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我對大學就情有獨鍾。那時，我家住在沙坪壩，是出了名的文化區。重大、建院、政法、川外幾所大學離我家都不遠，小時候經常和小夥伴們到這幾所大學去篩煤灰、打麻雀。每見那些神氣的大學生，就羨慕、佩服。上大學的念頭從此就擱在心裡。
我十七歲那年，背井離鄉來到西雙版納的一個無名的小山溝裡，開始了漫長的“脫胎換骨”的歷程。白天拼命幹活，晚上在油燈下看書畫畫，幻想著有一天還能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走入夢寐以求的大學校園。然而我的努力是徒勞的，當時我算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難想象，我那些掙表現是枉費心機。為了端正我的“動機”，指導員當著我的面，一把將團部調我去小學教美術的調令扯得粉碎。
我只能眼巴巴地看著那些推薦上大學的幸運兒，乘著營部專派的拖拉機揚長而去。即便這樣，我仍然繼續做著我的白日夢，這份痴心也漸漸地變成了一個心結。
1977年秋去冬臨，熬了七年的知青生活到了讓人無法繼續忍受的境地。前途黯淡，希望渺茫，心裡塞滿了失望、傷心、悲憤。突然，絕望中生出一線生機：全國恢復高考招生。消息傳來，知青中反映不一，大多數人失去參加高考的信心，一些人攝於領導的臉色沒有勇氣報名。我當時心一橫，決定要碰一碰運氣，因為我不甘心放棄任何上學的機會。
高考的日子漸漸迫近，我不敢請假複習，更不敢幹活時省點力氣，我還得繼續“掙表現”。我清楚，此時哪怕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閃失，都會使我的全部努力瞬間化為泡影。所以，我比先前更加拼命幹活，晴天滿身汗，雨天周身泥，我希望用自己勞動的熱情感動指導員。
從連隊推薦到學校錄取，這中間有十道關口，任何一處出紕漏，上大學的願望都會泡湯。這十道關分別是：連隊推薦關、營部上報關、辦通行證關、團部批准關、縣上初試關、州上覆試關、文化考試關、身體檢查關、政審通過關、學校錄取關。
雖然這十道關對我來說難如登天，可是我已經下定決心，竭盡全力要去闖一闖。畢竟努力過了，不成功也怨不得自己了，也只能怪自己的命不好。如果沒有盡力就認輸了，恐怕這會成為一輩子的陰霾。
指導員老段的那張臉，讓人看見就發怵，漆黑乾瘦的臉上長著一個勾彎鼻，說話時總是半閉雙眼，抬頭望天，讓你總是弄不能明白他心裡在盤算哪樣。我畏畏縮縮地遞上那張捏得皺巴巴的報考申請書，慌忙不迭地掏出根金沙江敬了上去。他抱著水煙筒，把香菸折斷，點火，然後吸了好半天，眼晴一眨一眨地，就是不開腔。末了，吃不准他是被上面突然時興的考試搞糊塗了，還是看到我那副可憐兮兮的熊樣，反正這次他沒有端正我的“動機”，毅然寫上了他的大名。
我當時就像偷了雞吃一樣竊喜！一想前面還有九道關，心情難免又沉重起來。
第二天傍晚收工後，我跑步到三公里外的營部送申請。這次教導員的嘴臉也還不俗，居然沒有把這看成“資產階級新動向”，申請書也收了。
當夜，我反倒睡不著覺了，在床上來回翻。因為平常觸黴頭的事碰多了，沒有磕磕絆絆反而心裡不踏實。
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天太陽下山，我晚上又跑到了營部，這回終於順利地拿到了蓋了紅章的證明。又走了十幾公里，到了團部，領了准考證。團部到縣城有四十多公里，我們這些考生走了一半多路，恰巧有輛卡車在路邊道班下1人，聽說我們這些人是考學的，就把我們拉扯上車，直達縣城。
初試下來，幾個熟識的朋友都在十二名合格者之列。幾人相約結伴到景洪去參加複試。西雙版納呆了七年，我還是第一次到景洪，平時連隊裡看管得緊，沒有通行證可以說是寸步難行。之前也聽說有的知青為了回家，可是沒有通行證，只好躲在油灌車裡，結果被活活地悶死了。
考試後的日子特別難熬，表面裝得沒有事，可是心裡早就火燒火燎了。第二天開春時，慢慢地聽說有別處知青接了通知走人的消息。我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向我逼近。我清楚一但走不了，往後日子比先前會更難熬。
我清楚地記得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中午，從山上拖料子下來，收工回宿舍。司務長買米回來帶回一沓信，他掏出一封遞給我，接過一看，是公函，落款處赫然印著紅字：勐臘縣招生辦。
我雙手顫抖，看著信封，卻沒有勇氣打開。狠命地吞了幾口長氣，心一橫，把信封撕開。裡面是一張打印的紙：錄取通知書。我興奮得全身哆嗦，心裡的一塊石頭，“轟隆”一聲落了地。
第二天就是星期天，知道消息的很多同學來為我送行。平常大家也不常碰面，記得那天喝了很多苞谷酒，唱了很多歌。晚上我去指導員老段家告別，他已躺下了，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臉，他的老婆和七個孩子綣縮在火塘邊，木然地盯著我。忽然，我感到他們的生活跟知青一樣艱難。
我把唯一的財產一口鋁鍋留給同伴，然後捲起鋪蓋，將幾件換洗衣服塞進一個黑色旅行袋裡，到公路上搭拖拉機，直奔縣城。拖拉機爬上連隊的山坡時，我回身最後一望。這裡畢竟是生活過七年的地方，腦子裡很亂，心頭陣陣泛酸。我在心裡默默地說:“別了，勐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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