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林圃，1909年生于陕西省耀县刘家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很早去世，母亲带着4个幼子苦度日月，破窑烂屋无法遮风蔽雨，全家只好在地主的一间榨油房身。为了全家生计和供刘林圃上学，母亲和大哥除租种地主土地耕作之外，还起早摸黑编草帽、打草鞋、扎灯笼卖钱。刘林圃深知贫寒农家的艰难，上学时带不上干粮，就用瓦罐盛半罐包谷糊糊充饥。买不起笔墨纸砚，就用羊毛绑笔，蘸着黄泥汤在土坯上练字，就这样练出了一笔好书法。
1925年冬，在耀县高级小学上学的刘林圃，由于带领同学反对校方的封建教育被开除。他便随着一个国民二军的同乡到河南，在团部当了一名司书。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在长沙开办了黄埔军校湖南分校，刘林圃闻讯前去报考，入该校学习军事。在军校除了学习军事、政治，他还刻苦自学俄语、英语，达到了简单书写和会话的水平。他在军校期间加入了共青团。
大革命失败后，刘林圃到河北滦县、唐山一带从事士兵运动，1929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冬，他因参加群众示威游行被捕，由北平转押到天津监狱。他在牢狱中被关押将近一年。因敌人抓不住真凭实据，只好将他释放。
由于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刘林圃决定回陕西家乡，找共产党，继续革命。1931年秋，经历一段革命实践的考验，经张仲良和杨再泉介绍，他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溥仪成立伪“满州国”傀儡政权，刘林圃忧心如焚，夜不能寐，他奋笔疾书，写了一本近10万字的书稿《满洲问题与中国》，表现了一个急欲救国拯民、扬眉拔剑的中华男儿的热血情怀。
1932年1月，刘林圃被派到陕甘边的南梁，到谢子长、刘志丹指挥的西北反帝同盟军工作。他初来乍到，觉得部队这个番号有点含糊不清，便向中共陕西省委建议，改名为旗帜鲜明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省委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不久，他被调往省委，担任省委秘书长、军委特派员。
这年春天，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派刘林圃到驻甘肃南部的国民党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发动兵变。指示他兵变成功后，将部队带到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合，以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刘林圃到达一营时，适逢这个营奉令由甘肃两当和陕西凤县向西南边的徽县、成县一带移防。刘林圃来不及休息，立即向该营中共地下党委书记习仲勋以及党员吕剑人、许天杰、李特生、左文辉、李秉云等了解情况，分析形势，并于4月25日夜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筹划商议起义事宜。会上，刘林圃传达了省委决定，分析了全国、陕西的形势和兵变的三个有利条件。他说，一营中党的组织严密，党员多、力量强。军官和士兵之间矛盾尖锐，士兵怨气大，反抗情绪强烈。士兵中本地人多，不愿向南边走。这一切对发动兵变很有利，关键是下定决心，抓住时机。在讨论具体行动方案和时间时，同志们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当即在两当就地起义，另一种意见是移防后到新防地相机行事。刘林圃审时度势，同意第一种意见。他向同志们分析说：“一是部队对这里的民情、社情、地理熟悉，便于举事行动；二是这里距陕北较近，撤向根据地省时、省力；三是如到新防地再暴动，靠近第二团团部，敌人很容易集结兵力反扑。他的话简明扼要，有理有据，大家意见很快得到统一。刘林圃当即做出当夜发动兵变的决定。等到指定各连临时指挥者和安排好具体战斗部署后，已是夜阑时分。刘林圃一声令人，三个连一齐行动，处死了几个平日反动嚣张、为非作歹的军官，起义的200多名官兵无一伤亡，连夜拉出两当县城，进入陕西凤县县境，向东北方向急进。
第二天中午，起义部队在太阳寺进行整编，成立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许天杰任支队长，习仲勋任政委，吕剑人、高祥生、左文辉分别任第一、二、三连连长。刘林圃向全体官兵讲话，讲了红军的性质和使命，宣讲部队纪律，并宣布了支队、连、排干部名单。
北进途中，在香泉、赤沙、高崖等地，起义部队与拦截的敌军、民团多次发生战斗。刘林圃身先士卒，带领战士冲锋，打通前进道路。途经香泉时，反动民团占据山头，用火力封锁山沟下唯一一条通道，打了半天打不下来。刘林圃观察地形后，派两个班绕道敌背后，占据相邻高地，压制敌人，很快将敌人打跑。刘林圃向支队干部、战士们说：“这次我们是‘借路回家’。能不打的仗就不打，遇着拦路狗过不去的话，只能横下一条心将它打跑。争取少打仗、少伤亡、少消耗，早日回到根据地，以图更大发展!”
第五支队行至千阳县高崖镇之前，侦察到镇上驻有民团。刘林圃向支队领导建议，避免白天强攻，宜于夜晚奇袭。当晚，第五支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袭敌民团团部，将大部敌人歼灭，带着缴获的枪支弹药顺利上路。
起义部队继续向东北方向挺进，急于与陕北游击队会合。国民党当局看出了意图，调集陕甘边境的重兵围追堵截。双方在永寿县岳御寺发生激战。起义军人少势单，加之长途转战疲惫不堪，战斗失利，除伤亡甚众外，其余全被打散。刘林圃突出包围后，经乾县、礼泉回到省委，详细汇报了两当起义经过，并总结了经验和教训。他仍在省委军委工作，继续筹措新的兵变行动。
1932年9月中旬，刘林圃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起名东元。由于生活艰辛，营养不良，妻子奶水很少，婴儿呱呱待哺。9月23日，刘林圃借了点钱，想上街买些猪蹄等给妻子吃了催奶。行至北大街民众教育馆门前的报栏时，他不由得伫足看了几眼报纸。不巧正在此时，他被西安绥靖公署特务团的一个班长马腾云发现，被马死死揪住。刘林圃瞪眼怒斥：“青天白日之下，你想抢人还是干什么?!”
马腾云恶狠狠地说：“干什么?我抓共党头子，请功领赏呀!”
刘林圃一面竭力挣脱一面用纯熟的山东话争辩：“什么共党不共党?我不懂!我是刚从山东济南来这里投亲的。你这位老总认错人了!”马腾云死死扭着刘林圃的胳膊，狞笑着说：“我认错别人认错不了你!你不认识我吧?我就是被你们哄着参加两当暴动的!你一路给我们训过多少回话，我还把你认不下?!”说着，硬拖着刘林圃往敌军团部去。
此时，聚拢了一圈看热闹的路人。有的说：“你把人看清白，不要弄错了。”有人劝：“文绉绉一个外地人，不敢给人家胡扣‘红帽子’，快把手松了。”马腾云恶骂：“谁胡说我连谁一块抓!”于是便有人和稀泥：“跟他去，不是就放了嘛!”刘林圃冷静地一笑，分辩道：“蛇咬一口毒三分，现今就是一个说不清的世道!我一个外地人，进他那地方更说不清了。”刘林圃知道遇到了叛徒，脑子里飞快想着脱身的办法，渴望着有党内的同志出现。
这里离敌军特务团团部不远。又过来两个国民党士兵，希望破灭了。
在敌军军法处，任凭叛徒马腾云当面指证、赌咒发誓，刘林圃面不改色、矢口否认。他一口咬定自己叫张庆云，山东济南人，中学毕业后，刚从山东来西安投亲谋职的。由于马腾云在两当兵变时只是个士兵，并不知兵变内幕及详情，甚至连刘林圃的姓名也叫不出来，所以审判官也弄得似是而非、将信将疑。无论敌人假意规劝还是严刑逼供，刘林圃始终如一，决不改口。敌人黔驴技穷，按照“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指令，在逮捕刘林圃第三天即执行枪决。敌人屠杀之仓促，使中共陕西地下党组织的紧急营救方案都未来得及实施。
刘林圃牺牲后，他的战友习仲勋、张仲良、吕剑人等十分沉痛，著文赋诗寄托哀思。陕北革命领袖刘志丹挥毫敬挽：“英雄志向实伟大，勇气流血最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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