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 和冠欣攝
阪神大地震發生較早，我那時還在北京，接到師友們上百個電話，關心我在日本的妻女。深圳的姜威兄還直接打國際長途到我東京家裡，當時的國際長途費用可真不便宜。我們的收入都不高，實在是沒什麼錢。聽說在海外的日本人知道地震消息後，立即紛紛匯鉅款回國救災，作為中國人，我真是羨慕不已。後來我去神戶，專門去看重建的神戶大橋，向那些為之捐款的日本人表示敬意。
其後，便是中國“非典”。當時我正在東京。沒有一個日本人嫌棄我，相反，一些不富裕的日本人開始找我商量，怎樣幫助支援北京。我們買了一批現在叫N95的口罩，還湊出不到四萬元人民幣，作為心意。
汶川大地震時，我正與坂東玉三郎在北京演出中日版崑劇《牡丹亭》。我的車在兩廣路上被顛了幾下，心中頗是詫異。到了劇場，玉三郎見我就問，“剛才是地震？”很快，我們知道了汶川的情況。玉三郎臉上變了顏色，“命呀!命運!”他說。
我們平時經常說起梅蘭芳為日本關東大地震捐款的事情。玉三郎第一次中國公演，就遇到汶川地震。我與玉三郎只商量了一分鐘，就決定捐出我們北京公演的一部分收入。既是援助災區，也是向離我們還不遠的梅蘭芳致敬。
我通知了文化部，文化部當即派員來接受，次日中央電視臺播出新聞，這是汶川大地震發生後所收到的第一份海外的捐贈。
到了東日本大地震，中日關係也在“地震”，氣氛尤為壓抑。我的女兒正在北京五十五中國際部讀高中，她們班上五個日本女孩為日本災難哭了。她們說，我們要支援災區。她們的辦法是，在工體春秀路幾棟涉外公寓募捐。她們在放學後，一家一戶地拜訪，請大家幫助日本。我女兒向我報告說，“還是中國人好”。她們走訪的外國人家庭，都一毛不拔，將她們拒之門外。而中國人家庭，則是先痛斥小日本如何如何，然後說，“給你們錢”。女兒和同學募集到兩萬元人民幣，全部來自中國人家庭。
我與工作夥伴耿直、王際嶽商量，我們也應該作些貢獻。我們以“北京夢花庭園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名義捐款十萬元人民幣。我們是通過日本TBS電視臺捐贈的，電視臺副臺長八木康夫專程到北京接受我們的捐贈，還為我們頒發了感謝狀。北京市紅十字會也與我們合作，為日本災區捐款。
這樣就說到現在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這幾天，很多中國朋友找我，希望從日本購買醫用物資。而日本企業也在聯繫我，問如何支援中國。在日本的中國人更是行動起來，如同當日阪神大地震時的日本人一樣支援故鄉。我不禁陷入一種深深的感動之中。每逢災難，中日兩國就會距離如此之近，關切如此相同。凡二十餘年來，我所經歷，莫不如此。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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