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奇就任總參謀部長時，正是德意志工商業高速發展的時代。
施裡芬計劃
工業的迅猛發展、新技術的層出不窮為大規模的軍隊裝備成為可能，並引起了軍隊編制的變化；鐵路、公路網的出現和改善又極大的提高了軍隊的機動能力，使得作戰區域不斷擴大化，戰爭的規模隨之亦擴大。
毛奇敏銳地覺察到這種時代的變化即將對戰爭產生的影晌，適時改組總參謀部，提高軍隊指揮機關的效率，注重引入工業革命的新技術加強軍隊的動員能力、機動能力和作戰能力，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分進合擊”和“任務式指揮法”等軍事理論思想，為後來德國軍事家進一步發展軍事指揮思想提供了重要參考。
毛奇就任總參謀長的之時，鐵路的高速發展以及公路網的改善為戰前集中兵力提供了可能性，他捨棄了自拿破崙戰爭以來的“先集中後會戰的原則。毛奇認為軍事單位的體型越大，則機動性就越低，只有善於機動的軍隊才能搶先佔領戰略要地，為戰爭的勝利創造條件。機動是集中兵力的重要手段。他主張部隊開進時要分散，作戰時要集中。
“任務式指揮法”就是上級在在向下級下達命令時，只向下級說明任務，並提供完成任務所需的各種條件，鼓勵下級發揮其主動性和創造性去完成任務。
由於工業革命的時代背景下，戰爭的形式有所改變，軍隊規模繼續擴大甚至達到百萬之眾，武器裝備加快更新，軍隊機動能力的提高引起作戰地域的擴大，在這種情況下，靠過去那種國王或將帥親臨戰爭指揮的方式已經成為了不可能，現代的“任務式指揮法”隨之產生。
毛奇進一步擴大了“任務式指揮法”的使用範圍。
毛奇認為即使是最有才幹的指揮官也無法洞察和掌握戰爭進程的每個細節，他提出了“少下命令，多作指示”的原則。 該原則具體來講即是少下達內容具體、約束力強的命令，多下達任務明確、內容簡潔的指示，鼓勵下級在情況變化或尚未接到命令時積極主動行動，以免坐失戰機。
在普魯士對奧、法戰爭中，毛奇給軍團下達的指令中，通常只為軍團指定總的任務方向，至於完成任務的具體方式，則由各軍團司令官根據各自的具體情況靈活選擇。任務式指揮法極大發揮了下級軍官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在捕捉戰機、擴大戰果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甚至還部分彌補了電報通訊質量不足的缺點，併為後來的德國軍隊一直所沿用。
任務式指揮法也有其自身的缺點，很容易引起混亂。此種制度的實行並不容易，最重要的條件是全軍上下必須有徹底的互信。在普法戰爭中，的確有部分普魯士軍團在行動上出現了混亂，在沒有預兆的情況下與法軍遭遇並展開戰鬥，某種程度上打亂了總參謀部的部署。
德意志位於歐洲大陸中部，東西分別與俄、法兩大強國接壤，北部一隅瀕臨波羅的海和北海，狹小的出海口被海上霸主英國所控制，南部跨越高峻險要的阿爾卑斯山。德國的這種地理位置在地緣政治學中被稱為“心臟地帶”，由於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它空間上的任何一點都沒有提供一種地理上的優勢。
因為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普魯士統治者不得不對潛在的兩線作戰的威脅進行思考，而普法戰爭的勝利同樣與沙皇俄國事先作出不出兵的保證有極大的關係。俾斯麥就曾不無憂慮的指出：“我們位於歐洲中部，我們至少有三條會遭到進攻的路線。此外，根據世界歷史發展的整個情況，我們的地理位置以及德意志民族的內部聯結比其他民族更為鬆散的這一特點，我們比任何一個別的民族更容易遭到別人的聯合起來對付我們的危險。”
作為執掌普魯士最高軍事決策機構的總參謀部長，毛奇自然也必須慎重考慮兩線作戰的可行性，以應付潛在的戰爭威脅。
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建立，深刻的改變了歐洲的局勢。法國在普法戰爭中的慘敗,不僅喪失了歐洲霸主的地位，而且還被迫向普魯士割地賠款，復仇的想法從未消失。
沙皇俄國在普魯士三次對外戰爭中都沒有出兵普魯士東部邊境，普魯士戰爭的勝利以及實力的增長，令作為近鄰的俄國憂心忡忡，而德意志第二帝國建立後在外交政策上與奧地利的不斷接近，更是令俄國不安。在德國的西部邊境，經過改革後的法軍可以集結40萬軍隊，而在東部邊境，俄國可以集結起約100萬兵力。處在兩個具有歷史仇恨情結的兩大強國之間，德國不得不在二者展開行動之前率先武裝起來，儘管這種防禦的壓力對它來說十分的沉重。這對德國來講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
總得來說，毛奇的兩線作戰的戰爭計劃根本上是防禦性的，因為德意志第二帝國成立後的20年內，德國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國家。毛奇不相信有速戰速決的可能,他的計劃是大致把兵力平均分配到東西兩線，並準備在東線發動有限的攻勢作戰，其目的是希望能獲得有的和談。
毛奇的兩線作戰計劃為後來德國的軍事家提供了極其重要的參考作用，後來著名的“施利芬計劃”就是在毛奇的兩線作戰思想上不斷修改、補充、完善而制定出來的。
閱讀更多 歷史乾貨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