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1年，汉景帝驾崩，年仅十六岁的太子刘彻登基即位，是为汉武帝。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代雄主，他在位54年，推出了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改革举措，第一个提出了年号制度，“建元”成为历代帝王的首个年号；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开创了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之本的先河。甫一登位的汉武帝，重用儒家人士，推行了以儒家学说取代西汉建国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黄老之术的改革，史称“建元改制”，但是，在以拥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太皇太后窦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坚持拥护黄老之术，迅速反制，使得“建元改制”最终失败。那么，汉武帝为何坚持以儒家学说取代黄老之术的主导地位？“建元改制”又是怎样被扼杀的？儒家学说又是怎样如何成功上位的？带着这些疑问，本文打算分析“建元改制”推出的深厚社会经济背景，分析“建元改制”失败的主要原因，并对儒家学说与黄老之术之间艰苦卓绝的斗争略作阐述。
汉武帝“建元改制”前的社会经济背景
黄老之学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际上是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成的综合性思想学说。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学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黄老之术能够成为西汉建国之后主流的治国理念，与秦末汉初的战乱后遗症密切相关。
在历经秦末战乱之后，西汉初期社会民生疮痍，民无盖藏，人无作业，连刘邦乘车出行都凑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当时人民亟需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因此，刘邦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这与黄老之术的思想相吻合。
汉初推行黄老学说最为著名的是名相曹参。他从汉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担任任齐相。到任后，“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 。曹参照计施行，相齐九年，齐王国大治。萧何死后，曹参继为汉相，他将在齐国的治术推广到汉家天下，大获成功。当时的人们赞颂道：
“萧何为法，斠 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史记·曹相国世家》）
随着执掌政权的汉文帝、汉景帝和窦太后也都尊崇黄老学说。《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汉景帝在位期间不重用儒家人士，而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深信黄老之术，对儒家博士不感兴趣。
“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史记·外戚列传》记载，窦太后不仅自己深信黄老之术，还要求汉景帝和太子刘彻以及自家窦姓子弟都必须学习黄帝和老子的言论，尊崇黄老之术。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言，尊其术。”
在黄老之术的治国理念指引下，经过西汉前期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和经济建设，西汉的经济实力得到恢复并空前强大起来。
“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汉书·食货志》）
在政治上，在平定了吴楚七国的动乱后，诸侯王的力量进一步削弱，中央集权得以进一步巩固。在一片看似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的背后，隐含的社会政治危机如影随形。在思想上，当时却是“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汉书·董仲舒传》），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也导致了中央集权有所弱化，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管治效率不高，“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史记·殖列传》），这势必影响政治的长治久安。
“建元改制”的主要内容
汉武帝即位后，年轻气盛，急于打破几成惯性的因循守旧局面，急于改变西汉开国以来已行之多年的统治指导思想。，致力于变“因循无为”的“黄老之道”为积极进取的“儒家教化”，试图将“文景之治”以来积累的丰沛国力转化为政治和军事方面更主动更进取性的国家形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建元改制”。
影视作品中的窦太后
汉武帝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刘彻向“贤良文学”之士发布了“策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汉书·董仲舒传》），这一风气明显更有利于儒家学派。当时担任丞相的魏其侯窦婴、太尉武安侯田蚡看到皇帝的执政风格与前代迥然不同，便开始积极迎合皇帝的主张。于是，这两位高官开始大力推荐提拔儒家人士进入朝堂，他们推荐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并采纳此二人的意见，从鲁地迎接他们的老师鲁申公来朝指导具体工作，具体工作开始交与赵绾和王臧。
影视作品中的魏其侯窦婴
“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赵绾和王臧被汉武帝委以重任后，也深知当时黄老之术已是治国根本，难以在短期内撼动，便打算采取试探性的改制政策，以避免彻底触怒实际掌握最高权力的窦太后，再逐步推广其他改制政策。一是奏请在长安建立“明堂”用来彰显天子的威严，并筹备泰山“封禅”大典，祈求上苍佑护，强化皇权的正统性。二是将法家学派和纵横家学派作为打压对象，以测试窦太后对此的反应。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候、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王)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汉书·武帝纪》)
但是，历经四朝，并在汉景帝时期和汉武帝初期实际执掌最高权力的窦太后，此时虽然已双目失明，但她尊崇黄老之术的决心并未消退，政治决心和政治手段依然强硬。当汉武帝开始起用赵绾和王臧等儒生，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也着力推波助澜时，窦太后已经是相当不高兴。
“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悦魏其等。”(《史记》卷一百零七，《魏其武安侯列传》)
在看到赵绾和王臧请求斥退法家和纵横家之术的时候，政治经验丰富的窦太后立即看出来了儒家人士试探自己维护黄老之术的底线，试图动摇更迭国本的政治演变企图，果断下达了反制命令，此时就连汉武帝也不敢违抗。窦太后大怒，下令将赵绾、王臧投入监狱严加审问，并免去了魏其侯窦婴的丞相职务、武安侯田蚡的太尉职务，以拥护黄老之术的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
“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皇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令万石君家不言而用躬行，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史记·万石张叔列传》)
被投入监狱的赵绾、王臧深知窦太后一派不会轻易放过自己，为了避免最终牵连到汉武帝，使得儒家学派复兴丧失良机，这两人最终在狱中自尽而死。汉武帝以儒学取代“黄老之学”成为封建帝国统治指导思想的第一次尝试即“建元改制”以失败告终。
“建元改制”失败的原因探析
在汉武帝即位之初，黄老之术的阶段性历史使命已基本完成，以更符合时代要求、更有进取性的儒家学说取代黄老之术已是大势所趋，“建元改制” 的推出总体上没有太大问题。“建元改制”之所以会草草了事，最终夭折，主要有以下方面原因：
一是汉武帝急于求成，推行“新政”的战略时机还不成熟，一味蛮干，只会是欲速则不达，自取其辱。改革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往往会触及甚至推翻既有的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因此，推行改革是一门技术活，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当时的形势。何时实施改革，怎么推动改革，使改革稳妥扎实地推进，避免引起既得利益势力的强烈反弹，化解各种阻碍与消极因素，则需要有通盘考虑的政治智慧。犹豫不决，错过改革良机，固然不可取，但不谙政治形势，过早发动，激化矛盾，惹火烧身，同样是幼稚、鲁莽的行为，同样会落入南辕北辙、进退维谷的困境。
在这方面，初登大宝的汉武帝年轻气盛，急于求成，赵绾和王臧在皇帝的压力之下，被迫草率行事，引发以窦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全力反制，改革最终失败。值得一提的是，在改制的过程中，汉武帝千里迢迢从鲁地请来的申公培把当时的形势看得很透彻，他认为汉武帝的改革热情和改革方向没有大的问题，但是时机不太成熟，以很含蓄的话语劝谏：“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可惜的是，汉武帝没有领悟到申公的话外之意，继续冒险推进改制。
二是改制之初黄老之术在学术界和政界都占据优势，皇权和儒家话语权都处于下风。与后世看到的儒家学派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不同，自西汉开国直至汉武帝即位初期，崇尚“无为而治”，讲究“因循虚静”的黄老之术成为治国的根本理念，在学术界，汉初以来，黄老之术极盛，张良、曹参、汲黯等名士都是黄老之术的忠实粉丝，儒家学派虽然有所传播，但没有太大的话语权。在政界，黄老之术的尊崇者更多，最典型的就是汉武帝的祖母窦太后，作为太皇太后，生性喜欢干预政事的她绝不容许有谁试图动摇黄老之术的国本地位。在窦太后多年积累下来的政治威望面前，初登大宝的刘彻没有还手之力，只能被动地听从祖母的旨意。
在窦太后和汉武帝的短暂交锋背后，隐藏的则是黄老之术与儒家学说之间的矛盾斗争，很遗憾，在围绕“建元改制”的问题上，窦太后代表的黄老之术取得全胜，不仅迫使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赵绾和王臧自尽，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退出政坛，还趁机将推崇黄老之术的政治人物推到了丞相和御史大夫的高位。此时的汉武帝退让选择是很正确的，毕竟吃一堑长一智，自己青春年少，而窦太后已经日薄西山，只要保住自己的皇位，韬光养晦几年，时间还是站在自己一方的。
窦太后去世后，儒家学派逆转取胜
遭遇重大挫折的汉武帝失意地过了几年日子，终于等到了独掌政权的时机。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年迈的窦太后终于离开了人世，已经成熟很多的汉武帝终于有机会掌握实际权力，此时黄老之术的靠山不在，儒家学派登上政治舞台的时机终于成熟。汉武帝再次召集贤良文学”们询问治国安邦之策略，并郑重其事地公开宣布：“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也。”
董仲舒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代大儒董仲舒闪亮登场。汉武帝先后三次召见了董仲舒，董仲舒提出了三项主张，一是“天人感应”，二是“大一统”，三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体来讲，就是天下是要实现“大一统”的。为了实现“大一统”，最好的办法，就是“独尊儒术”。董仲舒在理论上解决了汉武帝必须要削藩，必须要实行皇帝高度集权的问题。儒家学说由此成为了封建王朝主流的治国理念，而黄老之术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结语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针对即位之初的实际情况，顺应时代的需要，变无为而治为进取有为，变满足于经济发展为追求政治军事方面的发展，推行了著名的“建元改制”，是试图确立儒家学说在治国执政方面的主要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黄老之术发生冲突，由于年轻的汉武帝急于求成，没有考虑到当时掌握帝国实际最高权力的窦太后对黄老之术的尊崇，使得窦太后对汉武帝推行的改制相当不满，一举反制罢黜了汉武帝的改制班子，使得“建元改制”最终夭折。汉武帝受此挫折，不得不学会韬光养晦，避开窦太后的锋芒，直到窦太后去世后，自己掌握了最高权力才再次推行改制，最终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开创了以儒家治国的先河。
“建元改制”的失败给我们一个启示，推行改革不可避免地与既得利益集团发生冲突，因此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当时的形势。何时实施改革，怎么推动改革，使改革稳妥扎实地推进，避免引起既得利益势力的强烈反弹，化解各种阻碍与消极因素。如何掌握改革进度和尺度，把握改革的关键时点，考验着当权者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从儒家学说和黄老之术围绕治国主导权的反复斗争，以及从“建元改制”中汲取的深刻教训，折射出汉武帝在政治考量方面由急躁稚嫩到隐忍成熟的转变。
参考资料：《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史记·外戚列传》、《史记·食货志》、《汉书·食货志》、《汉书·武帝纪》、黄朴民《汉武帝“建元改制”的风波》等。
閱讀更多 滄海拾遺錄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