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举国隔离的时候，谈论如何从国难取材制作一部类型化电影，听起来似乎是一件态度冷漠的事情。
但是，无论这次疫情多么严重，它终究是要过去。无论现在经历过多少痛苦，流下过多少感动或心碎的眼泪，凭借人类忘记痛苦的“天赋”，“新冠肺炎”终究会成为历史中一个难以引起后人丝毫情绪波动的名词。
那么，此时此刻的这些情感和反思、生离或死别，又将有何意义？
阅读变得越来越成为一件困难和需要毅力的事情，电影也许能成为后世了解这次灾难的一个载体。在好莱坞，灾难片一个成熟的电影类型，在中国，也许可以这次疫情为原型，产生出一部既有文献价值又能引起反思的作品。
近来变得热门的《传染病》和《流感》两部电影，代表了美国和韩国对于类似灾难的思考和想象，从中可以看出很多相似的东西，那么如果我们是否可以模仿这两部影片，制作一部本土化的灾难片，应该从哪里着手？
人物和主题是创作一部电影的基本要素，以下简单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传染病》的人物和主题
美国电影《传染病》
《传染病》是一部多线结构的影片，它塑造了以下几组人物：
妻子被感染过世的Mitch Emhoff（马特达蒙）及调查病情的Dr. Erin Mears （凯特·温斯莱特）；
阴谋论记者Alan（裘德·洛）；
前往香港调查的Dr. Leonora Orantes （玛丽昂·歌迪亚）；
以及最终研制出疫苗的Dr. Ellis Cheever （劳伦斯·菲什伯恩）和年轻医生Ally Hextall（詹妮弗·艾莉）
影片以时间轴为坐标，流水账似的记录了从疫情发生到用疫苗控制疫情的过程，看起来似乎比较杂乱，表达的主题却非常深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传染病对所有人是公平的，但人类社会的公平却是难以实现的。
这种宏大的主题对于好莱坞来说可以信手拈来，并且通过现实主义的故事表达让人心悦诚服，但显然，中国故事要具有这样的国际视野会是一件特别难以实现的事。
《流感》的人物和主题
韩国电影《流感》
再来看《流感》，这是一部比《传染病》更像好莱坞大片的高概念电影——瘟疫终将被战胜，因为人们用爱与坚持打破了所有障碍。
男主姜智久是一个普通的消防员，他拥有正义感、勇气和能力，对女主一见钟情并愿意为之勇敢付出；女主金仁海是从事病毒研究的漂亮医生，同时也是深爱女儿的单身妈妈，为了女儿成长为一个强大的保护者。男女主在瘟疫中以“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挫败了困难和恶势力，保护了爱人/女儿的同时也赢得了猪流感的抗体。所有的问题通过人物出于爱的行动，在结局中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中国故事的人物
在中国故事《新冠肺炎》中，我们可以选取什么样的主要人物？
首先，根据《传染病》和《流感》的共同创作经验，应该有医生的角色。
这取决于医生这一身份可能产生的戏剧功能：
1、人物的医生身份将让他直接面对病人，与疫情对抗产生冲突。
2、医生可以肩负研发药物或疫苗，解决瘟疫的戏剧目标。
3、在冲突中，医生必然面对选择，从而产生挺身而出或者明哲保身的行动。
4、医生的困境比较容易被构建，自己被传染、家人被传染、与家人隔离，这些处境都将成为塑造人物的。
5、医生将可能产生强大的动机并进而行动，拯救自己、拯救别人、调查病源或解决疫情。
在《传染病》中，几个功能由不同的人物来承担；在《流感》中，女主人公仁海一个人完成了这些角色功能。
中国故事中，如果像《流感》一样将多种戏剧功能集于一身，必然会过于巧合和戏剧化。当下来看，多线人物故事应该更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要求，也更能反映这个国家里不同层面的努力。
可以选择的人物原型可能是谁？面对民众的钟南山、最早发现病毒的李文亮、研发药物的李兰娟、或者只是一个普通的一线医生？这些都有可能，但是需要在事情尘埃落定，社会舆论具有相对稳定的评价之后，再来进行选择。
其次，需要有明确的“首例感染者”，他是故事的激发者。
在《流感》中，这个人物是偷渡者孟瑟，他是所有偷渡客中的幸存者，也是扩大感染的传播者，最终还是病毒抗体的携带者，这种设定当然是为了戏剧化的故事要求。
在《传染病》中，“首例感染者”是出差到香港的Beth，她将病毒带给了同在赌场的日本赌客、吧台同坐的模特以及给她收杯子的服务员，然后又把病毒带回家传染给了孩子，Beth在完成了传染源的任务之后很快就死了。之后这条线索的故事围绕Beth的老公Mitch及他的女儿展开。
中国故事，已然可以从网络素材中创作一个足够戏剧化的激发者——“一个炫耀吃蝙蝠或穿山甲的美女网红”。疫情发生之后，她会因为“始作俑者”的身份承担“国家罪人”的压力，然而她可能只是一个智商并不够高却虚荣心过盛的女孩，跟千千万万梦想一夜成名的孩子一样。疫情的产生当然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但是国人的愤怒和指责都将指向她和她的家庭，因为自己的无知和虚荣，她注定成为一个悲情的角色。
再次，作为一个大型灾难，故事中需要有“官方”。
《传染病》中的官方主要是应对疫情的卫生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有调查者、管理者、研发人员，总的来说，几个人物体现了专业性、责任感以及牺牲精神，并且在他们中间产生了疫情的解决者。
《流感》中的官方则比较有戏剧性，以总理为代表的一派官僚集团与热爱人民、不畏美国强权的总统，两派势力本身就形成了冲突。结局中女主角之所以能救出女儿，获得抗体，也是因为总统“对人民有爱”并以勇气坚持了自己不向人民开枪的决定，“官方”在疫情冲突的解决方案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在中国故事中，当然也必须有官方人物，这是解决疫情的关键力量。目前来看，最保险的官方人物原型是钟南山，他代表了官方的积极行动，并且已经获得了民众的认可，他也可以是故事设计中疫情解决者的一个可选择方向。当然，实际创作时应该要尊重最终疫情的解决方式。
最后，应该有一个“丑角”，这个人物不一定是主角的直接对抗力量，但他是在灾难中无良的代表。
《传染病》中的“丑角”是网络记者Alan，他很早就注意到疫情，灾难发生后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散播 “连翘”的虚假疗效，引起了社会动荡。
《流感》中的“丑角”是管理戒严部队的指挥官全国换，他明确知道政府“处理”感染者的霹雳手段。后来由于自己感染了病毒，他不愿像其他感染者一样等死，于是煽动民众暴动，以求获得政府的真正救助。
显然，中国故事很难在这两种类型的“丑角”中进行简单选择，但如果没有无良人物作为反衬，正面人物的人性光辉就不会更显得耀眼。那么，是否有可能结合实际情况，创造一类“丑角”？不戴口罩撒泼骂街的大爷、染病之后因为绝望故意传染他人的患者、囤积物资发国难财的商人，这些个案似乎都是道德失落的典型，只是这些人物都不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很难在更深入的层面引起观众的反思。
中国故事的主题
好的作品必须有可以表述的明确主题，相同的取材和人物原型，之于不同的作者会产生完全不同的主题。主题是通过情节发展和人物行动来证明的，故事、情节及人物行动必须紧紧围绕主题来展开，主题需要非常明确并贯穿始终。
那么，中国故事《新冠肺炎》的主题应该如何选择？
如果站在弘扬主旋律的市场定位，一个完全政治正确的主题可能是——听党指挥、万众一心就能战胜疫情。
这里有两个点需要仔细探究：
首先，党是一个很大的集体，在故事中需要落实到具体的人物，那么谁能够代表党，恐怕很难把战胜疫情归结为听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指挥。
其次，万众一心是个号召，可以选取几组人物展开故事，但绝不可能面面俱到整齐划一。经受灾难的国人都必然有战胜疫情的动机，但是每个人的行动和思想肯定各有不同，不同人物在面对灾难时的抉择才是对典型人物的最佳表现途径。
因此，这个完全正确的主题实际上很难用来指导创作，过于抽象的主题会让人物和故事难以在这个主题下自然地生长。
那么，主题是否可以反向来推导？
可以肯定的是，故事的结局必然是战胜疫情。动作和结果都有了，需要确认的是前提。取巧的选择是把《流感》的主题直接拿来套用——爱与坚持终会战胜疫情。爱可以有国家之爱、民众之爱、亲人之爱、恋人之爱等，把这几种爱和典型的人物编织到一起，可以组成一个主题明确的中国故事。
当然，由于疫情还在发展，反思还可能更加深刻。如果在创作中发现了更好的主题，可以将故事和人物转向，让主题成为故事和人物最适合的发展方向。
国家不幸诗家幸，这次疫情给了创作者直观的生命体验和独特的创作素材，网络和自媒体的发展让这次灾难的信息更加庞杂和立体。无论从人物开始，或者从主题入手，影视人都有机会为这段历史留下最真情实感的记录。
最后，希望疫情尽快结束，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一部充满人文关怀与反思的《新冠肺炎》大片，以此纪念所有痛苦与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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