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的發展與天象的觀測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而中國又是世界上最早進行天文觀測的國家之一。《易經》有云：“天垂象，聖人則之”，古人認為天象與人類發展和人世間的萬物都有著必然的聯繫。

從遠古時代開始，中國就出現了掌握占星和歷算之學的專職人員，他們負責溝通天、地、人、神的關係，為統治者按照上天的旨意，制定相應的國策。特別是漢朝之後，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人”和“天人感應”的學說，將天象和自然災異與統治者的為政聯繫起來，觀星占星具有了國家層面的政治、軍事和祭祀上的預測功能，幾乎所有的統治者都會根據天象去調整自己的內政外交方針。

星圖

唐朝是中國古代天文觀測學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這一時期，中國的天文觀測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也就是在這一時期，中國的觀星占星術也達到了一個高峰。天上的八柱四輔二十八宿星象，不但影響著統治者的執政，甚至在都城建設、水利興修方面也起著絕對的指導作用。這時的“天文學”具有了濃厚的人文內涵，成為儒教正統之學之一，為統治者教化天下提供了規範，出現了“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的現象。所以仰觀天象，占卜吉凶，獲得上天的旨意成為古代天文觀測的重要價值。

一、唐朝的天文機構

唐朝的天文機構主要有太史局、渾天監和司天臺等部門組成。其中的太史局和司天臺分別是唐朝前期和後期最重要的觀星機構。

唐代太史局有太史令二人，太史丞二人，書令史四人，“掌觀察天文、稽定歷數，觀日月星辰之變，風雲氣色之異，並率其屬而占候。”這裡的“觀察天文”有兩層意思，一是對天文的觀測與記錄，二是對觀測到的天象進行了預測和解釋。正所謂“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變，而參與政者也”，觀測天文的最終目的，是為帝王參政提供依據和方向，這才是唐代天文的主要職責和目的。

唐代觀星官員

唐代天文觀測與記錄的範圍十分廣泛，所有的日月運行、星辰分野、日食月食、五星凌犯、客星佔主、妖星衝牛等等都在觀測與記錄之例。特別是一些異常的天文現象，太史局不但要進行觀測，還要進行解釋，揭示這些異象背後的意義，以便統治者將這些意義與國家大事相互參照。

從保存下來的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唐代的太史局觀測和記錄到了多次天文異象，並對這些異象進行了解釋。比如大曆二年三月，太史局觀測到“綠火犯井”的天文異象，並作出了星象的解釋：“夏不益時，乞寬刑獄”。也就是說，上天用“綠火犯井”的天文異象，提醒統治者要寬大刑獄，自然可以免除災禍；否則上天會對其進行懲罰。

太史局每年的觀測報告，要在年終時全部移交給中書省，由中書省秘書監寫進帝王的起居錄。在皇帝的起居錄中，這類天象往往會和當年的災祥、收成、水旱災害放在一起記錄，最後載入史書。也就是說，天文觀測結果會與社會上的種種現象相掛鉤，某種意義上成為評判當年統治者執政是否符合上天的旨意的標準，對帝王的自律和反省起著一定的作用。

渾天儀

從武則天執政時開始，太史局併入渾天監，唐肅宗時又在渾天監裡將觀星的職能獨立出來，成立了司天臺。但是不管機構如何變化，人員如何設置，它們的職責並沒有太大改變，仍屬於唐代帝王借上天的星象進行施政指導的觀星機構。

二、唐代的占星管理

浩瀚星空，繁星點點，現代科學技術仍然無法完全搞清楚許多天文現象，甚至現代儀器的觀測也無法做到完全準確。因此太史局或者司天臺的觀測是否準確，占星的結果是否真實，或者不同的占星者對相同的天象解讀是否準確，會影響皇帝的施政方針是否符合天意。因此有必要制定一套詳細的占星和解釋標準，防止觀測和占卜過程中出現偏差。

封建社會里，占星是一種與上天交流的方式，代表的是皇權天授，一直都是皇家的專利，政府是不允許民間出現私人占星的。所以一切有關天文和觀星的資料，唐代都進行嚴格的管理，不允許流傳到社會上。對民間的一些天文學的資料和書籍，也是一律收繳，私藏者是會被治以重罪的。

天文學在封建社會被視為“帝王之術”，學習的人比較少，具備觀星能力的頂尖人才更是稀缺。唐代統治者想方設法將這些人才全部招攬至太史局或者司天臺，並統一管理，避免他們在民間私自觀測，散佈占星結論。

對於一些天文學上的人才，統治者也是視若珍寶，倚為親信。《新唐書-李輔國傳》就記載了韓穎、劉恆兩位民間的觀星大家，被唐肅宗招至司天臺，併兼任待詔翰林，成為皇帝的私人顧問，深得皇帝的信任。

為了保證天文觀測的準確性，唐朝對天文觀測人員的要求很高，“苟非其任，不得與焉”。太史局、渾天監和司天臺裡的每一位官員都有自己相對應的職責，不允許他們參加自己職責範圍之外的天文活動，甚至與自己職責無關的天文器材也不能碰。唐文宗時期，還規定“觀生不得讀佔書”，將天文觀測者與天文解讀者分離，防止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唐武宗時，更是將星空分成春夏秋冬中五個區域，每位觀星者只負責自己劃定的一塊區域，最大程度實現了“苟非其任，不得與焉”的原則。

觀星者最重要的一條禁忌就是不得與朝官交往。開元十年，唐玄宗規定“卜相佔侯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將他們與文武百官隔離開來，防止一些野心家利用天象製造事端，擾亂統治。

觀星者如果觀測到異常天象，他們寫出的報告可以繞過中書省和門下省，直接送達皇帝本人。《大唐六典》中規定：“所見徵祥災異，密封聞奏，漏洩有刑”，

三、社會上的占星現象

雖然唐朝對天文觀星的管理很嚴，在前期也貫徹得比較到位，但是觀星這種具有極大神秘感的活動，一直在社會上有著極大的影響力。“安史之亂”後，唐朝中央政府逐漸衰落，藩鎮軍閥竟相割據，他們也迫切想通過觀星來預測自己的吉凶，所以觀星在社會上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成為盛行於官僚和上層社會的普遍現象。

七星連珠

隨著唐朝中央政府對觀星人員的控制力越來越弱，許多唐朝文人，特別是科舉落第人員不斷加入到研習觀星的隊伍中來。唐朝詩人王績有一首《敘志示矍處士》的詩寫道：“望氣登重閣，占星上小樓。明經思待詔，學劍覓封侯”。從這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位矍處士就是一個能文能武又會佔星的儒生。他既通明經之道，又精劍術，還會佔星，在家中便建有一座小樓，時常夜觀天象。這是當時不少上層知識分子中時髦的事，也說明“觀星望氣”不再是皇室的專利，不再會受到法律的處罰。

唐朝詩人的許多詩歌中，都有對占星的描寫。詩人盧從願在送朋友張說巡邊的詩中寫道：“上將發文昌，中軍靜朔方。占星引旌節，擇日拜壇場。”，這也說明當時的武將們出征之前，都會佔星以卜吉兇，是決定戰爭開展與否的一個重要的依據。

也有一些官員本身不參與占星，但他們手下豢養一些會佔星術的術士，負責觀測天象，對他們的官運進行預測，對他們的行為進行指導，甚至決定他們與誰結黨，在國家大事上執什麼樣的態度。

四、唐代觀星方法

<strong>唐代的觀星術，是建立在古代“分野論”之上的。所謂“分野論”，就是將天上的二十八宿與地上的十二州和十二時辰聯繫起來，再對日、月犯宿、慧星衝日或者衝月、五星聚合等天象進行解釋和預測的一種方法。

古代對日食的出現特別重視，不但要詳細記錄日食發生的時間，對日食時太陽所處的分野度數、日食時間、陰影侵入角度都有著不同的解釋。不同的日食發生時間裡，太陽在天空的緯度不同，與之相對應的就是“分野在某州”。如日食時太陽處在東井28度是分京師，食尾6度是分宋州，東壁1度是分幷州等等。“分某州”便是某州在接下來會發生一些異常現象，這些現象有兇有吉，這就需要專門的占星者（而不是觀星者）去預測接下來會發生什麼，該怎樣避免。

日食

大唐武德六年發生過一次南鬥十九度的日食，按照“分野論”，這次日食對應的是“吳分”，也就是春秋時的吳地，包括今天的安徽、江蘇南部和浙江大部。按照當時占星者的解釋，這次日食指示的是江南地區會發生戰亂。果然兩個月之後，吳地的輔公拓便盤踞丹陽自立為帝，建立大宋政權。唐軍於第二年平定輔公拓的叛亂，並藉機將江淮地區納入自己的統治之下。

武則天神龍三年六月又發生了一次日食，占星者給出的結論是“分京師”，提醒武則天注意。果然當年七月，太子李重俊與大將軍李多祚發動叛亂，殺死武三思以下數十人，雖然叛亂最終被平定，但占星者的準確預言，還是讓武則天大為信服。

唐代占星者還會對多星聚合、鎮星亂位、月犯列宿以及慧星（掃帚星）的出現進行占卜預測，這裡就不一一例舉了。

五、占星對政治的影響

《史記》雲：“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上修德，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意思是說，日食也好，月食也好，都是帝王失德、失政引起的，皇帝應該及時修德修政，進行自我反省和約束，才能保證統治的延續。所以古代每次出現異常天象，特別是日食之後，皇帝往往都會調整政策，對社會進程帶來較大的影響。

開元七年五月，正值大唐最強盛之際，天空忽然出現了日全食，正午的長安一片漆黑，對面看不見人。唐玄宗大驚失色，在聽取占星官的意見後，“素服以俟變”，並且做出了撤音樂、減膳食、查監囚、勸農課的反省。

這次日食中，占星官對唐玄宗給出的解釋是“日為陽精，人君之象。若君行緩，則日行遲。人君稍逾常度，則陰浸於陽，行或失中，故應惑所至”，把日食的發生與唐玄宗行為的“失中”聯繫到了一起。但是隻要皇帝加強德行修養，災禍自然就會遠離。所以唐玄宗一改往日奢靡之風，繼續勵精圖治，讓“開元盛世”又延長了十幾年。如果沒有這次日食的警告，也許唐玄宗天寶年間的驕奢淫逸會來得更早，對唐朝的危害會更大。

在中國歷史上，慧星俗名“掃把星”，一直是不祥之兆。凡有彗星出現，就會預示著災禍即將來臨。所以彗星的出現，對唐朝的政治影響力更大。

彗星

大順二年四月，“有慧星如半月，長十丈餘，見於西方”，當時的司天監陳匡上奏：“當有亂臣將入宮內”。唐昭宗隨即聯想到天威都將軍李順專掌禁軍，平時飛揚跋扈，有作戰的嫌疑。於是昭宗詔李順入宮，在銀臺門埋伏刀斧手，將李順斬於門前。事後調查得知，李順與宦官勾結，早有廢立之意，唐昭宗此舉除去了身邊的隱患，保證了政權的穩固。

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看，將天文事件與人間的統治結合在一起是一件很荒唐的事，但是在古代這卻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占星者並不是信口開河，而是試圖按照當時人們掌握的最先進的星象學的知識，去解釋天象的出沒運行規律，研究星象的象徵意義。無論是統治者還是占星者，都希望通過天上的二十八宿，去建立與人間十二州的對應關係，提前預知災禍的來臨，做好防範工作，防微杜漸，在災害大發生前予以制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些預言反映了人民希望一個安寧、祥和的環境的心願，對安定人心起過積極的作用。因此我們不能一棍子將佔星者打死，將他們歸入封建迷信之列。

天文學家一行

<strong>當然，占星術在幾千年的過程中，經過後人的加工和改選，也存在一些牽強附會之處。甚至統治者為了統治的穩固，也會有意的對占星的結果進行篡改，達到服務歷史事件或者服務統治的目的。但是做為一個歷史存在，觀星占星曾經是封建社會統治者施政的一個重要依據，幾乎每一次歷史上的重大事件背後，都有占星的影子。占星是隱藏在古代政治鬥爭背後的一件工具，這是不爭的事實。雖然它對歷史事件的影響力有多大無法具體評判，但是那些天文學的先驅者的辛勤觀測和記載，以及他們運用智慧對天象進行解釋的努力，應該被我們後人記住。因為沒有他們的努力，我們現代天文學就會失去許多資料，也許現代天文學的發展之路沒有這樣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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