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谕中原檄》是指元朝末年吴王朱元璋于1367年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出兵北伐时所颁布的檄文，相传由宋濂起草。檄文历数元朝统治之昏暴及人民流离之惨状，断定元朝已丧失天命，失去统治中国的资格；接着说明朱元璋乃是天命所归的新主，必将削平群雄、扫荡胡尘、一统华夏，因而在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成为朱元璋北伐的纲领。该檄文以“天命”为中心，同时兼带华夷之辨的民族主义，理直事明，气势磅礴，顺应民心，有力配合了北伐军事行动，为明朝的建立奠定基础。该文的影响亦十分深远，不少汉民族主义者都对该文推崇有加，其中“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亦演变为清末革命党的口号。
檄文全文
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闵。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雠，絜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1]
《谕中原檄》大体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说元朝自建立以来倒行逆施的昏庸统治，第二部分叙说北方各割据政权各怀鬼胎拖累无辜百姓，第三部分叙说朱元璋建立政权雄厚的实力以及公正仁义的建国方针。最后一部分叙说了明朝的民族方针。
驱除胡虏，恢复中华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
说中国自三皇五帝以来，汉族皇帝统治天下，都是中国之主统治四周的蛮夷，从来没有蛮夷能入主中原统治天下的。自从宋朝倾覆，元蒙古成为中国之主，是时代的必然，虽然元朝开国时君明臣贤，但是依然有有识之士，认为华夏衣冠不正，传统不在。
元朝虽然是蒙古人建立的异族政权，和中国自古以来传统的汉人政权不同。但朱元璋的明朝大体也接受元朝曾经是中原之主，并在建立明朝之后积极修撰《元史》。 但本来理应和唐宋一样的大一统王朝，为何如此不得人心，短短不到百年就覆灭呢？
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
这里从根本上揭露了元朝自上而下，统治者的腐朽黑暗的统治。说元朝的臣子经常违背朝纲，为了皇位骨肉相残，君臣离心。并且做弟弟的玩弄兄嫂，做儿子的宠幸父亲的小妾，这些极其违背伦理道德之事，在元朝确实上上下下习以为常的平常之事。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华夏之美沦落得一干二净。元朝统治者离心离德的反动之举，深深伤害了中华大地的人民，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
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闵。
自古以来胡人建立的王朝没有超过百年气运的，所以天道循环，圣人应运而生。要带领受到压迫的人民，驱除胡虏，恢复中华。要纲陈纪，救济斯民，建立新的社会秩序，重建仁义道德的社会。
我们都知道，元朝建立后，为了达成自己享乐的目的，疯狂加征赋税，掠夺财富。甚至连前朝南宋的皇墓都被盗的一干二净，堂堂皇陵，珍宝被抢，尸骨却沦落到散布荒野。最令人发指的是，元朝有一高僧竟然将南宋理宗的头颅割下来作为乘酒的器皿，残暴不仁，由此可见。为了打压汉人和维护统治，将天下人分为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蒙古人和色目人居于统治阶级，汉人和南人是被剥削和压迫的奴隶阶级。这深深伤害了古代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替代残暴腐朽的蒙元政权，重塑中华民族气节，是历史的必然，更是历史无可替代的选择。
割据政权，不得人心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虽然南方的割据政权基本上都被明王朝消灭了，但是北方还有数个割据势力，比如占据中原的王保保，关中地区的李思奇，他们都是假借元庭册封的官名，行狐假虎威，为非作歹之事。妄想着通过合纵连横，占据险关要塞，以达到自己荣华富贵的目的。再次申讨以韩林儿为首的红巾兵，以邪教聚拢人心，不尊重大势，肆意横行，实在是自寻死路。但讨伐这些军阀不要紧，苦的却是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百姓。所以他们这些军阀都不可能成为华夏的统治者，因为他们没有仁政爱民之心。
王者之师，重塑正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雠，絜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自古得天下最正者，非朱元璋莫属。朱元璋出身贫苦的百姓之家，是家里的第八个孩子，因为条件艰苦，自小就被送入寺庙长大。他没有刘邦那样秦朝正统的官员身份，也没有杨坚李渊那样显赫的豪门世家，更不是刘裕赵匡胤这样的前朝统兵大将。仅仅是一个布衣和尚，一个普通的难民，却在乱世之中成就帝业。他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建立一套严密而又规范的统治秩序。所以朱元璋不满足占据江南一隅，他要北逐蒙古，复我河山。他派遣大将军徐达，常遇春等，统率王师，稳扎稳打，循序渐进，最终终于攻占北京。恢复了落入异族几百年的幽燕大地。北方子民等太久了，自唐末五代时儿皇帝石敬瑭为了皇帝之位，自认儿皇帝，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无时无刻不思念着王师北定，两宋三四百年，尝试了多次都没有成功，无数文人墨客望而哀叹，无数忠勇将军挥洒热血。终于在明朝，由南方来的壮士，重复河山。经过朱元璋，朱棣两代帝王的开疆拓土，自此，中国的版图基本奠定，中国疆域的雏形基本形成。正是明朝的努力开发，后继者清朝在明朝的基础上，开拓了新疆西北的一部分地区，由此形成了现代中国的版图。
平等一体，华夷一家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明朝的《谕中原檄》最后一段，说无论是蒙古人还是色目人，虽然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但他们既然存在，就有存在的必要，只要能恪守中华的法律，礼仪道德，愿意成为中华子民，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和本土人没什么区别。
明朝先进开明的民族政策，正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包容开放之心，中华民族自古就是和平友好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朱元璋建立的大一统明王朝，实行帝国境内各民族平等的友好民族政策，这与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满洲人建立的清王朝有着本质的区别。正真的正统王朝，不会搞一些分级别的民族压迫政策，不会动屠刀，不会霸占初夜权，也不兴禁锢思想，培育奴性这一套。明朝的民族政策，为现代中国的民族政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正是中华民族的傲气，正气，浩气，中华民族才能在五千年浩瀚的历史长河之中，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
作品注释
1.临御
2.宋祚倾移
3.罔不
4.足以纲维天下
5.达人
6.冠履倒置
7.纲常
8.大德废长立幼
9.泰定以臣弑君
10.天历以弟酖兄
11.子烝父妾
12.恬不为怪
13.宪台报怨
14.有司毒虐
15.天厌其德
16.信乎不谬
17.圣人
18.一纪于兹
19.战战兢兢
20.朝秦暮楚
21.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
22.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
23.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
24.捕妖人
25.予本淮右布衣
26.今十有三年
27.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
28.深用疚心
29.复汉官之威仪
30.膻腥
31.蒙古、色目
创作背景
元朝以蒙古族入主中原，经过数十年的统治，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引发了元末农民起义。濠州农民朱元璋崛 起于乱世，定都金陵，自称吴王，并先后平定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一方的势力，据有东南。接着，朱元璋于1367年建年号为“吴元年”，决定北伐灭元，一统中国。吴元年（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人由淮河入河南，北伐中原。在这种背景下，朱元璋手下谋士宋濂起草《谕中原檄》，作为北伐的纲领性文件。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登基为皇帝，改国号为“大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徐达的北伐大军攻入大都，元朝灭亡，明朝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谕中原檄》作为见证元明更迭的重要政治文献，亦永垂史册，广为传诵。
《谕中原檄》最开始并没有注明标题及作者，明代中叶程敏政所辑《皇明文衡》中冠以“谕中原檄”的题目，并署作者名为宋濂，为后世所普遍采用。但据《宋文宪公年谱》记载，宋濂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四月返金华乡居，直至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复自潜溪还”；其间至正二十五年八月丁父忧，二十七年（1367年）冬“服阕”，并未有在吴元年（1367年）十月起草檄文的记载。另外宋濂的文集中也没有收录此篇，直到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金华府学教授孙锵编的《宋文宪公全集》才补入《谕中原檄》。因此宋濂是否为《谕中原檄》作者尚存疑。
内容概要
《谕中原檄》的核心观点即朱元璋政权的口号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但其对象并非是整个中华，而是“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换言之即华北汉人。朱元璋政权在此之前从未公然以华夷之辨标榜，在发布《谕中原檄》前一年所颁布的《平伪周榜》中，朱元璋政权还痛斥投靠元朝的张士诚对元廷不忠；而在与北伐同时进行的南征中，明军檄文也没有以“恢复中华”相号召。可见《谕中原檄》中提出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仅是针对中原之民进行的政治宣传。究其原因则是由于华北汉人被女真、蒙古等异族统治两百多年（幽燕一带更是处于异族统治四百多年），其华夷观逐渐淡漠，甚至发生颠倒，反而认为南方为蛮夷，因此朱元璋政权才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向华北汉人灌输华夷之辨的民族主义意识，以防止华北汉人“反为我雠，絜家北走，陷溺犹深”的状况发生。[2]
具体而言，《谕中原檄》的政治诉求可归纳为三点，即“天命移转”、“文化道统”与“招降劝诱”。首先该文并未否定蒙元的正统地位，甚至赞赏元初“君明臣良”的局面，但后来元室子孙不肖并且“天厌其德”，使天命移转。然后又从种族和文化两个层面来论述“天命”该由何人承受，从种族来说，“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而且“天运循环，中原气盛”，因此必须是中国人（汉人）为真命天子；从文化来说，通过批判北方的“数雄”即李思齐、王保保等军阀，指责他们不讲纲常道义，“为生民之巨害”，甚至“反就胡虏禽兽之名”，因此只能由以“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为己任的“圣人”——朱元璋来承接“天命”。最后又劝华北汉人不要跟着元朝走，号召他们共同响应朱元璋北伐，同时又招抚蒙古人、色目人，以达到扩大自己阵营、分化孤立元廷的目的。
流传经过
《谕中原檄》被记载于官方文献《明实录》中，同时也被《续资治通鉴纲目》、《皇明文衡》、《皇明诏令》、《皇明诏制》等20余种公私文献所收录。在其流传过程中，其版本屡遭删改，反映出时局及人们观念的变化。
明朝自1449年“土木之变”以后，边患日益严重，反蒙情绪在朝野逐渐深化，影响到了元朝的正统地位。在明成化年间成书的敕撰史籍《续资治通鉴纲目》中，收录了《谕中原檄》一文，但已被删减许多，如“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凭陵跋扈，遥制朝权……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等承认元朝正统性或可能透露出朱元璋与红巾军关系的句子，这一删改版被参与编修《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程敏政编入《皇明文衡》中，并以“谕中原檄”为题、宋濂为作者，使后世都因袭这一版本；而另一参与编修《续资治通鉴纲目》的官员丘濬所编《世史正纲》也收录了删改版，并在其基础上又删掉了“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一句。从这些对《谕中原檄》所做的手脚可以看出明中期以后华夷之辨的意识逐渐浓厚的现象。
到了满洲人入主中原的清朝时期，由于《谕中原檄》中含有“以北狄入主中国”、“胡虏无百年之运”等文字，又成了政治上的一大忌讳。后来《皇明文衡》等书籍在被清人收入《四库全书》时，其中所载《谕中原檄》又都被四库馆臣心照不宣地删去了。其中一个四库馆臣的审查意见是：“查此录系明陈九德删次……中间惟宋濂《谕中原檄》及他文内词意偏谬者应行删毁外，其余尚无干碍，应请毋庸全毁”。[4]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及乾隆皇帝对《续资治通鉴纲目》所作御批中，也删节或篡改了《谕中原檄》中涉及华夷之辨的大量内容。当然《谕中原檄》亦未被清廷编修的《明史》所收录。
到了清末，由于革命党人排满的需要，又将朱元璋视为民族革命的先驱，对《谕中原檄》大加推崇，如革命党人刘成禺说：“自明太祖传檄驱胡，汉遗民得重见汉官威仪者，传诵弗衰，几与六经媲。尊严汉族，光复武功之盛，即斯可见，而流风遗韵，沁渍于人心。读是檄者，每不胜低徊之情甚矣，高曾矩获，启迪后人者深也。”[5]《谕中原檄》中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依据也变为革命党人的口号，如孙中山在1894年和1905年创建的兴中会和同盟会的纲领中都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句。
赏析评价
明人高岱在其著作《鸿猷录》中收录了《谕中原檄》后，评论道：“我圣祖谕中原一檄，词严而义正，理直而气昌，虽《大诰》、《牧誓》何加焉！”
清末革命党人刘成禺评价《谕中原檄》说：“自明太祖传檄驱胡，汉遗民得重见汉官威仪者，传诵弗衰，几与六经媲。尊严汉族，光复武功之盛，即斯可见，而流风遗韵，沁渍于人心。读是檄者，每不胜低徊之情甚矣，高曾矩获，启迪后人者深也。”[5]
历史学家吴晗对该檄文有如下评析：
“这是元璋幕僚中儒生系统的杰作，代表几千年来儒家的正统思想。这篇文字的中心思想有两点：第一是民族革命，特别强调夷夏的分别，特别强调中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治理。过去不幸被外族侵入，冠履倒置，现在要‘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了，这两句响亮动听的口号，比之红军初起时所提出的恢复赵宋政权，已从狭隘的恢复一个已被遗忘的皇家，进而为广泛的恢复民族独立，进步何止千里！以此为号召，自然更能普遍地获得全民的拥护和支持，尤其是打动了儒生士大夫的心。第二是复兴道统，亦即旧有的文化的思想的系统之恢复。文中指出‘礼义者御世之大防’，也就是说‘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朝廷者天下之根本’是纲是纪，这一套正是儒家的中心思想，也就是多少年来维持统治的金科玉律。大之治国，小之修身，从政治到生活，都套在这一个模子中。蒙古人入主中国，开头君明臣良，还能够纲维天下，中期以后，这模子被破坏了，弄得乱七八糟。如今北伐，目的在‘立纲陈纪，救济斯民’，重建旧模子，恢复这个世世相传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这比之红军初起时所宣传的弥勒佛和明王出世的空幻的理想世界，已进而为更切实的具体的文化的生活习惯的正常化，自然高明得多，能广泛地获得那苦于社会动荡的小民的拥护和支持，更能吸引儒生士大夫的深切同情。
骂元朝，说他破坏传统文化，说他政治贪污腐化，营私毒虐，是个坏政府，上天已经厌弃他了。
骂元朝将军，河洛指扩廓帖木儿，扩廓原来是汉人，名王保保，为母舅色目人察罕帖木儿养子，元帝赐以蒙古名，是抬举他算蒙古人的意思。关陕指李思齐等四将军。骂扩廓用外族名字，以夷变夏，跋扈要君。骂李思齐说他制造内乱，不忠于国。这两批有实力的人都要不得，不能作华夏之主。那末，谁应该来治理中国呢？下一段指出当然是出身‘淮右布衣’的朱元璋。淮右布衣这一身份，以后极为元璋所喜爱，有时也稍变花样，说成‘江左布衣’、‘淮西布衣’，等等。无论对内对外的诏令文告，有理无理都要插进这一句，成为卖弄成就的口头禅了。
妖人当然是指韩林儿。此地插进这一称呼，等于秃子骂和尚，用意是撇清，告诉北方人民，我在骂妖人，可见我决非妖人，我说‘妖人已灭’，更可见我决非妖人。你们也许有怕红军的，我并非妖人，你们不必害怕。这说法表白他正面是讲礼义的，不同于元朝，也不同于红军，反面替自己洗刷，勾销了过去十七年来他是红军头目这一事实。
临了，说明要‘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掮出逐虏雪耻的使命。
最后，为了缓和蒙古、色目人的反抗心理，声明只要他们知礼义，加入中国文化系统，也就承认是中国公民，和中国人民一样看待。
前一年讨张士诚的檄文，只是消极地踢开红军，空洞地骂元政府。到这时候，才鲜明地具体地积极的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和保持传统文化的政纲。这是元璋幕府里儒生群的再一次胜利，也是朱元璋的再次转变。
这一宣传文告的作用，使北方儒生士大夫放心了，因为已经不再是被毁灭的对象了。北方的农民也明白了，吴军之来，是为了恢复秩序，安定生活。官吏们不害怕了，只要投降就可保全。蒙古、色目人也不像以前那样死命作战了，因为檄文说只要愿为臣民，就可得到保护。除了蒙古皇帝和贵族，全被宣传感动了。投降的，放下武器的，以至倒过枪尖来杀鞑子的，一天天加多，北伐军因之得以顺利进军，在很短的时间内，收复已经沦陷了四百三十年的土地，平定西北，统一全国。”[7]
国学大师钱穆评价该檄文说：
“于（元明）易代之际，而正式提出中国夷狄之大辨者，今可考见，惟此一文。然其于元之统治，既曰天授，嗣称天厌，仅论其命，未伸吾义。又曰：当降生圣人，而未闻有济世安民者，又若退避不敢自居，何也？至云：予恭承天命，始自居为天降以安中国之圣人矣。然又曰：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仍自隐约谦让，不欲明白以天降之圣自居。气和辞婉，从来檄文，殆少其例。此非在当时无正义严辞可陈，实由群士仕明，鲜能深明夷夏之大义，又不深知民心之向背，敌我之势，至此犹若不能确切自信，此乃七八十年来异民族统治积威之余，士大夫内心怯弱而后有此现象，固不得责备于景濂（宋濂）一人也。”[8]
学者萧公权评论《谕中原檄》说：
“及朱元璋起兵，始根据民众仇元之心理，明揭攘夷之口号。……此檄词旨激扬，实为二千年中创见之民族革命宣言，而亦中国最先表现之民族国家观念。檄中虽仍袭古义，以文化区族类，然其‘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安之’一语已与民族主权之意相近。而‘中国居内以制夷狄’之一语更略似帝国主义者优秀民族之说。此皆由九十年异族凌辱之痛苦经验中酝酿以出，代价虽高，结果则甚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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