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是旧中国三百年帮会第一人。可以说前无古人，后绝无来者。
他15岁孤身闯荡上海滩，从一个四处流荡的街头小混混，一步步成为上海滩呼风唤雨、抖抖脚上海滩都要震三下的人物，成为上海三大亨之首绝非偶然。
时间倒转至1952年10月，台湾省台北县汐止镇南，乡民们惊讶地发现，平时人迹罕至的大尖山麓，出现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人车拥挤又秩序井然，一眼望不到头。等这些人在题有“誉闻永彰”的牌坊前停了下来，乡民们才知道，原来今天是牌坊后这方墓园的主人——杜月笙的灵枢安厝典礼。
墓园上蒋介石题字“义节聿昭”，墓园本有牌坊，上有张群题字“誉闻永彰”
主祭者于右任缓缓走进事先搭建好的灵堂，许世英、王宠惠、张群、何应钦等陪祭者也鱼贯而入，张道藩、钱大钧、谷正纲、陶希圣等国民党军政大员紧随其后。杜月笙一生最讲究“场面”二字，如此身后哀荣，相信他必能含笑九泉。蒋介石为杜氏手书墓铭“义节聿昭”，但没有亲自到场。不过，据汐止市政当局的记载，“蒋中正于安厝礼乘直升机盘旋墓园，低回不已”。看来，蒋氏毕竟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
（图：1946年，上海，由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Jack Birns为杜月笙拍摄的照片。）
巧合的是，就在六天之前，另一位“海上闻人”黄金荣的丧仪也在上海举办。八仙桥钧培里１号的黄宅，给吊唁的客人准备了九桌酒菜。可是等到深夜，也不过来了十七个门徒。黄氏盛极一时的一辈子，就这样冷冷清清地结束了。
这是1953年6月。杜月笙、黄金荣的去世和安葬似乎是一种象征，以向世人宣告，一个时代正式终结，从此，华人帮会在上海滩彻底消失，只留下一些半真半假的故事，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在民间流传。而今已是六十年后，这一抹余晖也渐渐地消失了。
在上海由于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这三位“大亨”的存在，使得人们一说起上海滩的秘密社团，就会立即想起青帮。其实，在1843年开埠后的十余年间，上海势力最大的帮派，是来自广东的洪门，以及与洪门颇有渊源的、来自福建的小刀会。
旧上海滩三大亨：杜月笙（左）张潇林（中）黄金荣（右）
按照《中英江宁条约》的规定，上海开放后，英国得以设置领事并驻于上海县城。但此时中英双方都没有相互交往的经验，英国人不愿进城，宁可在郊外的黄浦滩头向当地农民租地造屋，成立领事馆。清廷也缺乏外交人才，甚至拿不定主意，用哪一级官员来面对这些可怕的洋人。
上海县属于松江府，但府治很远，鞭长莫及。于是清廷命衙门在上海县城的苏松太道专理洋务，并兼任江海关监督。清朝的官员总是颟顸骄横，对英美法领事的请求往往“说不”，而一旦事情闹大、又卑躬屈膝，所求无不允诺。这种前倨后恭、前后不一的态度使外国领事和大班非常头痛，他们开始建议清廷在洋行的华人买办中选拔能吏，充任道台。
吴健彰就是这样一个人才。他是广东香山人，以外贸而成巨富，是广州最著名的商人之一。上海开埠后，他随美商旗昌洋行而来，并担任买办。吴氏长袖善舞，深谙官场三昧，其为人办事得到外商和朝廷的一致认可。加上他早已捐班候补道员，因此，清廷不久后即任命他为道台，驻于上海县城，专门处理与外滩那些洋人的交涉事宜。
影视剧《建国大业》中杜月笙的扮演者冯小刚
当时的上海、松江、苏州等苏南重镇，虽然经济繁盛，工商发达，但由于清廷口岸政策的限制，缺乏外贸人才，所以此时络绎而来的，都是与外商打交道比较有经验的福建、广东人。上海县城人口六十万，其中闽粤人士就有十五万之多。
上海的广东人大多是外贸商人，安于现状，因此以粤人为核心的洪门在此少有响应。而驻沪闽人以船工为主，于是以底层民众为核心的小刀会刚于福建创立，其徒众就遍布上海。但随着刘丽川的到来，局面改变了。
和吴健彰一样，刘氏也是广东香山人。他早年在穗港的洋行工作，英语流利，善于交际。因为与外商的糖业生意，来到上海并留了下来。在香港的时候他加入洪门，来到沪上，发现广东同乡很多，就开始了秘密传道工作，不断发展会员，扩充团体。不久，刘丽川了解到，盛行于福建水手中的小刀会虽然和洪门没有组织联系，但其政治目标也是反清复明。他即以洪门驻上海领袖的身份，拉小刀会徒众入伙。此举虽然不怎么成功，倒也和上海小刀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经他的折冲樽俎，之前经常在闽粤人士之间发生的械斗也不复再起，两省旅沪侨民结成了紧密的共同体，并暗中奉刘氏为首领。
1853年初，十余万太平军从武昌沿江东来，水陆并进，连克名城。于是东南震动，各处地方官苦于正规军的防御兵力不足，纷纷组建团练以图自保。上海也不例外，在吴健彰的主持下，成立了以粤籍人为主的民间卫队。由于条件优厚，许多广东人远道而来参加这一雇佣军团体。
此举引起了上海本地士绅的恐慌。太平天国运动虽起自于广西，但骨干力量都是广东人，因此清廷蔑称为“粤匪”。如今这些团练都来自广东，万一和“粤匪”产生地域向心力，这可怎么办？但吴健彰不为所动，认为粤籍人吃苦耐劳，打仗只能倚仗他们。
上海士绅情急之下杯葛这个决定，拒绝缴纳为组训团练而摊派给他们的钱粮。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似乎对苏南没有进一步的战略攻势。既然局面不再紧张，又断了经济来源，吴健彰也就顺水推舟，解散团练。这些“退伍”雇佣军失去了工作，正在怨恨彷徨之际，被刘丽川迅速吸纳进洪门。因为，他在准备暴动了。
暴动的建议是由上海小刀会提出来的。当时福建小刀会已经在厦门杀官造反，树“大明”旗号，上海闽籍人准备积极响应，邀请洪门共同起事。就力量而言，小刀会比较强大，但威望则刘丽川稍高。而且吴健彰的亲兵卫队都以香山人为主，已被刘氏打通关节。因此，暴动以小刀会为主力，以“大明”为号召，首脑却是洪门的刘丽川。
从攻占上海县城开始，暴动坚持了一年多，期间闽粤两帮从没团结过。刘丽川俘虏了吴健彰，想因同乡之谊放了他，小刀会不同意；刘氏投书联系南京，想把旗号改成太平天国，放弃“反清复明”宗旨，小刀会不同意；到局面最紧张的时候，刘氏想服从外国领事的调解，弃械投降，小刀会不同意。后来，吴健彰在刘丽川的默许下，被旗昌洋行救出；向太平军求援，却被洪杨视为异端而不加理睬；因为重要助手被小刀会枪决，刘丽川最后也没敢投降。不过，广东帮、福建帮有一件事倒是达成了统一，那就是１８５５年的旧历大年初一突围的时候，一把火烧尽了上海县城，这座六百年名城毁于一旦。从此，上海华界只能依附于租界的卵翼下发展，再也不能独自存活。
军攻克上海县城后，对闽粤人士开始了严厉的惩罚。除了残酷的杀戮和通缉外，每间闽粤会馆被摧毁，其先人坟墓被铲平，并对留在上海的闽粤商人课以重税——也就是说，清廷要把所有闽粤人都逐出沪上。从此，作为一股势力，闽粤人再也没有重新进入上海，他们留下的空缺，将由逃避太平军兵灾而来的苏州人和宁波人填补。
小刀会暴动对上海最大的影响，除了毁灭县城外，就是打破了之前“华洋隔绝”的局面。租界本来只有华人五百，都是些仆人杂役。小刀会暴动甫起，租界一夜之间就涌进两万本地人。其后太平军兵锋横扫苏南、浙北，当地绅商纷纷逃入原本他们不屑进又不敢进的“夷场”，租界人口暴涨至五十万，地价有上涨百倍之多者。租界内的官方行政系统——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法租界的公董局相继成立，警务处及下属巡捕房也随之建立。
太平军失败后，到19世纪70年代，租界的华人纷纷还乡，但还有二十万人留了下来。从此上海进入一个平稳发展期，各种社会势力重新发生、组合、均衡。毛泽东曾说过，秘密社团是“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其主要成员是“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的确，洪门和小刀会被消灭后，一股新的帮会力量正在无业游民间悄悄地生长。
如今的上海延安东路，在1914年前是一条黄浦江的支流，即赫赫有名的“洋泾浜”。川沙、南汇、奉贤等郊县的农民摇着小船，满载着农产品从浦江而来，泊在洋泾浜的郑家木桥畔，与两岸的居民交易。
这条也是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界河，因此形成了“三不管”的局面。最开始时，有一些上海话称之为“小瘪三”的混混在此乞讨、敲诈甚至抢劫，来做生意的农民大声呼救，若是法租界的巡捕赶来，这些小地痞就踏上郑家木桥逃到公共租界，反之，则从公共租界逃到法租界。
渐渐地，流浪儿、浪荡子、青皮流氓会聚于此。租界警方也曾合力遣散，甚至用拖船将他们“流放”到浦东。但没多久就恢复原样，而且愈发混乱污秽，简直是盗贼渊薮。因此，“郑家木桥小瘪三”成为了上海人家喻户晓的俗语，用来指称那些无耻无畏又屡教不改的小混混。
正在租界当局为此烦恼的时候，一个法捕房的“包打听”——上海人对便衣探员的俗称——将这事儿麻利地解决了，他就是黄金荣。
此时是1905年，郑家木桥周围的青皮已经结成了几个帮派。黄金荣当差十年，相当有破案经验，而且出手豪爽，善于花钱笼络“线人”。这样，没几天就了解到，这些小混混无论跟哪个老大，大都听一个叫程子卿的镇江人的号令。
据说程子卿虽然身材瘦削，却膂力过人，因此黄金荣见他的时候，带了好几个弟兄。程一听是巡捕找上了门，并没有反抗。不过令他吃惊的是，这个一脸麻子、颇有点矮胖的巡捕没把他抓到大自鸣钟捕房，反而进了法大马路聚宝楼的一个小包间。在这里，黄金荣要和他谈一个交易。
条件很简单，黄氏承诺和程结拜弟兄，并介绍进法捕房当差，只要他把手下的徒众组织起来，不再敲诈抢劫，而是规规矩矩地向在郑家木桥卖货的农民征收管理费。黄金荣并非帮会中人，但这一做法开启了上海秘密社团日后四十余年的行为惯例，那就是背靠租界当局的政治势力，在灰色地带以保护者而非掠夺者的身份出现，一方面维护市面安定，另一方面得以上下其手，大发其财。顺便也可以帮租界当局处理一些用法律手段无法解决的难题。
当时的上海，具有城市规模才三十余年，华洋杂处，中西交融，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遇过的窘境，因此，无论市民文化、社会伦理还是日常规则，都在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形成。黄金荣在20世纪初，为帮会厘定了生存法则，自己也受益其中。从此，他依靠秘密社团的力量，屡破奇案，又能保持租界的日常安定，被誉为“租界治安的长城”。五十岁那年，他升任法租界警务处督察长。在租界的行政体系中，华人地位向来不高，黄氏能够身居如此警界高位，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殊荣。
黄金荣不是个贪财的人，但他派出去不少伙计和“线人”在外面打听盗贼线索与行动，这笔很大的开销都由他自己私人支付，因此难免饥不择食，因手头紧张而滥收门徒，以得人“孝敬”。这也成了帮会广开山门良莠不分的滥觞。但是做了督察长以后，黄氏明显谨慎很多，而且出手襄助也大多以政治投资为主。1922年6月，他就帮了蒋介石一把。三十年后，在一份交给中共上海军管会的《悔过书》中，黄金荣这样写道：“蒋介石是我朋友虞洽卿介绍认识的，因为蒋介石那时候在交易所做事，有人欠蒋介石钱，由虞洽卿介绍托我代他讨债的。”蒋氏当时只是个普通的交易所商人，而黄氏以督察长之尊，竟然愿意帮他讨债，可见，黄已经看到了蒋氏背后的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力量。
许多回忆录众口一词，都说黄金荣属于“青帮三大亨”之一。其实，黄氏刚刚混迹江湖的时候，青帮还没到上海滩发展，等他进入警界，因纪律约束更没可能加入任何帮会。或许因为他所交往的大多是青帮名人，故而旁人也就以讹传讹，混为一谈了。
青帮原本的势力范围是以淮安府清江浦为中心，沿运河两岸向北延伸，成员以苏北、安徽、山东人为主。直到清末，大字辈的青帮“老头子”才逐渐把注意力投向上海。当时的上海生机盎然又鱼龙混杂，许多富商求人身保障，都以加入青帮为荣。连反清的革命党为了更有利于安全地工作，也纷纷入会拜师。陈其美、蒋介石就是在辛亥革命前夕一起加入的青帮，他们的师父即是大字辈的张仁奎。张氏有个徒孙也很有名，即悟字辈的杜月笙。
不过对于普通游民来说，加入青帮并不能有什么帮助。1911年4月，已入会三四年的杜月笙被巡捕房抓了起来，罪名是“冒探索诈”。从1908年开始，上海租界所有的鸦片烟馆关闭，任何旅馆浴室如果收容客人吸鸦片，即属违法。杜氏探听到某旅店有住客在抽鸦片，就上前向店主敲诈五个大洋，不慎被附近的巡捕逮住。可见当时青帮基层人员谋生之不易，而且即使被捕，也不见帮内人士施以援手。
这次被捕的羞辱气得杜月笙大病一场，在床上躺了足足四个月才康复。从此他觉得帮会并不是安身立命的所在，想要出人头地还得投靠有权有势的大人物，而那些大人物中，只有一位肯倾心结交底层游民，他就是黄金荣。
杜月笙很快如愿以偿进了黄宅。不过虽然生活安定，却没什么前途。住的是灶披间，干的是杂役活。但没几年机会就来了，法租界的一纸禁令改变了他的命运。
杜公馆
1917年，租界内的烟馆和烟土行全部关闭，反而激起猖獗的黑市交易。有鉴于此，法租界决定实施烟土公卖制度。杜月笙听到消息，提出联合张啸林成立“三鑫公司”以包销鸦片，让黄金荣居于幕后，协调和租界当局，尤其是巡捕房的关系。
因为值钱，鸦片经常会遇到流匪抢劫，所以做烟土生意的要点不在“销”，而在“运”。为防止半途劫道，杜月笙为三鑫公司组建了保镖队伍，成员清一色都是他那些来自底层的青帮小弟兄。这些人都是混混青皮出身，没什么文化，倒也头脑灵活，而且身手矫捷，心狠手辣，他们押运的鸦片，没什么抢匪敢动脑筋。
以包销烟土赚取“第一桶金”后，杜月笙转而开立赌场。这也是租界当局既不禁又不管的灰色地带，所以无论赌客还是赌场本身，非常容易受到抢劫。有些混混还怀揣炸弹冲进赌场，不给钱就拉出引信同归于尽。这样，杜月笙的“保镖队伍”又派上了用场。
如此贩毒庇赌的“好日子”过了十年，杜月笙一跃而成上海滩大亨，法租界公董局也请他担任华董。但此时的法国政府已经接到了许多举报，其中有公共租界工部局和警务处提供的翔实证据，对法租界当局的贪腐昏庸尽情揭露，并指出青帮日益坐大，已经危及当局的权威。有鉴于此，巴黎于1932年突然更换了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和法捕房正副总监，一场类似四十年后香港“廉政风暴”的反贪行动开始了。
租界当局对杜月笙的第一波打击，便是免去他公董局华董的职务，然后严禁烟赌。杜氏倒也是处变不惊，给新上任的巡捕房总监法伯里送去了一幅“金台面”——由二千两黄金打造的全套宴会餐具。不料法伯里毫不领情，还要杜月笙在《申报》《新闻报》上为此举公开道歉，并保证永不再犯，否则将其逐出法租界。
从现在来看，这是时势逼着杜月笙“转型”。幸好三年前，他“生平第一次规规矩矩办的事业”中汇银行已经开业，而且运营良好。既然不能重操旧业，杜氏只能心无旁骛，在金融业上做起了正经生意。
杜月笙虽然在上海滩呼风唤雨，权威赫赫，毕竟目不识丁，且是“白相人”（沪语“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出身，因此上海的知名实业家对他都敬而远之。而一旦全心投入金融业和工商业，那些实业家发现，他待人热情诚恳，侠义为怀，又多谋善断，心机深沉，在生意上是好伙伴，在生活中是好朋友，在处事时是好参谋。尤其他的口头禅“闲话一句”，的确谈笑中排难解纷，为很多上层人士解决了不少麻烦。这使得实业家们对帮会和“白相人”刮目相看，著名金融家陈光甫、钱新之还在他的影响下加入了青帮。
众所周知，帮会本来是无业游民的互助组织，无论成员还是作风都有着浓厚的底层气息，但随着杜月笙转入正行，他的一班徒众也纷纷“上岸”。工商实业家的加入，更是稀释了青帮的下层成分。杜月笙还不满足于此，他要求徒众不要再叫他“师父”或“老头子”，而要叫“先生”，他把徒弟也称作“学生”。这位“先生”还要求“学生”们不得一身短打、吊儿郎当，而要长衫马褂，文质彬彬。杜月笙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在现存的所有照片中，都能看到他衣冠楚楚，仪态俨然，根本不像秘密社团的头子，而像开山立派的宗师。
方法论大于世界观。既然帮会已经消解了其来自底层的粗鄙和暴虐，那么，当初产生的由头和能量已经不复存在，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正是杜月笙自己一手消灭了青帮。吊诡之处正在于此，由不是青帮门徒的黄金荣开创的青帮时代，被青帮门徒杜月笙亲手结束。
杜月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从一个小瘪三混进十里洋场，成为上海最大的黑帮帮主，成为了现代实业家、社会名流与地方领袖，成为当时活跃的政治风云人物。杜月笙有过人的投机沾营本领与玩弄权术的狡诈,对前清遗老、军阀政客、党国高层、社会名流，乃至金融工商巨子，无不执礼甚恭，倾力结交。而蒋氏高层如孔祥熙、宋子文、戴笠等，无不结为杜氏豪门密友。杜月笙心里一直对文化向往和敬畏，发迹后与文化界甚密，能在知识界、文化界也周旋得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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