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武漢冠狀病毒弄得人心惶惶，自去年12月伊始，截止至今日全國確診病例已有三萬多例，目前數量仍在不斷增長。
因為疫病，很多親朋好友拒絕了走訪串門，平時堵得水洩不通的市中心今日車輛寥寥，無數商鋪閉門關店，大量城鎮村落被封路封城，春節檔電影集體撤檔，堪稱近十年最蕭條的春節。
科技和醫藥業如此發達的現代社會尚且如此，古代醫療資源極度匱乏的情況下，瘟疫該有多恐怖呢？
一般而言，疫病的流行程度與王朝的政治清明程度成反比。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的王朝前期通常疫病數量少且危害輕，政治昏亂、貪腐橫行的王朝後期往往疫病頻發且疫情嚴重。
如西漢前期的“昭宣中興”37年僅出現過一次疫病，《漢書·宣帝紀》對疫情的記載為“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而後期的元、成、哀、平四帝53年間卻爆發了多次連年疫病，其中漢成帝時期甚至持續了十餘年，《漢書·薛宣朱博傳》記載成帝建始元年至河平二年“歲比不登，倉廩空虛，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竟慘烈如斯。
這點在舊王朝即將崩潰的前夕表現得淋漓盡致。東漢末年，桓靈二帝荒淫無度，宦官專權，土地兼併嚴重，“富者連田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以致太平教首領張角喊著“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發動了黃巾大起義。
據史書記載，桓、靈、獻三帝共70多年間，有疫病流行的記載達17次之多，且其中多次是連年的大疫。
靈帝
建寧二年，“疫氣流行，死者極眾。”
建寧四年，“靈帝建寧四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二年春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醫藥。”
光和二年，“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謁者巡行致醫藥。”
光和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二年春正月，大疫。”
獻帝
建安元年至九年，“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
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建安十二年，“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
建安十三年，“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
建安十四年，“軍數徵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
建安二十年，“是歲大疫。”
建安二十二年，“建安二十二年，厲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建安二十四年，“是歲大疫，盡除荊州民租稅。”
建安二十五年，“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
尤其是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三國志·劉傅傳》記載：“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文學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竟有四人在這年死於疫病，當時瘟疫的猖獗堪稱觸目驚心。
再如明末崇禎年間，帝國搖搖欲墜，災荒不斷，流民四起。崇禎三年，陝西巡按馬懋才在《備陳大飢疏》中說，陝西饑荒，民眾爭著吃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剝樹皮吃，樹皮吃完，只能吃觀音土，最後腹脹而死。
八、九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樹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殆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其石名青葉，味腥而膩，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
現代人常調侃自己窮得吃土，那時的人們卻是餓得吃土了。
崇禎十四年，左懋第負責督辦漕運，赴任途中上書進言道：“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飢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惟聖明垂念。”又說，“臣自魚臺至南陽，流寇殺戮，村市為墟。其他飢疫死者，屍積水涯，河為不流，振捄安可不速。”
民不聊生到如此地步，難怪《大明劫》中孫傳庭聲稱自己一次都輸不起。
這種情形下，瘟疫的發展也如決堤的洪水。
崇禎二年，“己巳年，（定遠）疫癘盛行。”“天啟九年，（青州）疫癘大作。”
崇禎三年，“（廣東）疫癘流行。”“（永年、石門）十二月大疫。”
崇禎五年，“夏，蓬萊大疫。”
崇禎六年，“高平、陽城、泌水夏大疫。”“（旌德）疫甚。”
崇禎七年，“天啟十四年，是年益都大疫。”
崇禎八年，“山海關大疫。”
崇禎十年，“秋，瘟疫。”
崇禎十二年，“己卯大疫。”
崇禎十三年，“大旱奇荒，人類相食，飢疫交加，一門一支絕亡，不可勝數。水之凋敝，至此極矣。”“飢疫，死者相望於道。”
崇禎十四年，“南北直隸、山東、浙江大疫。”“大飢疫，人相食。”“春大疫，死亡者十之七。”“春，瘟疫大作，死亡滅絕者幾百家。”
崇禎十五年，“大疫，死者相藉。”“春夏之間，疫疾大興，死者相枕。”
崇禎十六年，“京師大疫，自二月至九月止。”“自八月至十月，京城內外病疙瘩，貴賤長幼，呼病即亡。”
崇禎十七年，“春，北畿、山東疫。”“民間有羊毛瘟疫，染者多死。”
從上可知，崇禎在位時，每兩年必有大疫。當時的醫學家吳有性在《瘟疫論·原序》中這樣描述那場令無數民眾家破人亡的鼠疫：“崇禎辛巳（1641年，也就是崇禎十四年），疫氣流行，山東、浙省、南北兩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闔門傳染。”
據萬斯同《明史稿》記載，那年“病死者枕籍”，“順德知府、長垣、大名、曲周、武強、任縣、武邑知縣，亦以疫死”，“又魚臺至南陽，民之疫死者淤積，水涯河為不流。”
《崇禎實錄》記載崇禎十六年的京師大瘟疫：“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在通州，“比屋傳染，有闔家喪亡竟無收斂者”；在昌平州，“
見則死，至有滅門者”；在河間府景縣，“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其後八月，天津爆發鼠疫：“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評論當年鼠疫，“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明末鼠疫之嚴重，可見一斑。
究其原因，在於古代小農經濟的脆弱性，靠天吃飯，即使生活在太平盛世裡，大多數人也不過勉強填飽肚子。一旦發生旱災、水災等自然災害，或者吏治腐敗，豪強大量兼併土地，百姓無地可耕，便容易發生饑荒。
鬧饑荒的年代，人們吃樹皮草根，乃至人相食，試問這種情況下還有什麼不能吃呢，現代的閒人還吃竹鼠、蝙蝠呢，那時的人們可是連死人的屍體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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