門之變”,重新坐上皇位。

雖然于謙在英宗回來之後沒有再迎立英宗,但這並不妨礙他是英宗的恩人。可以說,沒有于謙,就沒有後來的明英宗。

所以,從本質上來說說,于謙不僅是大明朝的恩人,更是英宗朱祁鎮的恩人。但這個救了整個大明朝的人,救了明英宗的人,卻被英宗在奸臣的進言下,以徐有貞一句“此舉無名”而將於謙在鬧市處死,並棄屍街頭,抄家。以至於于謙在被處死時“陰霾四合,天下冤之”。所有人都認為他是冤枉的。明英宗這樣對待大明朝的恩人,對待他朱祁鎮的恩人,難道說于謙死的還不夠冤嗎?可以說堪稱“千古奇冤”。


當年土木堡之變的時候,于謙曾發誓不與敵人共存,經常日夜住在軍營之中,有時候連吃的住的都很短缺,還是景帝知道後才給他送去的。有人說皇帝太過寵愛于謙,但有人立馬就回敬道:“他日夜為國分憂,從來不過問家產有多少,若他去了,讓朝廷哪裡再找這樣的人。”

興安等曰:“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即彼去,今朝廷何處更得此人?” ——《明史·于謙傳》

在最近熱播的電視劇《大明風華》之中,有這樣一個片段,宣宗朱瞻基對於謙說道:“于謙,你愛的不是朱家,你愛的是天下”。這便是朱家皇帝眼中的于謙,是一個將天下看得比皇帝重要的于謙。

這樣的人,是我們應該崇拜的民族英雄,是國家的脊樑,但卻被明英宗就那樣給處死了。對於朱祁鎮本人來說,于謙或許是該死,因為他沒有擁戴自己;對於石亨、曹吉祥、徐有貞等人來說,因為于謙阻止了他們的榮華富貴,他們覺得於謙該死。但對於天下百姓來說,于謙不該死。所以說,英宗處死了于謙,也使他揹負了千古罵名,成為了他一生的汙點。因此,從這一方面來說,于謙確實死的冤,死的憋屈。


而在於謙死後,不僅皇太后表現出了極大地悲痛,就連英宗也覺得後悔了。

“皇太后初不知謙死,比聞,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 《明史·于謙傳》

當邊境戰事再起的時候,朝中沒有人能擔當起抵抗敵軍的重任,這時候有人說:“如果於謙在的話,一定不會使敵人這樣。”這句話一出來,英宗才想念起了于謙的好,但已經於事無補了,他只好沉默以對。後來,曹吉祥等人的事情敗露,英宗才醒悟到,于謙確實被自己冤枉了。

成化初年的時候,英宗的兒子明憲宗給於謙正名,並恢復了于謙的官職,加以追悼。

因此,于謙這樣一位民族英雄在生前被冤枉致死,使世人紛紛惋惜不已。但總算,他死後得到正名,恢復了名譽,使這位曾經的國之柱石得到了應有的公平待遇。對於這樣幾千年少有的人才,我們應該多加崇拜而不是加以抹黑。

所以,認為于謙“死的不冤”的人是沒有大是大非觀念的人,沒有國家觀念的人,這樣的人只會為一己私利而去汙衊他人,不擇手段。


秦皇唐宗


關於于謙對明朝的重要性,相信看過明史的小夥伴是有著對於謙敬仰的精神。但沒有看過明史,自己在網上亂看文章的小夥伴,就會被亂七八糟的文章給誤導,出現了于謙死的活該的念頭。關於于謙死的活不活該,相信小夥伴們,看完這篇文章就會覺得於謙就是個大英雄。

1449年,明朝爆發了一件自開國以來最為嚴重的事件。由於朱祁鎮的昏庸,導致北京三大營的兵力幾乎全部喪生在土木堡,能回來的也大多是殘疾之輩,不可能再次參加戰爭。而蒙古瓦剌剛打了一場大勝仗,自然要吞併明朝,重整往日的威風。由蒙古瓦剌當時最優秀的將領也先(“木堡之變”瓦剌軍的領導者),統領當時他的所有兵馬,撲向北京城。明朝面臨著一個殘忍的問題,遷都或者不遷都。不遷都,極大可能重反宋朝的“靖康之恥”,遷都則避免重反“靖康之恥”,與之換取的是,喪失半壁江山。

在當時,朝廷大多數人都支持南遷的情況下,于謙一人站了出來,說了種種理由,讓眾臣向他倒戈,力主一戰。

北京保衛戰前夕,分配京城九門的將領時,于謙身為一個文官,而且還是這場戰爭的主導者,親自下令,一旦開戰,要麼敵死,要麼己死,凡事退後者,立斬不赦。重點是,當時打仗不是在城內防守,而是在城下和蒙古瓦剌軍對剛。在於謙的指揮下,北京保衛戰取得了勝利,打退了蒙古瓦剌的軍隊,全國上下一片歡呼,於少保一戰成名。

一般人取得了這樣的成就,面對皇帝的賞賜,肯定覺得理所應當。而於謙僅僅接受了少保的職位,面對明代宗對於自己兒子封爵一事,于謙全力抵抗,明代宗說不過於謙,最終給於謙兒子封爵一事,不了了之。爵位在古代相當於鐵飯碗,而且這個飯碗是相當的鐵,只要明朝還在,于謙的世世代代都可以捧著這個飯碗不愁吃喝。爵位,多麼大的誘惑,多少人求之不得,而於謙卻堅決的拒絕了明代宗的賞賜。而且之後于謙說了一句令當時所有人都敬佩的一句話,

讓也先打到家門口,就是我們眾臣的責任,哪裡還有閒心要賞賜?

卿大夫之恥也,敢邀功賞哉

順便說一下,于謙被抄家時,身為明代宗的親信,北京保衛戰的主導者,家裡可以用家徒四壁來形容。值錢的東西,只有明代宗朱祁鈺當年賞賜他的幾件寶物,抄他家的官員都對他敬佩有加。

于謙是一個從頭到尾徹徹底底都散發著英雄光環的男人,不容仼何人質疑。


永樂解史


這主要是因為當代人的“是非觀”普遍出了問題,這和社會風氣的引導有關。凡是隻看利害,不看得失,只知道一昧批評古人,用一句影視劇中的話“現代的中國人好像天生和過去有仇。”

于謙在國家危亡之際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如果沒有他,北京城和整個長江以北都會重新掛上大元朝廷的旗幟,用不了幾年整個天下就會再度回到蒙古人統治之中。可以說于謙對於整個中華文明都是有不可磨滅的貢獻的。在他的眼中國家興亡是第一位的,君主是第二位的。這也符合儒家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理念。而且,明英宗顢頇昏聵,寵幸宦官奸臣,致使大明數十萬精銳客死他鄉,有大罪於國家,廢除他的皇位於情於理都說的過去,而且當時的北京保衛戰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沒有皇帝始終無法振奮軍心,擁立朱祁鈺既是權宜之計也是必然之舉。所以,于謙有功無罪。

對於于謙之死,歷朝歷代都表示惋惜,之後的歷代君主都將於謙作為忠臣良將對待。而於謙的冤案在明憲宗時期就得到了平反。明孝宗時期,追贈于謙為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號肅愍,賜在墓建祠堂,題為“旌功”,由地方有關部門年節拜祭。萬曆十八年,改諡為忠肅。乾隆十六年,乾隆帝南巡,題寫匾額“丹心抗節”。正如同後世文人的評價一樣“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自分一腔拋熱血。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獨留清白在人間。”至於詆譭于謙的宵小之輩,只能說心理齷齪的人看什麼都是黑的,不足一審。


經典守望者


這不是歷史問題,此問題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現實問題”。

可以說!每一個公司,每一個組織都會有“于謙”這種人被冤枉死。

這種事情過去發生過了,現在也還在發生,以後還會發生。

為什麼要這樣說?

我們翻開《明史》:

奏上,英宗猶豫曰:‘于謙實有功,’有貞進曰:‘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帝意遂決。——《明史》卷170

徐有貞和石亨“奪門之變”執掌大權之後第一件事就是誣陷於謙預謀迎立外地藩王進京,有曹操之心,意圖操控皇帝。

明英宗朱祁鎮並不是一個糊塗蛋,當然知道如此說法子虛烏有。

但是,他剛剛復辟,權力還不穩固,他也從來是一個善良的好人,於是以商量的口氣對徐有貞說:“于謙對大明是有功勞的,殺他說不過去吧?”

這裡要重點解釋徐有貞這個傢伙。

徐有貞是八年之前,“土木堡”之變後,提倡朝廷南遷的為首分子,當時一大幫子文武百官也跟在他的屁股後面支持他。

如果當年南遷南京成功了,徐有貞妥妥的也是“大明再造之臣”呀!對不對?

絕對不會揹負“投降派”的名頭灰頭土臉的在北京低聲下氣地混八年。

就是因為于謙忽然跳了出來,力主背城迎敵,保衛北京城,原來跟著徐有貞一大幫子主張南遷的文武百官發現有人願意站出來保衛他們在北京的財產,自然是轉頭支持于謙了,人人抱定了主意——打不過再跑唄!試一試,反正不是自己上前線,萬一可以保住北京的房產呢?

問題是,于謙成功了。

于謙打跑了也先,保住了文武百官在北京城的所有財產,文武百官們為了掩飾自己以前的“逃跑心”和羞愧感,第一個反應是迴轉身來攻擊最先提議南遷逃跑的徐有貞。

恩,徐有貞成了“投降派”成了“逃跑分子”,人人“臭罵而遠之!”

把個徐有貞的恨的呀!雖然恨很多人,恨于謙恨的最厲害,恨不得生吃于謙。

徐有貞和于謙有私仇。

即是說,徐有貞搞“奪門之變”為的就是殺于謙報私仇!

現在可以回答問題了:

為什麼現在有人說古代的于謙死得不冤死得活該?

因為,人群中總是有爛人“公報私仇”,人群中總是有爛人把“個人情緒放進歷史情境”中去。

  1. 比如有人為了掙點散碎銀兩信口雌黃,編造故事,虛無化歷史,解構英雄;


  2. 也有人純粹是因為個人情緒製造謊言謀害人命,圖自己之快。

徐有貞正是這種人。

這種人很多,讀者君子,也許您身邊就有這種人。

徐有貞為了“公報私仇”,為了讓朱祁鎮接受“于謙必須死”的理由。

徐有貞對明英宗說:‘不殺于謙,此舉(奪門復位)為無名之舉。’

“我的皇上呀,咱們不殺死於謙,奪門復位的合法性何在呢?”徐有貞問朱祁鎮道。

朱祁鎮需要一個樹立“陰謀集團”被他當機立斷的識破,粉碎,打倒,以向舉國上下表明其施行“奪門之變”的正當性和迫切性以及合法性,還有自己英明神武的形象。

其時,代宗朱祁鈺剛剛死去,朝廷的大權基本全部在於謙手中。

這個“陰謀集團”必須讓于謙來領導呀!誰讓他官大權大呢!

所以,必須誣陷於謙“權慾薰心”意圖迎立藩王進京以行曹操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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