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民国临时政府通令废除旧历新年，可老百姓却不买账，尽管当局三令五申，终究未能改变这一古老的民间习俗。但当时也有不少像鲁迅这样接受了新知识新思想的文化人，对过年兴趣不大，鲁迅曾经说过：“舍间是向不过年的，无论新旧。”翻翻鲁迅日记，历年春节这段时间的确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最热闹的节目也无非就是同道雅聚或互相拜访。
鲁迅
买书
1901年春节，当时正在南京路矿学堂就读的鲁迅放假回家，看到周围乡邻都大放鞭炮祭神祭祖迎接财神，酷爱读书的鲁迅便作了骚体诗《祭书神文》以祭书神，表达了自己读书的志向与求购“异籍”的愿望，这一志向和愿望影响了鲁迅一生，此后每年春节他都去书店淘书，直至去世。
据《鲁迅日记》记载，1913年春节，他曾四去书市购书66册；1915年正月初二，买《说文系统第一图》拓本；1925年除夕“往琉璃厂买石印《王荆公百家唐诗选》一部六本”；1933年春节到内山书店买书8本；1934年春节买《日本廿六圣人殉教记》和《东方学报》各一本。每年年终岁末时节，鲁迅除了去书店购书外，还喜欢记一篇买书账，对自己当年所买所读之书进行一番梳理和回顾，这也算得上是他别开生面的一种过年方式。这样的书账，鲁迅从1912年去北京教育部任职开始，到1936年于上海逝世为止，数十年间一以贯之从未中断。
避难
1931年1月17日，“左联”青年作家柔石等被捕，鲁迅处境危险，1月20日，在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帮助下，鲁迅全家移至花园庄旅馆暂避。花园庄旅馆位于上海黄陆路30号（今黄渡路49弄5号），由日本人与田丰蕃经营，旅馆是一幢二层小洋房，有南北两条走廊和正副楼梯，旅客大部分是日本人，鲁迅和家人居住的房间紧邻着浴室。就是在这家小巧的旅馆里，鲁迅度过了1931年的春节，期间先生写下悼念左联五烈士的《无题》诗，抒发了对战友的思念之情：“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鲁迅在上海家中
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事爆发。29日“终日在枪炮声中”，“血刀塞途，飞丸入室”，鲁迅感到“真有命在旦夕之概”。30日“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和周建人家小“挤在书店的一间楼上”，“过着几个人挤在一起大被同眠的生活，窗户是用厚棉被遮住的，在暗黑沉闷的时日里，度过了整整一星期”。2月4日(除夕前一日)，鲁迅和茅盾、叶圣陶等43人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呼吁世界革命人民援助中国人民。6日(春节)下午，鲁迅和周建人两家老小又“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和当时的普通上海市民一样，鲁迅一家的1932年春节笼罩着一股凄凉的战乱气氛。
放鞭炮
1931年和1932年的春节，鲁迅都是在避难中度过的，1933年终于可以在自己家中过年，所以格外珍视，特地邀来共住拉摩斯公寓的好友冯雪峰，和自己一家人同吃年夜饭。在1月25日（除夕）的日记中，鲁迅先生这样记道：“旧历除夕也，治少许肴，邀雪峰夜饭，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
鲁迅一家（木版画）
这一年除夕鲁迅特别兴奋，居然带着海婴爬上公寓楼顶，一连放了十多种烟花爆竹，这种孩子般的狂欢在鲁迅多灾多难的一生中实属罕见。这大概是因为，接连两年海婴都随父母在逃难中过年，幼小的心灵饱尝了惊恐和不安，此番带孩子尽情尽兴燃放花炮，算是父亲的一种补偿，因为对孩子来说，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
1934年农历正月初二，鲁迅写了一篇《过年》，对过年及其习俗有了某种认同和肯定，文中说：“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1935年春节，鲁迅更上一层楼，除夕之夜他写信对友人说：“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年初一又写信给另一位友人，说自己“今年却亦借口新年（即春节），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夜则放之，盖终年被迫被困，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
閱讀更多 民國年間那些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