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作为明朝末年农民军领袖，在历史上对其的描述有着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他骁勇刚毅，慓悍顽强，又多谋善战，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
但封建文人与资产阶级学者，将他描绘为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嗜杀成性的神经病狂。那到底张献忠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造反者”——张献忠的故事
一、穷无归所，加入起义军的队伍中
中国的农民起义，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自从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农民起义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在各个朝代出现。西汉有绿林赤眉，隋唐有瓦岗黄巢。
这些农民起义是所有王朝的噩梦，每一次的起义，都是社会秩序的崩塌，它就像野火一样将原有的利益分配统统燃烧，留下一地灰烬。
但每次大的农民起义后，新的王朝也会在废墟中巍然建立。明朝就是趁着元末红巾起义的东风驱逐鞑虏，一统中华的。
而明朝，这个从农民中来，号称得国之正的王朝在延续了两百多年，仿佛也不能逃脱中国治乱的循环。
等到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继位后，明朝已经内忧外患，积重难返。外有辽东女真，年年侵犯。内有陕北民变，肆虐天下。
而张献忠，就是这一时期义军领袖中的一员。他出生在万历三十四年的延安。自幼贫苦，祖上辈辈都是军人，但这并不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军人在那个时代是被人瞧不起的贱业。
二、扶摇直上，时称“西营八大王”
据说，张献忠也读过两年私塾，认得点字，但他本性好动，只爱舞枪弄棒。在陕北这个民风剽悍的地方，张献忠如鱼得水，凭借着胆识与勇力，他成为了捕快。但因屡屡犯错，他被革职了。
走投无路去投军，又因为违抗军纪，险些死掉。因人求情，才只判个入狱。等到出狱后，张献忠穷无所归，正值明末陕北民变四起，他便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中。
在义军的生涯，张献忠无疑是成功的。初奔义军，他只是一个统管五人的小军官。凭着智力、勇气和天生的领袖气质，张献忠一路扶摇直上，很快便在义军中出人头地，时称“西营八大王”。
三、征战天下，漠视生命，军纪尤差
张献忠的队伍和其他义军一样，吸纳军队逃卒，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军事技能，是义军急需的人才。
而张献忠凭借自身魅力，还招徕一些江湖亡命，这些人随着张献忠征战天下，是真真实实的悍不畏死。但相应的，这些人也漠视生命，军纪尤差。
在从湖北撤离，准备入川时，他强行征发十数万湖广百姓从军，但入川道路崎岖，人烟稀少，补给困难，一路上不断有人饿死。
《巫山县志》记载了当时的惨状：“崇祯甲申春，贼张献忠尽驱楚民大举入川，所虏楚中男妇尽食麦苗草根，死者相枕藉，大江舟络绎不绝，两月殆尽。尸横遍野，江水皆臭，居民所遗无几。”
张献忠的残酷随着十几年来不断流窜，已经传遍大半个大明王朝。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决定再次入川。四川这个地方对张献忠来说并不陌生，崇祯十三年，他为了逃脱围剿，就曾转战四川。
（张献忠起义图）
四年后，张献忠再次入川。这一次，这个已经做了十四年流寇的贼头，想法已经和之前完全不同，他要打下四川作为根据地。
这一转变的原因，有两方面：一个是因为张献忠已经厌倦了流荡生涯，四十岁的他已经精力不再，日复一日的战斗和奔走耗去了他的青春，他渴望能有一个地方安顿下来。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此时的李自成已经开国建府，据地称王，兵锋更是直指北京，改朝换代就在旦夕。而一旦李自成得了天下，势必不会放过张献忠这位昔日战友。
但是转变谈何容易，农民军从流窜转向治理，一直是个致命的槛。跨过去了，你就可能成为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跨不过，那就是身死族灭，黄巢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
究其原因就是农民军普遍素质不行。他们自幼因为无钱接受教育，考虑问题都比较简单。他们好勇斗狠可以，但是缺少成为一个大政治家所必须的知识储备、人格素养和智力基础。
千百年农民起义，也只有刘邦和朱元璋二人最终从底层走上了皇位。其他草莽豪杰，不是大事未就便死于刀枪，比如东汉黄巾起义。要不就是虽一时割据，但起义成果却为贵族篡夺。
比如隋末的瓦岗寨，贵族出生的李密顶替了底层出生的翟让，成为河南农民军的领袖。即便有些起义军最终推翻旧王朝，也因为自身素质太差，差了临门一脚，功败垂成。比如唐末的黄巢。
那张献忠的这次转变能成功吗？下面我们看看他入川的经历，以及他遇到的主要问题。
四、入川后面对三大难题
张献忠入川后，川兵柔弱，望风而降，短短一年间，张献忠就全据四川，并在成都开朝建国，建立大西政权。但此时，张献忠遇到了三大问题，能否处理好，关乎这个年幼的政权的生死存亡。
这三个问题分别是：第一缺乏策略，第二吃饭问题，第三就是军事优势的丧失。
第一难题：缺乏策略
由于张献忠之前一直是流寇，他手下能征善战的将领多，处理政务的官吏少。治理天下，不同于打天下。打天下，唯兵强马壮，甲坚刀利就行。但治理天下，需要能识字会算的官吏。
识字才能处理公文，协调当地民情诉讼；会计算，才能征税征赋，维持统治。正因为张献忠之前一直疏于行政人才的培养，入川后发现无人可用。
所以理论上张献忠大兵数十万，全据四川，但事实上，大西政权的有效统治只能局限在成都附近。
张献忠也明白此时的困局，他对这一道题的答案是以下三个方法：一个是警察统治，一个是暴力镇压，还有特务统治。归结就是用暴力进行统治。
他实行严厉的保甲制度，任何人都要有人担保，才能出城，违期未回者，先拘左右邻居及保人斩杀，再不回则取这人亲人，不论老幼，尽行斩杀。
他还派出士兵化妆成老百姓到街头巷尾监察，凡讥讽新朝的都绑走治罪。虽是暴力统治，但中国的百姓长久以来也习惯了，他们从未自由过，也不担心会失去自由。这道题，张献忠勉强过关。
第二难题：吃饭问题。
这个问题，对张献忠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当年陕北民变的原因，就是老百姓没饭吃，活不下去才造的反。但张献忠加入流寇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一贯是因粮于敌。
现在张献忠开始建立政权了，过往的方法显然是不能用的。一开始张献忠是依靠没收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不过这不是长久之计，只有按田地或是人丁征收税赋才能细水长流。
但还是老问题，张献忠手上并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他也并没能赢得士绅阶级的信任，所以征税的政策自然无法实施。所以，他只能走过去的老路，开始向地主大户打粮。
但张献忠的兵马并没有刻意区分地主和人民，而是见粮就抢，见猪就杀，兵过如梳。老百姓们纷纷跑进深山，将大片土地撂荒。粮食供应开始断绝。
很显然，张献忠面对第二个难题并没有答好，其代价是，他的政权没有钱粮供给，割据四川只能如梦幻泡影。
第三难题：军事优势的丧失
在明末群雄中，张献忠一直以其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横行天下。在他的军队中，百分之七十都是马军，主力部队更是人人双马。
如此多的高机动部队让他每战来去如风，或驰江北，或趋楚豫，蹂躏三省，一直掌握着战斗中的主动权。
但是，自张献忠据地建国后，形势就变了。做了皇帝后，张献忠不得不将自己的军队分散驻扎各地维护统治。他的军队看似声势浩大，然而一旦分散到四川各处，就像一把米撒进大河，转眼不见踪影。
明户部主事张缙彦就说：“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就反映了张献忠凭借流动战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但停下来防守后，就处处被动，被迫打自己不擅长的防御战，最终越打越弱。
因为军事优势的丧失，张献忠很快就出现败势。曾经的手下败将明将曾英，突破川东防线，收复重庆，之后陆续收复四川东部和南部。
四川境内的起义也此起彼伏，由于先前张献忠在境内的打粮政策，川人活不下去，在当地豪强和原地方官的组织下揭竿而起。张献忠此时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海洋，新生的大西政权即将覆灭。
面对如此形势，张献忠想出了一个釜底抽薪之计。他发现叛乱的核心份子都是一些读书人和一些僧道，这些人的加入增加了叛军实力。为此，他开始对这些人进行清洗。
但清洗的结果并没有让张献忠满意，各地起义的烈火是越烧越旺。城里居民也和义军里应外合，一同反抗张献忠的统治。
张献忠征战十余年，从未见过如此剽悍的百姓。他曾不解地问他的部下：“朕得蜀二年，蜀民恩之不附，威之不畏，屡抚屡叛，将若之何？”
这个曾经的农民军首领已经忘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百姓在他的统治下已经活不下去了，又怎么会在乎他自以为是的恩德和残暴。
五、入川的三道考题，没能答好
终于，张献忠绝望了。他知道他入川的三道考题，没能答好，建立稳固政权的美梦彻底破碎。但这一刻，张献忠骨子里的那种天良丧尽的疯狂彻底爆发，他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
他开始有计划的屠杀川人，将城市居民屠戮殆尽后，他又发布“除城尽剿“令，命军队出城，消灭农村人口，深入大山一个不放。
而侥幸逃出杀戮的川人，却也大多没能逃过之后的劫难，瘟疫，虎灾……灾害接连而至，让四川人百不存一。
清代刘景伯撰写的《蜀龟鉴》对川人的苦难做了个粗略的总结:“痛乎，明季屠川之惨也。四川南部死于张献忠部者十分之三四，死于瘟疫、虎灾者十分之二三，而所遗之民百不存一。”
等到康熙二十四年，四川一省也不过九万多人，还没有其他省一县的人口多。
后世，很多人对张献忠屠戮四川的真实性存疑，觉得是清朝的夸大其词，故意抹黑。但随着相互印证的资料越来越多，很多人也不得不开始相信人性真的是可以如此可怖。
私愤已泄，张献忠准备出川。此时，他分外想念自己的家乡陕北。于是，他率部启程北上。此时，开国时的一千多文官，只剩二十五名，士兵人数亦只有十之二三。
但他仍旧满腔豪气，自认能像李自成当年一样东山再起。可惜，行至凤凰山，遭遇清兵。在一次侦查中，一道乱箭直透心脏，张献忠在痛苦中死去。
这时，张献忠方四十一岁。结束了他杀戮的一生。
张献忠的一生虽然在军事上有着不错的军事才华。 张献忠带领了苦难中的人民群众起义，英勇反抗明朝封建统治阶级。
但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没有给任何一个阶层带来好处，他身上彰显出来的人性之恶，是使其在四川无法立足以及使得四川这个天府之国在不间断的战乱中变得更加残破不堪的重要原因。
当一个丧失理性的人居于权力之巅时，他所能展示出的只是无比巨大的破坏性。
閱讀更多 一書一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