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歲的李文亮是武漢市中心醫院一位眼科醫生，他率先披露不明肺炎有關情況，被截圖轉發而後受到單位約談、警方訓誡。在接診過程中他自己被感染，多名同事和父母也被感染。圖由受訪者提供
武漢醫生李文亮率先披露不明肺炎有關情況，受到單位約談、警方訓誡。他不清楚自己是不是被查處的八名“造謠者”之一。他說，讓大家知道真相比自己平反更重要，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
入院18天后，李文亮終於知道了自己的核酸檢驗結果為陰性，這對他而言是一個好消息。他至今仍然躺在武漢市中心醫院呼吸與重症醫學監護室的隔離病房裡，生活起居要靠醫生護士照料。
李文亮此前疑似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但一直沒有確切結果，而是頂著“不明原因肺炎”的名頭接受治療。這是一種現在已被證明具備“人傳人”特徵的傳染病，引發的疫情仍在加速蔓延。截至1月30日24時，中國確診病例9692例，現有疑似病例15238例。
李文亮是武漢市中心醫院的一名眼科醫生，當這一特徵尚不明確時，他試圖將工作中獲知的危險告訴同學，卻不想“倒黴地”做出了一個“違法行為”。
一個月前的12月30日17時48分許，李文亮在一個150人左右的同學群中發佈信息稱：“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在我們醫院急診科隔離”。同一天，武漢市衛健委印發的《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也在網絡上流傳，其中要求嚴格信息上報，並強調“未經授權任何單位，個人不得擅自對外發布救治信息”。
李文亮在微信群裡的提醒揭開了口子。一名群友將他的對話截圖發上了網絡，而且沒有隱去最關鍵的信息：他的名字和職業。這讓看到截圖的人精準地找到了他，不久他即被醫院監察科約談，並在1月3日到轄區派出所簽了一份對“違法問題”警示的《訓誡書》。
1月20日後，隨著新冠肺炎疫情迅猛發展，這位曾被警方定性為發佈不實信息的人，其本人的遭遇又被視為這次疫情中前線醫護人員的註腳：在接診過程中自己被感染，病情一度惡化進了ICU。此外，他的多名同事和父母也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當公眾追溯疫情源頭才發現，原來早已有人預警，李文亮因其截圖上的實名又成為了能被找到的“吹哨人”。他說，自己當時只是想提醒同學，並沒有想那麼多，截圖被傳播出去後還曾一度生氣，但體諒公眾出於擔憂公共衛生狀況也就釋然了。而現在是否給他平反已經不那麼重要，因為真相比這更加重要，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
與李文亮一起引發關注的還有武漢警方此前通報的八名造謠者，他們被查處的消息一度上了央視新聞。李文亮說，並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八人之一。財新記者注意到，武漢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漢”第一次通報已傳喚八名違法人員是在1月1日17時38分，而李文亮稱其第一次到派出所是在1月3日上午。1月29日，武漢警方第二次通報此事時，也沒有提到李文亮受到的訓誡處罰。
除了李文亮，財新記者還聯繫到一名有據可查在微信群中發出預警，而後被截圖轉發的人，她也是一名醫生。這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女士拒絕了財新記者的採訪請求，目前同樣尚不足以判斷她是否為八名“造謠者”之一。她回應稱，不想再提這些事，因為現在的重點是為醫院籌集物資。
1月30日，李文亮實名接受了財新記者採訪。他是遼寧人，今年34歲。他說因為不太喜歡熟人社會和人情世故，因此想去南方上大學。2004年參加高考，因為想要“比較穩定的專業”，李文亮報考了武漢大學臨床醫學七年制專業。畢業後，先在廈門工作了三年，2014年回到武漢，在武漢市中心醫院工作至今。
以下是李文亮與財新記者的對話。
“明顯存在人傳人”
記者：你現在狀況如何？
李文亮：我在呼吸與重症醫學科監護室接受規範接受治療，是一個四人間的隔離病房，目前只住了兩個人，能用手機和外界保持聯繫，平時由醫生和護士照顧我，每天護士都會幫忙擦臉、擦身體。我今天（30日）聽醫生說我的核酸測試結果已經轉陰了，但是這是咽拭子的結果，我覺得代表不了肺泡。肺功能恢復還需要一段時間，只是還有些呼吸困難，一直需要高流量吸氧，還吃不下太多東西。
記者：公眾很關心你在群聊裡發“確診7例SARS”的事，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
李文亮：我是在一個150人左右的同學群發的，當時還強調了不要外傳，主要是想提醒臨床工作的同學注意防護。因為我也是和同事交流知道的這事，雖然當時病例還沒這麼多，但是怕會爆發，疫情會擴散流行開，因為這個病毒和SARS很像。
記者：你是指像SARS那樣會“人傳人”？
李文亮：明顯存在人傳人。1月8日左右，我自己就收治了這類病患。當時我們眼科有一位患者以急性閉角型青光眼入院，當天食慾不佳，但體溫正常。剛開始我們也沒往別的地方想，後來她青光眼眼壓正常了，第二天還是食慾不好，中午發熱了，查肺部CT提示是“病毒性肺炎”，其他的各項指標都符合不明原因肺炎的標準。
當天晚上照顧她的家屬也發熱了，她的另外一個女兒也發熱，這是明顯的人傳人。我們就立刻上報到醫務處和院感辦公室了，請了院內專家組會診，會診後建議患者在我科隔離治療。三天後，我們又給他做了複查CT，結果還是“病毒性肺炎”，而且範圍擴大，病情加重了，接著患者就轉到呼吸內科隔離病房，之後的情況我就不知道了。
記者：既然當時已經出現“人傳人”的情況，為什麼確診的病例那麼少？
李文亮 ：當時確診估計有難度，試劑盒還沒出來。不過沒有試劑盒可以送檢做核酸檢測，只不過更麻煩耗時，具體流程我也不清楚。當時我們醫院專家組對前面這個病患會診時，也說他們無法決定做不做檢測。當時臨床的確診基本是通過排除其他病因的方式進行，比如CT具體表現，常規治療無效，白細胞不高，淋巴細胞降低，這些都是參考指標。
記者：你自己感染也和這名患者有關嗎？
李文亮：最開始病人沒有發熱，我大意了沒有做防護。結果病人轉走當天，我就開始咳嗽，第二天開始發熱，這時候我就開始戴N95口罩進行防護了。1月12日，查了呼吸道病毒，做了CT，高度懷疑是新冠病毒肺炎就住院了。同科室的同事在我之後一兩天也出現了感染的情況，父母在我之後三四天也相繼出現症狀住院了。後來我病情經歷了一次惡化，現在每天都要打抗生素、抗病毒，球蛋白和吸氧。
李文亮：免疫球蛋白是自費買的，有的是藥店送過來，有的是同學幫忙買的。到現在花了五六萬元，還不知道能不能報銷。有企業搞了針對醫務人員感染的救助計劃，本來準備申請，但是核酸結果陰性，估計就不行了。
記者：你剛才提到在群裡曾強調過不要截圖傳出去，但還是傳播出去了，你怎麼想的？
李文亮：當天晚上，微信上就很多人拿截圖問我。而且他們截圖不大全，原本在“確診7例SARS”之後，我又強調了這是冠狀病毒，具體還在分型，但這些網傳的截圖沒有。看到這些我感覺要倒黴了，可能會被處罰。因為這是敏感信息，又在開“兩會”的敏感時刻。我之前很生氣，截圖還不打碼。現在看得淡一些，別人可能也是一時著急，為了提醒家人朋友。
記者：那這之後你被處罰了嗎？
李文亮：就是這個截圖傳出去那天夜裡（12月31日）凌晨一點半，武漢衛健委連夜開會，我主要是被我們醫院領導叫過去詢問情況。天亮上班後，我又被醫院監察科給約談了，還是問我情況，問消息來源，問事情經過和是否認識到錯誤。
後邊我也沒想到警察會找我。1月3日，他們打電話叫我去派出所籤《訓誡書》，以前也沒和警察打過交道，我當時也很擔心，不籤的話怕不能脫身，我去了走完流程就簽字走了。這事我也沒給家裡人說，當時壓力比較大，擔心醫院處罰，影響以後工作晉升之類的。後來我一個同學知道了，幫忙介紹了記者，我直接跟記者說了這些情況。
記者：警方第一次通報是在1月1日，稱當時已傳喚八名造謠人員，而你是在1月3日被叫去派出所的？這是不是說你是這八人之外被處理的人？
李文亮：這個就不清楚了，我不能確定，你說的也有可能，我現在只想早日康復。
李文亮的訓誡書。第二個落款時間2019年應為2020年，李文亮稱此係筆誤。受訪者提供
“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
記者：警方給你的《訓誡書》上寫的是在互聯網上發表不實言論，當時還有人覺得你造謠，你怎麼看？
李文亮：我覺得不算造謠，因為報告寫得清清楚楚是SARS。而且我只是想提醒同學注意，並不想引起恐慌（李文亮在群聊時還上傳了一張檢測報告單，其臨床病原體篩查結果中檢出“高置信度”陽性指標的有SARS冠狀病毒、銅綠假單細胞、46種口腔/呼吸道定植菌——編者注）。
記者：既然不認為是造謠，那你想過以後會不會走司法途徑來要個說法？
李文亮：沒有，司法途徑恐怕很麻煩，我不想跟公安局找麻煩，我很怕麻煩。大家知道真相更重要，平反對我而言不那麼重要了，公道自在人心。另外再就是有人說我被吊銷執照是不真實的，要澄清！
記者：1月28日，最高法院在公號發了一篇武漢八名“造謠者”處罰是否得當的評論文章。你可能是這八人之外的人，當時你看到後有什麼想法？
李文亮：看到最高法院的文章後，我心裡放鬆了許多，不太擔心醫院的處理了。我覺得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不同意利用公權力過分干預。我還是認同最高法院的文章，應該具體甄別。（是不是那八人之一）不會太關注，因為網絡傳播最廣的，最高法院文章引用的那一條就是我發出去被截圖的。
記者：1月29日，武漢警方回應了對八名“造謠者”的處理，其中並沒有提到你所受到的訓誡，你怎麼看？
李文亮：警方的回覆我只能看看，發表不了看法，沒有意義。我也不確定自己是不是那八人中的。
記者：有人把你稱為這次疫情大規模爆發前的“預警者”、“吹哨人”，你認為呢？
李文亮：不敢當，我只是得知消息，提醒同學，當時沒想那麼多。
記者：之後有什麼打算？
李文亮：康復以後我還是要上一線的，現在疫情還在擴散，不想當逃兵。
記者：家人的情況現在怎麼樣了？
李文亮：我妻子在外地的孃家，武漢封城回不來。父母應該近期可以出院，暫時找不到人幫忙，他們平時身體不錯，出院後應該可以自己照顧。我跟他們通話聽起來狀態都不錯，可以自己活動。
火線評論：
善待“吹哨人”才能守望相助
作者：陳寶成 原載財新網 1月31日
全社會應該倡導一種道義的價值觀，無論是官員還是公眾，都受到一種善的引導，而更願意加入到“吹哨人”的隊伍當中，承擔起“吹哨人”的責任。這樣當危機再度來臨時，“彼此守望相助”才不僅僅是一句口號，更多是制度安排下實實在在的有效行動
“吹哨人”（Whistleblower）起源於英國警察發現有罪案發生時吹哨子以引起同僚和民眾注意。由此延伸，目前使用的“吹哨人”概念，往往是指發現危機預兆後，基於公共利益考量，第一時間發出預警信號，以期待引起政府、社會或者他人從“不知不覺”中迅速警惕，並採取積極應對行動的職業群體。因此理論上講，現代社會人人都可能是“吹哨人”，人人都可能是知情者。
現代社會高速發展，風險危機亦與之相應。人類容易沉醉於現代化的成就，而在不知不覺中放鬆對風險和危機的警惕。所以每當危機時刻，也就凸顯“吹哨人”的極端重要性，社會公眾對此也就越加感同身受。
美國新聞人約瑟夫·普利策有段名言，形象地道出了“吹哨人”的社會預警功能。他說：“倘若一個國家是一艘航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報。”
現實中的“吹哨人”、知情者角色不僅包括新聞從業者，還包括醫生、警察、軍隊、消防救援以及其他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等。平時他們並不顯山露水，和你我一樣，就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員。一旦風險與危機來臨，他們就能夠憑藉其專業知識和經驗發出預警，迅速從社會生活的幕後走向臺前，並親自參與到危機應對中，從而成為守望社會的“逆行者”。
所以我們不難看到，無論是在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中國“5.12”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社會危機事件中，還是在一般的水災、火災等突發公共事件應急中，當社會公眾紛紛後撤之時，警察、軍隊、醫生、記者等卻成為“逆行者”，參與救援、發佈信息、穩定社會。這固然彰顯人性的高貴，但更是“吹哨人”看護社會公共利益職責之所在。
善待“吹哨人”，需要專門的制度設計。因為其所肩負的社會職責之重大，有必要從法律上明確“吹哨人”的權利優先、保障優先，鼓勵他們一旦發現危機端倪而敢於“吹哨”、善於“吹哨”；不能讓他們動輒“因言獲罪”，因“吹哨”而承擔過重、過苛的責任，要從頂層設計層面解除他們的後顧之憂，才能確保社會危機應對的及時有效，確保安定有序的社會生活不因危機而過於減損。
與權力相比，“吹哨人”與真相的距離更加接近。在科學麵前，權力不能壟斷真相，因而應當保持謙卑之態。所以政府和社會無論是在行政法還是在刑法領域，都應當對“吹哨人”的“吹哨”行為保持基本的謙抑與容忍，對持不同意見的言論保有足夠的寬容度，並在這一基本價值判斷的前提下，修正相關法律法規，明確“吹哨人”言論所導致的社會秩序變動的邊界，提供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吹哨人”言論屬於故意還是無意，並提供權利救濟的有效渠道。這是改善“吹哨人”待遇的前提和基礎。
需要強調：這不只是對“吹哨人”的特殊保護，也是保持社會擁有足夠彈性的條件，更是對變動社會中公共利益綜合權衡後進行利害取捨的理性選擇。否則，重壓之下讓“吹哨人”和其他社會公眾緘默不語，自然會加劇社會的內在壓力和乖戾之氣，從而讓應對危機更加雪上加霜，進而再度削弱政府的公信力。
善待“吹哨人”，需要寬鬆、自由的社會環境。緊張、沉悶、刻板的社會，因其缺少必要的彈性，一旦危機來臨，往往無法將社會再度收縮到更加緊張的狀態，也孕育不出成熟的“吹哨人”制度；因此一旦遭遇突發危機，一方面難以及時預警，另一方面事後應對所付出的代價亦遠高於寬鬆、自由的社會環境。
而在寬鬆、自由的環境中，縱然危機突顯，全社會也可以在原有彈性基礎上迅速收縮，達到本能的自衛性保護狀態。所以，在專門的法律制度設計之外，創造一個寬鬆、自由的社會環境，更是面對突發危機的治本之道。
制度安排體現價值取捨。全社會應該意識到，對“吹哨人”制度的有效設計，實質是人類自身在尋求自由與秩序之間的平衡，是基於平時與戰時的狀態切換而最大限度保護公共利益作出的安排。這需要睿智的領導者的決斷，也需要睿智的公眾的理解、參與和服從。從更加長遠的眼光加以審視，這一制度安排的價值自不待言，時不我待。
在全民動員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時，更有必要全民動員反思並改善“吹哨人”背後的社會環境、法律環境和道德環境。我們重申：“抗疫”需要透明公開，開放社會需要完善的“吹哨人”保障體系、媒體輿論的支持和社會公眾的理解。全社會應該倡導一種道義的價值觀，無論是官員還是公眾，都受到一種善的引導，而更願意加入到“吹哨人”的隊伍當中，承擔起“吹哨人”的責任。這樣當危機再度來臨時，“彼此守望相助”才不僅僅是一句煽情的口號，更多是制度安排下實實在在的有效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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