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是舊中國三百年幫會第一人。可以說前無古人，後絕無來者。
他15歲孤身闖蕩上海灘，從一個四處流蕩的街頭小混混，一步步成為上海灘呼風喚雨、抖抖腳上海灘都要震三下的人物，成為上海三大亨之首絕非偶然。
時間倒轉至1952年10月，臺灣省臺北縣汐止鎮南，鄉民們驚訝地發現，平時人跡罕至的大尖山麓，出現了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人車擁擠又秩序井然，一眼望不到頭。等這些人在題有“譽聞永彰”的牌坊前停了下來，鄉民們才知道，原來今天是牌坊後這方墓園的主人——杜月笙的靈樞安厝典禮。
墓園上蔣介石題字“義節聿昭”，墓園本有牌坊，上有張群題字“譽聞永彰”
主祭者于右任緩緩走進事先搭建好的靈堂，許世英、王寵惠、張群、何應欽等陪祭者也魚貫而入，張道藩、錢大鈞、谷正綱、陶希聖等國民黨軍政大員緊隨其後。杜月笙一生最講究“場面”二字，如此身後哀榮，相信他必能含笑九泉。蔣介石為杜氏手書墓銘“義節聿昭”，但沒有親自到場。不過，據汐止市政當局的記載，“蔣中正於安厝禮乘直升機盤旋墓園，低迴不已”。看來，蔣氏畢竟沒有忘記這位老朋友。
（圖：1946年，上海，由美國《生活》雜誌攝影師Jack Birns為杜月笙拍攝的照片。）
巧合的是，就在六天之前，另一位“海上聞人”黃金榮的喪儀也在上海舉辦。八仙橋鈞培裡１號的黃宅，給弔唁的客人準備了九桌酒菜。可是等到深夜，也不過來了十七個門徒。黃氏盛極一時的一輩子，就這樣冷冷清清地結束了。
這是1953年6月。杜月笙、黃金榮的去世和安葬似乎是一種象徵，以向世人宣告，一個時代正式終結，從此，華人幫會在上海灘徹底消失，只留下一些半真半假的故事，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在民間流傳。而今已是六十年後，這一抹餘暉也漸漸地消失了。
在上海由於黃金榮、張嘯林、杜月笙這三位“大亨”的存在，使得人們一說起上海灘的秘密社團，就會立即想起青幫。其實，在1843年開埠後的十餘年間，上海勢力最大的幫派，是來自廣東的洪門，以及與洪門頗有淵源的、來自福建的小刀會。
舊上海灘三大亨：杜月笙（左）張瀟林（中）黃金榮（右）
按照《中英江寧條約》的規定，上海開放後，英國得以設置領事並駐於上海縣城。但此時中英雙方都沒有相互交往的經驗，英國人不願進城，寧可在郊外的黃浦灘頭向當地農民租地造屋，成立領事館。清廷也缺乏外交人才，甚至拿不定主意，用哪一級官員來面對這些可怕的洋人。
上海縣屬於松江府，但府治很遠，鞭長莫及。於是清廷命衙門在上海縣城的蘇松太道專理洋務，併兼任江海關監督。清朝的官員總是顢頇驕橫，對英美法領事的請求往往“說不”，而一旦事情鬧大、又卑躬屈膝，所求無不允諾。這種前倨後恭、前後不一的態度使外國領事和大班非常頭痛，他們開始建議清廷在洋行的華人買辦中選拔能吏，充任道臺。
吳健彰就是這樣一個人才。他是廣東香山人，以外貿而成鉅富，是廣州最著名的商人之一。上海開埠後，他隨美商旗昌洋行而來，並擔任買辦。吳氏長袖善舞，深諳官場三昧，其為人辦事得到外商和朝廷的一致認可。加上他早已捐班候補道員，因此，清廷不久後即任命他為道臺，駐於上海縣城，專門處理與外灘那些洋人的交涉事宜。
影視劇《建國大業》中杜月笙的扮演者馮小剛
當時的上海、松江、蘇州等蘇南重鎮，雖然經濟繁盛，工商發達，但由於清廷口岸政策的限制，缺乏外貿人才，所以此時絡繹而來的，都是與外商打交道比較有經驗的福建、廣東人。上海縣城人口六十萬，其中閩粵人士就有十五萬之多。
上海的廣東人大多是外貿商人，安於現狀，因此以粵人為核心的洪門在此少有響應。而駐滬閩人以船工為主，於是以底層民眾為核心的小刀會剛於福建創立，其徒眾就遍佈上海。但隨著劉麗川的到來，局面改變了。
和吳健彰一樣，劉氏也是廣東香山人。他早年在穗港的洋行工作，英語流利，善於交際。因為與外商的糖業生意，來到上海並留了下來。在香港的時候他加入洪門，來到滬上，發現廣東同鄉很多，就開始了秘密傳道工作，不斷髮展會員，擴充團體。不久，劉麗川瞭解到，盛行於福建水手中的小刀會雖然和洪門沒有組織聯繫，但其政治目標也是反清復明。他即以洪門駐上海領袖的身份，拉小刀會徒眾入夥。此舉雖然不怎麼成功，倒也和上海小刀會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而且，經他的折衝樽俎，之前經常在閩粵人士之間發生的械鬥也不復再起，兩省旅滬僑民結成了緊密的共同體，並暗中奉劉氏為首領。
1853年初，十餘萬太平軍從武昌沿江東來，水陸並進，連克名城。於是東南震動，各處地方官苦於正規軍的防禦兵力不足，紛紛組建團練以圖自保。上海也不例外，在吳健彰的主持下，成立了以粵籍人為主的民間衛隊。由於條件優厚，許多廣東人遠道而來參加這一僱傭軍團體。
此舉引起了上海本地士紳的恐慌。太平天國運動雖起自於廣西，但骨幹力量都是廣東人，因此清廷蔑稱為“粵匪”。如今這些團練都來自廣東，萬一和“粵匪”產生地域向心力，這可怎麼辦？但吳健彰不為所動，認為粵籍人吃苦耐勞，打仗只能倚仗他們。
上海士紳情急之下杯葛這個決定，拒絕繳納為組訓團練而攤派給他們的錢糧。太平軍佔領南京後，似乎對蘇南沒有進一步的戰略攻勢。既然局面不再緊張，又斷了經濟來源，吳健彰也就順水推舟，解散團練。這些“退伍”僱傭軍失去了工作，正在怨恨彷徨之際，被劉麗川迅速吸納進洪門。因為，他在準備暴動了。
暴動的建議是由上海小刀會提出來的。當時福建小刀會已經在廈門殺官造反，樹“大明”旗號，上海閩籍人準備積極響應，邀請洪門共同起事。就力量而言，小刀會比較強大，但威望則劉麗川稍高。而且吳健彰的親兵衛隊都以香山人為主，已被劉氏打通關節。因此，暴動以小刀會為主力，以“大明”為號召，首腦卻是洪門的劉麗川。
從攻佔上海縣城開始，暴動堅持了一年多，期間閩粵兩幫從沒團結過。劉麗川俘虜了吳健彰，想因同鄉之誼放了他，小刀會不同意；劉氏投書聯繫南京，想把旗號改成太平天國，放棄“反清復明”宗旨，小刀會不同意；到局面最緊張的時候，劉氏想服從外國領事的調解，棄械投降，小刀會不同意。後來，吳健彰在劉麗川的默許下，被旗昌洋行救出；向太平軍求援，卻被洪楊視為異端而不加理睬；因為重要助手被小刀會槍決，劉麗川最後也沒敢投降。不過，廣東幫、福建幫有一件事倒是達成了統一，那就是１８５５年的舊曆大年初一突圍的時候，一把火燒盡了上海縣城，這座六百年名城毀於一旦。從此，上海華界只能依附於租界的卵翼下發展，再也不能獨自存活。
軍攻克上海縣城後，對閩粵人士開始了嚴厲的懲罰。除了殘酷的殺戮和通緝外，每間閩粵會館被摧毀，其先人墳墓被剷平，並對留在上海的閩粵商人課以重稅——也就是說，清廷要把所有閩粵人都逐出滬上。從此，作為一股勢力，閩粵人再也沒有重新進入上海，他們留下的空缺，將由逃避太平軍兵災而來的蘇州人和寧波人填補。
小刀會暴動對上海最大的影響，除了毀滅縣城外，就是打破了之前“華洋隔絕”的局面。租界本來只有華人五百，都是些僕人雜役。小刀會暴動甫起，租界一夜之間就湧進兩萬本地人。其後太平軍兵鋒橫掃蘇南、浙北，當地紳商紛紛逃入原本他們不屑進又不敢進的“夷場”，租界人口暴漲至五十萬，地價有上漲百倍之多者。租界內的官方行政系統——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法租界的公董局相繼成立，警務處及下屬巡捕房也隨之建立。
太平軍失敗後，到19世紀70年代，租界的華人紛紛還鄉，但還有二十萬人留了下來。從此上海進入一個平穩發展期，各種社會勢力重新發生、組合、均衡。毛澤東曾說過，秘密社團是“政治和經濟鬥爭的互助團體”，其主要成員是“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的確，洪門和小刀會被消滅後，一股新的幫會力量正在無業遊民間悄悄地生長。
如今的上海延安東路，在1914年前是一條黃浦江的支流，即赫赫有名的“洋涇浜”。川沙、南匯、奉賢等郊縣的農民搖著小船，滿載著農產品從浦江而來，泊在洋涇浜的鄭家木橋畔，與兩岸的居民交易。
這條也是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的界河，因此形成了“三不管”的局面。最開始時，有一些上海話稱之為“小癟三”的混混在此乞討、敲詐甚至搶劫，來做生意的農民大聲呼救，若是法租界的巡捕趕來，這些小地痞就踏上鄭家木橋逃到公共租界，反之，則從公共租界逃到法租界。
漸漸地，流浪兒、浪蕩子、青皮流氓會聚於此。租界警方也曾合力遣散，甚至用拖船將他們“流放”到浦東。但沒多久就恢復原樣，而且愈發混亂汙穢，簡直是盜賊淵藪。因此，“鄭家木橋小癟三”成為了上海人家喻戶曉的俗語，用來指稱那些無恥無畏又屢教不改的小混混。
正在租界當局為此煩惱的時候，一個法捕房的“包打聽”——上海人對便衣探員的俗稱——將這事兒麻利地解決了，他就是黃金榮。
此時是1905年，鄭家木橋周圍的青皮已經結成了幾個幫派。黃金榮當差十年，相當有破案經驗，而且出手豪爽，善於花錢籠絡“線人”。這樣，沒幾天就瞭解到，這些小混混無論跟哪個老大，大都聽一個叫程子卿的鎮江人的號令。
據說程子卿雖然身材瘦削，卻膂力過人，因此黃金榮見他的時候，帶了好幾個弟兄。程一聽是巡捕找上了門，並沒有反抗。不過令他吃驚的是，這個一臉麻子、頗有點矮胖的巡捕沒把他抓到大自鳴鐘捕房，反而進了法大馬路聚寶樓的一個小包間。在這裡，黃金榮要和他談一個交易。
條件很簡單，黃氏承諾和程結拜弟兄，並介紹進法捕房當差，只要他把手下的徒眾組織起來，不再敲詐搶劫，而是規規矩矩地向在鄭家木橋賣貨的農民徵收管理費。黃金榮並非幫會中人，但這一做法開啟了上海秘密社團日後四十餘年的行為慣例，那就是背靠租界當局的政治勢力，在灰色地帶以保護者而非掠奪者的身份出現，一方面維護市面安定，另一方面得以上下其手，大發其財。順便也可以幫租界當局處理一些用法律手段無法解決的難題。
當時的上海，具有城市規模才三十餘年，華洋雜處，中西交融，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遇過的窘境，因此，無論市民文化、社會倫理還是日常規則，都在隨著經濟發展而逐漸形成。黃金榮在20世紀初，為幫會釐定了生存法則，自己也受益其中。從此，他依靠秘密社團的力量，屢破奇案，又能保持租界的日常安定，被譽為“租界治安的長城”。五十歲那年，他升任法租界警務處督察長。在租界的行政體系中，華人地位向來不高，黃氏能夠身居如此警界高位，實在是一項了不起的殊榮。
黃金榮不是個貪財的人，但他派出去不少夥計和“線人”在外面打聽盜賊線索與行動，這筆很大的開銷都由他自己私人支付，因此難免飢不擇食，因手頭緊張而濫收門徒，以得人“孝敬”。這也成了幫會廣開山門良莠不分的濫觴。但是做了督察長以後，黃氏明顯謹慎很多，而且出手襄助也大多以政治投資為主。1922年6月，他就幫了蔣介石一把。三十年後，在一份交給中共上海軍管會的《悔過書》中，黃金榮這樣寫道：“蔣介石是我朋友虞洽卿介紹認識的，因為蔣介石那時候在交易所做事，有人欠蔣介石錢，由虞洽卿介紹託我代他討債的。”蔣氏當時只是個普通的交易所商人，而黃氏以督察長之尊，竟然願意幫他討債，可見，黃已經看到了蔣氏背後的孫中山和國民黨的力量。
許多回憶錄眾口一詞，都說黃金榮屬於“青幫三大亨”之一。其實，黃氏剛剛混跡江湖的時候，青幫還沒到上海灘發展，等他進入警界，因紀律約束更沒可能加入任何幫會。或許因為他所交往的大多是青幫名人，故而旁人也就以訛傳訛，混為一談了。
青幫原本的勢力範圍是以淮安府清江浦為中心，沿運河兩岸向北延伸，成員以蘇北、安徽、山東人為主。直到清末，大字輩的青幫“老頭子”才逐漸把注意力投向上海。當時的上海生機盎然又魚龍混雜，許多富商求人身保障，都以加入青幫為榮。連反清的革命黨為了更有利於安全地工作，也紛紛入會拜師。陳其美、蔣介石就是在辛亥革命前夕一起加入的青幫，他們的師父即是大字輩的張仁奎。張氏有個徒孫也很有名，即悟字輩的杜月笙。
不過對於普通遊民來說，加入青幫並不能有什麼幫助。1911年4月，已入會三四年的杜月笙被巡捕房抓了起來，罪名是“冒探索詐”。從1908年開始，上海租界所有的鴉片煙館關閉，任何旅館浴室如果收容客人吸鴉片，即屬違法。杜氏探聽到某旅店有住客在抽鴉片，就上前向店主敲詐五個大洋，不慎被附近的巡捕逮住。可見當時青幫基層人員謀生之不易，而且即使被捕，也不見幫內人士施以援手。
這次被捕的羞辱氣得杜月笙大病一場，在床上躺了足足四個月才康復。從此他覺得幫會並不是安身立命的所在，想要出人頭地還得投靠有權有勢的大人物，而那些大人物中，只有一位肯傾心結交底層遊民，他就是黃金榮。
杜月笙很快如願以償進了黃宅。不過雖然生活安定，卻沒什麼前途。住的是灶披間，乾的是雜役活。但沒幾年機會就來了，法租界的一紙禁令改變了他的命運。
杜公館
1917年，租界內的煙館和煙土行全部關閉，反而激起猖獗的黑市交易。有鑑於此，法租界決定實施煙土公賣制度。杜月笙聽到消息，提出聯合張嘯林成立“三鑫公司”以包銷鴉片，讓黃金榮居於幕後，協調和租界當局，尤其是巡捕房的關係。
因為值錢，鴉片經常會遇到流匪搶劫，所以做煙土生意的要點不在“銷”，而在“運”。為防止半途劫道，杜月笙為三鑫公司組建了保鏢隊伍，成員清一色都是他那些來自底層的青幫小弟兄。這些人都是混混青皮出身，沒什麼文化，倒也頭腦靈活，而且身手矯捷，心狠手辣，他們押運的鴉片，沒什麼搶匪敢動腦筋。
以包銷煙土賺取“第一桶金”後，杜月笙轉而開立賭場。這也是租界當局既不禁又不管的灰色地帶，所以無論賭客還是賭場本身，非常容易受到搶劫。有些混混還懷揣炸彈衝進賭場，不給錢就拉出引信同歸於盡。這樣，杜月笙的“保鏢隊伍”又派上了用場。
如此販毒庇賭的“好日子”過了十年，杜月笙一躍而成上海灘大亨，法租界公董局也請他擔任華董。但此時的法國政府已經接到了許多舉報，其中有公共租界工部局和警務處提供的翔實證據，對法租界當局的貪腐昏庸盡情揭露，並指出青幫日益坐大，已經危及當局的權威。有鑑於此，巴黎於1932年突然更換了法國駐上海總領事和法捕房正副總監，一場類似四十年後香港“廉政風暴”的反貪行動開始了。
租界當局對杜月笙的第一波打擊，便是免去他公董局華董的職務，然後嚴禁菸賭。杜氏倒也是處變不驚，給新上任的巡捕房總監法伯裡送去了一幅“金臺面”——由二千兩黃金打造的全套宴會餐具。不料法伯裡毫不領情，還要杜月笙在《申報》《新聞報》上為此舉公開道歉，並保證永不再犯，否則將其逐出法租界。
從現在來看，這是時勢逼著杜月笙“轉型”。幸好三年前，他“生平第一次規規矩矩辦的事業”中匯銀行已經開業，而且運營良好。既然不能重操舊業，杜氏只能心無旁騖，在金融業上做起了正經生意。
杜月笙雖然在上海灘呼風喚雨，權威赫赫，畢竟目不識丁，且是“白相人”（滬語“不務正業的二流子”）出身，因此上海的知名實業家對他都敬而遠之。而一旦全心投入金融業和工商業，那些實業家發現，他待人熱情誠懇，俠義為懷，又多謀善斷，心機深沉，在生意上是好夥伴，在生活中是好朋友，在處事時是好參謀。尤其他的口頭禪“閒話一句”，的確談笑中排難解紛，為很多上層人士解決了不少麻煩。這使得實業家們對幫會和“白相人”刮目相看，著名金融家陳光甫、錢新之還在他的影響下加入了青幫。
眾所周知，幫會本來是無業遊民的互助組織，無論成員還是作風都有著濃厚的底層氣息，但隨著杜月笙轉入正行，他的一班徒眾也紛紛“上岸”。工商實業家的加入，更是稀釋了青幫的下層成分。杜月笙還不滿足於此，他要求徒眾不要再叫他“師父”或“老頭子”，而要叫“先生”，他把徒弟也稱作“學生”。這位“先生”還要求“學生”們不得一身短打、吊兒郎當，而要長衫馬褂，文質彬彬。杜月笙自己就是這麼做的。在現存的所有照片中，都能看到他衣冠楚楚，儀態儼然，根本不像秘密社團的頭子，而像開山立派的宗師。
方法論大於世界觀。既然幫會已經消解了其來自底層的粗鄙和暴虐，那麼，當初產生的由頭和能量已經不復存在，從社會學意義上來說，正是杜月笙自己一手消滅了青幫。弔詭之處正在於此，由不是青幫門徒的黃金榮開創的青幫時代，被青幫門徒杜月笙親手結束。
杜月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傳奇性的人物。他從一個小癟三混進十里洋場，成為上海最大的黑幫幫主，成為了現代實業家、社會名流與地方領袖，成為當時活躍的政治風雲人物。杜月笙有過人的投機沾營本領與玩弄權術的狡詐,對前清遺老、軍閥政客、黨國高層、社會名流，乃至金融工商鉅子，無不執禮甚恭，傾力結交。而蔣氏高層如孔祥熙、宋子文、戴笠等，無不結為杜氏豪門密友。杜月笙心裡一直對文化嚮往和敬畏，發跡後與文化界甚密，能在知識界、文化界也周旋得遊刃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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