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清官是中国古代社会里的一大特色，千百年来，平常老百姓对于清官那是喜爱有加、乐此不疲，广泛而长期地口口相传，使得这种信仰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化。比如包拯、海瑞等著名清官的名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即使三岁的小孩也是耳熟能详。但是在中国古代，为什么说有时候清官反而比贪官更加可恨呢？
晚清小说家刘鹗抛出一种观点，认为清官最大的毛病就在于道德上有一种绝对的优越感，这使他们觉得自己所作出的所有判断和行为都问心无愧，从而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甚至刚愎自用的境地。做事所凭恃的只是道德上的居高临下，现实情况、世俗人情一概被他们斥之为乡愿。很明显，这种心态是极其有害的，往小的方面说，比如听审刑狱时，容易滥用刑罚、草菅人命；往大了说，对国计民生无所补益，反而会误事。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们来看看士大夫（乃至皇帝）对于清官的评价往往集中在一个“刻薄”二字上。这个“刻薄”意义很广，既包括用法严苛，也包括对属下和部民苛责，还包括在施政中偏执、强硬，不近人情。我们都清楚清官的为人一般都是道德完人，有道德洁癖，对人太过苛责，如果别人不能达到他们的标准，就一概斥为泥猪、癞狗、污秽小人。这种心态导致他们在施政中用法严苛，而这一点却恰恰是老百姓推崇清官的原因。清官是整个社会大加提倡的道德楷模，但是在现实中却不见容于官场，这确实让清官们百思不解、苦恼不已！
你比如名吏汪辉祖曾以自己为官数20多年的经验提出了忠告：清不可刻。清只是治术的一端，并不足以解决现实中的所有问题。诚如康熙皇帝所言：“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这并非是乡愿之言，而是对清官爱之深、责之切的期许。
所以，我们将清廉寄予个人道德修养，本身就是悲剧，讨论是清是贪就没有意义了。当今之世界，凡相对清明的国家，无不是以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执法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社会进步，如此我们还需要清官吗？贪官还有市场吗？
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对于“清官比贪官更可恨”这个问题，你又是怎么看待的呢？閱讀更多 二戰歷史愛好者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