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婷（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这个春节，最大的感受是，村民们办的酒席真多。村里人不是在筹办酒席，就是走在去附近酒席场的路上。春节期间的酒席名目大都比较相似，结婚酒、周岁酒、寿酒。新年头几天，笔者所在的村里几乎天天都有酒席，周岁酒、十岁酒、结婚酒，甚至于一天同时有两到三户人家办酒席，有的农户不得不安排家里人轮流或是分头参加不同的酒席。当然，吃酒只是当地习惯的叫法，更多叫做走人情。按照当地人情的标准，村子中一个普普通通的礼，人情礼金一般200起步，那么，一天三个礼，也至少有600元的花销，如果再把关系远近以及人情名目大小考虑进，这笔花销只会继续扩大。笔者访问了一户姓L的人家，该户近十年没有办酒，但一直持续参加人情的往来，能到场必到场，不能到场，也会请人将礼金带到。笔者了解到该户近三个月的人情消费，共有6个人情酒，集中于小孩周岁以及结婚，礼金最低200元，最高800，关系以亲友为主，亦有村邻。L家一家三口人近几年在城里打工，一年家庭毛收入达到5万左右，近三年家庭人情消费年均在1万左右；也就是说，该户一年收入的20%花在了人情消费上，若再算上其它的消费项目，一年最多留下2万的存款结余，那么，在当地，普通农户的这些人情开销有什么特点，它意味着了什么？
笔者进一步了解到，当地除了春节的集中办酒，平常时期的办酒也不少，办酒的名目多、频次高、礼金标准也在持续上涨。近五年来，办酒的名目有增无减，出生、周岁、考学、结婚、嫁女、建房、过寿以及丧事之外，办十岁，搬家也皆在办酒席之列，除以上种类外，其他人情酒名目鲜有人提；办酒的频次显著增加，尤其是放开二胎后，不管一胎二胎三胎，每个孩子的出生和周岁以及十岁都要大办，老人过了60岁后，往后每年都要操办；而吃酒席随的人情礼金也在逐步增长，就一般而言，五年前普遍100元，近三年至少200元，若是姑妈、舅舅、叔伯这样的亲戚，500元起送，一般平均800-1000元，甚至有达到3000-5000，或者个别上万的也有，当然，礼金并不是随意上涨的，一般按照市场普遍行情来调整，一个村送出的礼不相上下，一个家族的礼金明面相差适度；并且，除了随礼金以外，习俗上还要求人要到场捧场并帮忙筹备酒席、招呼来往客人。村民表示，一年之内，出现某户人家结婚酒办完半年后接着办出生酒，再过一年接着办周岁酒，或者生礼、寿礼、结婚里在同一户人家接连举办，而有的村民近十年甚至更久没有办过酒席，诸如这样的情况，以前是比较少的，同一户人家接连办酒中间至少会间隔2-3年，而像现在这样的高频率和快周期，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当然，人情的范围也逐步出现扩大的趋势，从十几户的人情扩展到几十户的人情。除此之外，人情退出也并不是一个简单容易的事，村庄中七八十岁仍在走人情的老人也有三四个。如此综合来看，当地的人情负担客观上讲是繁重的，但是，让人惊讶的是，村民并不认为人情是个压力或是负担，相反，他们会轻松笑谈“有人情走是好事！”惊讶之余，让人不禁停下来，回到村庄之中去寻找答案，理解村民为什么在笔者认为如此沉重的“负担”面前不觉压力反而以之为好？
首先，最为凸显的是仪式性人情的主体性。在当地，恪守传统的氛围已经延续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共识，由此可以看到人情名目的种类以及延伸方向在相当长时间内基本稳定。从某种程度上讲，在村民当中，依然存在着较深的本体性价值的追求。此前，在讨论农民的人情负担时，人情“异化”过程中频发的“无事酒”成风，使得办酒逐渐脱离了其原本的意义，单纯沦为竞争、攀比或是敛财的手段。如果稍加对比，这里的大多数人情酒的操办仍然围绕着人的某种仪式感与意义感而来；前文中谈及的人情名目，在当地人看来，都意味着人的各个重要阶段的过渡，比如，小孩出生三天或九天办一个酒，寓意着婴儿通过这个集体欢腾的仪式后“便于存活”，周岁酒，则是因为人们坚信祖宗的传统，认为通过接受亲友的馈赠，可以使得幼儿顺利成长，婚嫁酒，这是家族成员变动以及香火传承的过渡仪式，丧事酒，则是送逝世老人去往祖先的世界。一系列集体的欢庆仪式，贯穿于人的出生到死亡，散发着非凡的意义；正是人情的仪式性功能的发挥，凝聚了人情酒承载的深层的而美好的仪式意义，形成了人们乐于走人情背后的价值认同基础。
其次，较为基本的一个要素是人们对于人情负担的承载能力大为增强。过去，在土壤相对贫瘠，交通较为闭塞，且市场较不发达的当地，村民依靠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得来的农业剩余是相当有限的，在诸多的人情往来上，农民常常需要借钱赶人情，所以至今当地仍流行着一句老话“翻墙躲债，借债赶人情”，这也直观描述了过去当地人重人情而力不足的情形；但从九十年代开始，村庄逐渐有年轻人外出沿海地区打工，或是阶段性在近地打工，尤其是在农业税废除之后，中年人乃至妇女外出，且基本常年留在外打工，再到2010年以后，新一代的农民工也成长起来，这样一种打工经济的深入发展，意味着家庭增收和家庭积累的实现。也就是说，在一个家庭人情消费习惯在相对范围内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外出务工使得人们几乎不再经历“借债赶人情”的窘境，人情的变动与涨幅始终保持在人们可承担的能力范围之内。那么，从这个角度分析，至少可以理解，在适度控制的保持着一定稳定的人情上，当地家庭收入的大幅增长，减轻了村民在人情上的压力感。
再次，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人情的社会性意涵越来越重要。所谓的社会性意涵在于，通过人情往来，不仅塑造出村庄的公共性，与此同时，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可以从中获益，比如，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以及社会评价体系的塑造。举例来讲，吃人情酒，除了单纯随礼吃酒席的人外，村邻范围之内，亲友之内，除了随礼，还需要帮忙，在酒席“一条龙”服务进村之前，帮忙的人都需要提前一天把餐具桌子“借给”主家，并主动到主家准备酒席食材甚至还需要在摆酒当天“端菜招呼客人”或是主持重大仪式等等，在过去，除了掌勺的厨师外，一顿酒席基本上是由村邻、亲友共同协作出力完成的。因此，一顿酒席不是一个家庭的事情而是一个村庄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酒席借助众人的力量得以顺利操办，仪式也得以顺利完成，出人力、出物力、出财力各显其能，皆结成一场人情酒的“亏欠感”，并延伸到不断拓展的人情往来中，依次形成互帮互助的网络。由此，笔者也理解了村庄中一位七十多岁仍在走人情的J姓老人，其儿子长期在外，从未参与村庄人情往来，儿子与村庄人情交往的断裂由老人走的人情弥补，因此，其儿子回乡里办酒时，村里人才会说，正是看在老人的面子上才去帮忙捧场的。这种社会关系的联结往往又使得相应的社会舆论以及社会评价体系成长起来。当问及L家自家十年没有办酒，为何坚持一直走人情时，他说道“走人情表示着会做人”。在他看来，在村庄的熟人网路中，不走人情意味着与村里人关系的疏离甚至割断。周围的人将会把这样的人视为不会为人的人，而一旦被村庄社会舆论上评定为不会为人的人，不仅影响其村庄内外的社会关系，甚至会连累子女将来的婚嫁；那么，相反，走人情不仅可以巩固熟人社会圈子里的关系，还会保持舆论氛围上的有力倾向，尤其对于倾向于本地婚姻，期望通过本地媒人给儿子找媳妇的农村中年夫妇而言就更是于此，在众多的本地婚姻条件中，家庭氛围被媒人视为其“工作”的前提。
当然，人情仍具有重要的经济支持的功能，比如，建房和考学，最初都是通过办酒，集中人力或资金；就现阶段来看，随着村庄第一波建房潮逐渐消退，在城镇买房的搬家酒替代了建房酒。考学酒原本只有考到了好学校才会办酒，主要为了获得亲友的支持，现今多少也带有面子的成分；无论考到何种学校，考学酒一办，意味着类似于家庭荣誉东西的获得，经济支持也不再那么重要。对多数进城一代的家长而言，大学费用也逐渐是可以负担的一项教育性投资。此外，随着村庄人，尤其年轻人逐渐建立起面向城市的生活面向，年轻人参与村庄人情极少，大多数保持村庄人情来往的是老年人以及大部分中年人。那么，人情既有的功能发挥的限度及其目前经历的变化，也让笔者对几个问题进行了思考。
第一， “人情酒”意涵的日益复杂性。正如笔者所言，原来的“人情酒”，贯穿着个人生命、家族发展、村庄交往的全部意义，通过办酒而进行的过渡仪式以及村庄交往，在这个过程中凝聚了价值认同，巩固了关系网络。但是，随着人的在场变成礼金的在场，走人情中“走”的消失，人情中仿佛只剩下货币的往来，而不是真正人的交往。比如，由到场帮忙、随礼到亲友垫付、带礼走人情，再到微信、支付宝红包直接转账，不仅年轻人，中年人亦是如此；再比如，原有的村庄内共同操办的酒席，全部由专业厨师的“一条龙服务”替代，甚至逐步由市场中的各类酒店酒席替代。人们不再有如村庄这样一个熟悉的生成村庄公共性，巩固情感价值的稳定场所；或者，换句话说，村庄中的人情酒正在急剧失去其传统的价值与意义承载的空间，而同时，一种新的具有某种竞争面向的、某种社会荣誉感的价值被塑造出来。
第二，隐性的或是变向的“无事酒”。“无事酒”的最大目的在于利用一切理由进行敛财。当然，这在当地并没有如此明显，主要在于人情名目种类的相对稳定性，人们隐约认为新增的借办酒获得收入的人情名目，几乎都与传统的人情酒名目相关。比如，笔者在询问村民近年来为何十岁酒风靡，大多说不出理由，无非是看到其他人都在做，没有人说，也跟着做，反正有钱做，也可以收钱回本；再比如，搬家酒，一些离开村庄到乡镇或是县城生活之前，也会办个酒，但是，对于这种酒，村庄里的人并不都买账，一些村民的考虑主要在于，搬离村庄的人以后参与村庄人情几乎无可能，有事也不可能来帮忙；并且关键一点在于，在这同一类名目的事酒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以后在外买房，买房办酒更多带有的是一种炫耀的意味。对于这类人情酒，人情的意味更淡了，甚至于对于维系社会关系没有未来预期，这类酒实质上变向为一种无事酒，或者准确说，这类酒席更为明显地成为家庭内部的事，而不是村庄内的事。
第三，代际差异与人情断裂。村庄中老年人的人情圈普遍建立在地缘和血缘之上，其社会关系网络也是如此，而年轻人的人情圈更多地以分散化的业缘性关系为基础，参与村庄人情往来极少，代际之间人情圈的差异性是明显的，那么，在村庄中，随着老年人最终退出人情，年轻人愈益融入城市生活时，由此形成的代际之间的人情的断裂则可能意味着，社区内部联系链条的断裂，甚至消失。
那么，当人们不再需要借债走人情时，乐于走人情的确体现了农村人在一个大的时代里经济能力的提升。但是，也需要有冷静回看和看向更远处的思考。一方面，人们仍坚守着传统的形式，操办各类人情酒，实践那些祖宗留下来的精神，另一方面，高度竞争、快速发展变化的环境也使得经济理性浸染进传统的领域，引导着人情酒的形式、功能乃至性质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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