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從建國伊始，即發生了“抗美援朝”戰爭。中國軍隊以不對稱的裝備和當時世界最強武備力量美國及其糾合的多國部隊在寒冷的半島對抗。在美國正面軍事對抗中，其戰略目的不能達成，並且其軍隊士兵損失過重，國內反對聲音此起彼伏之時，華盛頓白宮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就開始動議對中國使用核武器計劃。自此，中國長期籠罩在“核大棒”的陰影之下。
1953年，差不多是和朝鮮半島簽訂停戰協議同步，中國著名物理學家錢三強向新中國最高層提出了建議，發展新中國自己的原子能事業。
錢三強
1955年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專門的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我們國家已經知道有鈾礦，科學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礎，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
1956年，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再次提到：中國“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為此，新中國政府為了國土安全，為了民族獨立，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核事業研究。
雖然，當時作為天字第一號的保密工程，等級之高，無出其右，至今流傳著以鄧稼先為首的那批偉大的科學家隱姓埋名，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的幾十年“核之路”。但實事求是的說，由於彼時美國技術偵察水準的領先，在原子彈還在理論研究的時候，他們還是得知了新中國正在研究核武器的情報。
1960年底，美中情局完成了他們認為意義最為重大的一項間諜任務：終於確認了中國核計劃的存在。彼時，他們把該任務的意義定位在：“在北京有能力爆炸它的核裝置之前，在最早的時刻就知道了它。”事情總是相輔相成。知道中國的核計劃，一方面意味著情報的先機，另一方面則加劇了美國政府內部的緊張。肯尼迪和約翰遜兩屆政府的最高決策班子，在整個60年代，甚至包括以後若干日子，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核事業一直在做“消除”的預案。其中包括軍事手段或外交手段來遏制中國的核計劃。
中情局開始孜孜不倦的對中國核計劃對東南亞和世界局勢會產生怎樣的所謂影響；甚至考慮同其敵手蘇聯“合作”對付中國的核計劃等等。進行了一系列的評估和辯論。在這其中，使用武力打擊中國核計劃的方案，不僅被提出，甚至完成了整個計劃準備。當然，這些辯論及計劃的制定，都是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這個計劃長達十數年，被稱為“高跟鞋計劃”。
1964年，也就是肯尼迪遇刺後不到1年，美國軍備控制與裁軍署署長威廉.福斯特曾會見一位歷史學家，隱晦的透露，肯尼迪曾考慮採取一項危險行動，迫使新中國放棄核試驗。當時，肯尼迪甚至試圖放棄他正在推行的美國和歐洲之間的“多邊核力量”計劃，來換取蘇聯在必要時同美國的合作，以打擊中國。福斯特的這個談話記錄，一直保存在肯尼迪圖書館，直到1994年方才解密。
站立者為張少書
華裔美國曆史學家張少書，便是最早用檔案材料來揭露肯尼迪和他的顧問們試圖用武力打擊中國核設施的人。1988年，他就撰寫了題為《肯尼迪：中國和原子彈》一文中，首次披露了這個秘密。彼時，文章發表，便遭到曾擔任過肯尼迪政府時期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麥克喬治.邦迪的反駁。邦迪辯稱，當時的白宮，關於採取阻止中國實現核計劃行動的討論，只是簡單地“說了一說”，並不存在認真的計劃和真正的企圖。
可是，與這位邦迪企圖掩藏的願望相反，歷史學家們的努力，終於證實了美國政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進行了阻斷中國核計劃的行動。
檔案不斷的被解密，就是邦迪本人與總統之間就阻止中國核計劃的討論，遠遠超過所謂的“說了一說”。冷戰的鐵幕後面，肯尼迪和其繼任者約翰遜兩位總統以及他們 的一大批顧問，為對付中國的核計劃絞盡腦汁。他們為此設計了各種可能的方案，動用了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偵察設備，並試圖說服蘇聯一起動手。整個行動預案是超乎今天大多數人認知和想象的 。
回到上世紀50年末60年代初，美中情局對中國的核計劃只是評估和依靠有限的情報來判斷。
1959年9月，美國得到了蘭州氣體擴散廠的照片。
1960年8月，美國間諜衛星第一次得到中國的有效圖像。2
而和臺灣國民黨當局合作，動用U2飛機進行長途高空偵察，也因為航程和新中國防空力量迅速增強的關係，U2飛機也很難深入羅布泊這樣中國深遠的地區。1962年9月至1967年9月，新中國空軍地空導彈部隊共擊落國民黨空軍駕駛的U-2型高空偵察機5架。當時美國的情報分析家們曾感嘆：我們對中國核計劃所知道的東西，是那麼零碎，就如同我 們瞭解蘇聯在什麼性質和多大程度上援助中國核計劃一樣，是那樣破碎不堪。
1960年底，美中情局的情報分析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開採鈾原料以及建立濃縮鈾 工廠，大約是用鈾來生產鈈。同時，情報分析認為，中國第一個核反應堆大約能在1961年底接近完成，會在1962年提供鈈。
白宮
據此，情報專家極為肯定地認為，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如同其他核國家一樣，其關鍵成分是鈈而不是鈾。因為要把濃縮鈾作為原子彈材料的過程是漫長而艱難的，而作為首顆原子彈，只需要較少的鈈。至此，對中國原子彈的製造，總算有了一個明確的說法。也就是本文開始所說，美中情局完成了他們認為意義最為重大的一項間諜任務：確認了中國核計劃的存在
彼時，肯尼迪正接替艾森豪威爾成為美國第35任總統。這位以後死在自己同胞黑槍下的總統曾經把新中國秘密進行的核試驗視為60年代最糟糕的事情。
但是，在肯尼迪入主白宮的頭兩年時間裡，沒人對中國的核計劃進行全面分析。那些零碎的報告，基本沒有講清楚中國核計劃的政治和軍事意義，而只是作出結論說，北京如獲得核能力，那將會危及美國以及自由世界的安全，特別會對亞洲造成極為顯著的影響。當時一份報告還說，北京的核計劃將造成比軍事還要嚴重的政治和心理問題。因為它會在世界形成一種觀念：“共產主義將是未來的潮流”，從而起人們的“心理分化”。在亞洲，中國的核試驗可能會使它經濟發展模式的信譽增高。人們會對自己乃至美國的實力產生懷疑。這種影響具有某種衝擊力，它驅使許多國家接近中國，從而削弱美國的影響，並使美國以盟國利益名義對世界進行各種干預的行為遇到麻煩。
此外，美國還極為憂慮所謂核擴散問題。美國官方認為，一旦有核國家的數量稍許增加，那麼，世界的 不穩定因素就會加大，非理性和孤 注一擲的可能性都是有的。由此，白宮開始責成其顧問團隊和情報部門提出對策 。
迪安.臘斯克
1961年9月，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主任喬治.麥吉向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建議說，一個有效消除中國原子彈造成心理影響的辦法，就是鼓勵甚至幫助印度發展核武器。因為當時印度的第一個核裝置已經接近於爆炸試驗。一心反華的麥吉這時便沒有顧慮印度擁有核武器之後會給亞洲帶來的不穩定，而只是想以一個非共產主義國家來“ 狠狠揍共產主義中國一拳”。
當時，曾經擬議由總統科學顧問傑羅姆.韋斯納在訪印期間，拜訪印度原子能委員會主席，向他試探，中國的核計劃將會對印度發生多大影響? 其用意在於，引出印度提出援助的要求。但這個計劃最終被否定。因為，美國決策者還是害怕擔當擴散核武器的名聲。但臘斯克同意了麥吉的另一個建議，即打宣傳戰，宣傳美國核武器的絕對優勢，同時貶低中國的核能力。
同時，美國國務院東亞問題專家羅伯特.約翰遜開始了他關於中國核試驗意義和後果的研究。這個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美國對中國核計劃的政策。
U2的機場
為了更清晰地瞭解中國核計劃，美國情報部門竭力運用各種偵察手段，包括空中、和地面人力滲透。其中一個就是由國民黨空軍飛行員駕駛U2飛機，攜帶高分辨率成像攝影機從臺灣起飛，前往大陸的內陸進行偵察。雖然這種做法有相當危險，但實事求是的講，從1961年始，這種高空照相偵察還是覆蓋了中國內地的很多目標。
另一項高科技偵察手段，便是間諜衛星。從1961年起，美國情報部門開始進行代號為“科羅納”( CORONA) 的衛星偵察計劃。這種間諜衛星攜帶改進的高分辨率照相機， 帶有充足的膠片，從而能得到更清晰和更多數量的照片。
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科羅納計劃一共進行了24次偵察飛行。
其中，1961年12月，間諜衛星首次辨認出羅布泊基地，當然，當時美國人並不知道這就是未來的新中國原子彈試驗場。
1962年4月，中情局依靠其碎片式的情報綜合分析再一次推證，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將以鈈為原料。分析認為，如果中國從1960年開始加速和成功地進行它的核計劃，按照最快的時間表，它將在1963年初爆炸一顆以鈈為原料的原子彈。
同樣，這些情報分析專家也模稜兩可，對自己這種推斷又不很肯定，並懷疑中國是否能實現這種速度。因此，再度提出中國的第一顆核彈只能在1963年以後的若干年才能爆炸的估計。不過，他們有一點很堅定，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只能以鈈為原料。
1963年到了，面對白宮的要求，中情局的壓力越來越大。
1963年1月10日，美國國家安全助理邦迪會晤中情局局長麥科恩。有兩件事情是美國決策者最為關注的，這就是中國和古巴的核計劃。麥科恩承認，對中國核計劃目前仍所知不多，需要加大偵察力度。
飛行中的U2
1963年2月，一架臺灣的U2成功的拍攝到了包頭的核工廠。但當時根據照片資料，美國情報人員仍然認為，這只是一個鈈反應堆。情報分析認為，包頭核工廠照片顯示，它經過了“精心的安全掩飾”。設施中包括一個小型的氣冷鈈反應堆，以及配套的化學分離和金屬加工廠。根據法國鈈反應堆設施先例，分析認為，這就是一個鈈工廠。
國務院負責情報分析的喬治.丹尼向臘斯克彙報，工廠規模表明，中國已獲得了進行核試驗充足的鈈原料。包頭的發現還能確認，中國有能力大約會在1963年底爆炸一個小的核裝置。
在接下來的偵察中，1963年3至6月間，臺灣起飛的U2飛機又拍攝到位於某水電工程旁的蘭州氣體擴散廠正在加緊施工。美國專家認為，蘭州氣體擴散廠可以容納1800臺壓縮機，但仍少於生產核武器所需材料的4000臺的規模。
這裡有個小插曲，臺灣蔣介石的情報機構曾判斷認為，蘭州的反應堆在1963年已經開始運轉。但送到了華盛頓，卻沒人搭理和信任臺灣的這個情報。
後來在1964年，U2和間諜衛星共同偵察到中國正在酒泉建立一個鈈反應堆。當時估計，它要到幾年以後才能投入生產。
今天的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儘管有了推測的時間表，但美國情報人員和臺灣方面的情報都無法準確得出，中國究竟在什麼時候爆炸它第一顆原子彈？從最初判斷的1963年，有根據新的情報補充，又有了最合理的判斷，中國將在1964年初，爆炸它第一顆原子彈。但在補充中，情報分析還提出了，如果遇見了“通常的困難”，爆炸日期也可能會被推遲，例如推遲到1964年底或1965年。此外，如果還有其他鈈反應堆未被發現，那甚至意味著，中國隨時會爆炸它第一顆原子彈。
而同情報人員專注於在技術上分析中國核能力的不同，美國最高決策者們想的是既然共產黨中國肯定要試爆第一顆原子彈，那麼如何“搞掉”中國的核計劃就提上了議事日程。隨著中蘇敵對的加劇，肯尼迪異想天開的希望能夠謀取蘇聯人的支持，以摧毀中國的核計劃。敵人的敵人就是戰略上的朋友。
1963年1月22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肯尼迪十分明確地表達他的想法：我們關於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同蘇聯人談判的基本目的，“就是制止或延遲共產黨中國的核進展。”肯尼迪有理由認為，俄國人會同他一樣熱衷於阻止中國發展核能力。肯尼迪相信，中國在“六十年代末及以後的時代，將成為我們美國的主要敵手”。一個有核的中國，將危及美國在亞洲的地位。當時在肯尼迪顧問們都同意他 如下看法：蘇聯領導人關於和平共處以及核武力升級的危險性的立場，是可靠的。比起中國來。這種態 度顯然更少危險性。
就在這次會議之後，美國著名政客艾夫里爾.哈里曼致信肯尼迪，蘇聯人對聯邦德國的有核化非常反感。他建議，美蘇之間應就德國與中國問題達成“諒解”。其關鍵部分就是非核擴散和禁止核試驗。在哈里曼同蘇聯外交官的談話裡，他們似乎得到共同看法：一個禁止核試驗的條約，可以針對中國。哈里 曼覺得，如果華盛頓能同莫斯科達成一致，那麼，
“ 我們就可以一起迫使中國停止核計劃。在必要的情況下，要威脅中國，我們將搞掉它的核設施。”在彼時美國政客眼裡，同蘇聯聯手對付中國的核計劃，是有可靠基礎的。而此時，因為中蘇交惡，蘇聯已經切斷了對中國核計劃的援助。更重要的是，蘇聯支持禁止核試驗和防止核擴散條約，已經具有針對中國的意思。
1962年8月始，蘇聯對美國關於訂立國際性的防止核擴散條約，反應積極。臘斯克覺得這個條約就是以中國為靶子的。
60年代，約翰遜與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在白宮草坪散步
有了美蘇聯手的可能性，美國高層有些激動了。1963年4月，參謀長聯席會議國防部長提出一份長篇報告 ，擬定了間接與直接打擊中國核計劃的兩種方案。這就是今天我們如果熟悉冷戰史的話，知道的那個計劃名字“高跟鞋計劃”。
間接方案是使用外交和宣傳攻勢，直接的就是使用軍事武力手段。
兩種方案既可由美國一家來幹，也可以發動西方盟國一起。美國希望能夠得到蘇聯積極或心照不宣的支持。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的直接方案包括：
1．由國民黨軍隊實行滲透、破壞和發動對大陸的進攻；
2．實施海上封鎖；
3．南朝鮮進攻北朝鮮，以對中國邊界施加壓力；
4．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常規武器的空中打擊；
5．使用戰術核武器有選擇地打擊中國的目標。
同時，參謀長聯席會議代主席李梅將軍在這個報告的備忘錄中也坦言，公開使用武力來強制中國是不現實的。即使迫使中國簽了條約，也無法保證它能實行。此外，如果美國採取單邊行動，不管是進行封鎖還是使用武力，都不能不考慮到中國的報復和戰爭升級。至於如何使美國的行為在國際上合法化，就更困難了。但是，如果有蘇聯的哪怕是默許的合作，情況就會不同。因為一旦美國採取行動，蘇聯就會在 戰爭升級和迫使中共接收條件的兩極中，起緩衝作用。
李梅
1963年5月中旬，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邦迪會見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邦迪向後者提出，希望“私下認真地”就中國核計劃“交換意見”。但多勃雷寧應該是秉承了莫斯科的指示，對此並未表現出興趣。他把話題扯到了美國“多邊核力量”的計劃問題上。當時，“ 多邊核力量”是美蘇關於防止核武器擴散談判最棘手的問題。儘管邦迪還想加以誘惑，但多勃雷寧還是拒絕談論中國問題。
多勃雷寧
1963年6月，赫魯曉夫公開宣佈，蘇聯同意美國派遣一位特使（即哈里曼）來莫斯科，討論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問題。這個再次刺激了白宮。他們認為這又是一次探討美蘇聯手對華可能性的時機。但由於已知蘇聯人更關心的是“多邊核力量”，而“多邊核力量”是美國歐洲政策的一個基點，它同防止核擴散協定互為矛盾。這種複雜關係前，要取得蘇聯同意聯手對華，就必須在兩者問進行選擇：要麼“多邊核力量”，要麼放棄。最後，肯尼迪似乎下了決心。在哈里曼即將出使蘇聯前的一次內閣會議上，肯尼迪提出，應研究“放棄多邊核力量政策”，以作為達成防止核擴散協定代價的可能性。有人 同意，有人反對。支持者認為“多邊核力量” 可以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反對的人則提出，“多邊核力量”已經把美國和歐洲的關係深深地絞在一起，現在根本沒有放棄的可能 。
肯尼迪與赫魯曉夫
肯尼迪沒有過多堅持他的觀點。但他扔不掉美蘇聯手遏制中國核計劃的念頭，當哈里曼剛剛抵達莫斯科，他就接到肯尼迪的指示，必須對赫魯曉夫強調，一個有核中國，哪怕具有很小的核能力，“對我們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險的”。肯尼迪希望哈里曼去試探赫魯曉夫在“限制或制止中國核計劃，以及如果蘇聯採取行動，它是否認可美國按照這個思路去採取行動”上到底抱有什麼想法。結果是，雖然哈里曼最後成功地簽署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但他始終沒有能引誘赫魯曉夫就採取政治的或其他步驟來反對中國核計劃問題，並進行任何討論。而就當時，只要法國堅持不參加禁止核試驗條約，赫魯曉夫感到，他也無法做到孤立中國。
此外，作為東西方陣營的冷戰對壘意識，赫魯曉夫還極力淡化中蘇分歧。他不同意哈里曼關於中國有了核武器將對蘇聯構成威脅的觀點。他對哈里曼說，中國的核計劃沒有那麼厲害。有了核武器，中國會更 加自我約束。因為，“當一個人還沒有核武器的時候，那他準是喊叫得最兇的人”。
肯尼迪沒有獲得赫魯曉夫的承諾，但他並未放棄自己的想法。
1963年8月1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這位總統談到了所謂具有“威脅的形勢”。他承認，中國在核計劃 方面，要達到“羽翼豐滿”的程度還需時間，但“我們現在就希望採取步驟，來減緩這種危險的前景”。
美國將眼光投向了中共的仇敵，國民黨身上。
1963年9月，蔣經國訪美。在同肯尼迪會談之前，蔣經國造訪了美中央情報局。在會談中，雙方涉及到使用空降部隊襲擊中國核設施的可能性問題。之後，蔣經國又會見了邦迪，他們也談到了打擊中國大陸核設施的作戰問題。蔣經國勁頭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國對突擊行動提供運輸和技術支援，打擊大陸核設施就可以幹。邦迪支持蔣的想法，但顧慮軍事行動會促使中蘇重新結盟，並引起大的衝突。因此，他告訴蔣經國，打擊行動還需要做慎重的計劃。
蔣經國與肯尼迪進行交談
1963年9月11日，蔣經國同肯尼迪進行了一次長時間會晤。談話中，肯尼迪直截了當地詢問蔣經國：“ 是否有這種可能性，即將300到500人的突擊隊派到像包頭這樣遠的地方，而飛機不被擊落? ”蔣經國當時回答說：派遣突擊隊的建議“昨天已經同中央情報局的官員討論過了。他們認為這樣的計劃是可行的”。對此，肯尼迪還是沒有完全放心。
鑑於豬灣事件的經驗，華盛頓和臺北都需要有關大陸的更準確的情報。肯尼迪告訴蔣經國：“不管什麼行動，它都要適合實際情況。”
幾天後，蔣經國會晤麥克恩，雙方同意建立一個計劃小組，來研究派遣國民黨作戰人員襲擊中國大陸核設施的可行性問題。雙方約定，任何行動都必須經過兩方面最高層的批准。
上述談話記錄在21世紀被解密披露了出來，但這份準備突擊作戰的計劃小組的工作情況，在今天，依然是個謎。
很長了，看累了吧，下回繼續聊這個的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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