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社会发展的活跃者

士在西周是贵族中最低的一个品级,是靠田地税收生活的非体力劳动者,从事下层官吏与侍卫、出征等事务。自春秋战国以降,士的结构与功能不断发生着变化。根据古代中国的实际,将“士”定义为兼负“社会良心”与“知识载体"的双重职责的古代知识分子。

“名士”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它最早是指“名望高而不仕的人”魏晋名士指生活于三国,两晋时期的名士。此间名士迭出,形成一个非常活跃、影响极大的阶层,虽人格内涵与外在表现仍在流动变化之中,但具有一些比较一致的特征,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里显得相当突出,且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风度"或“魏晋风流",至今人们对此并不感到陌生

名士,社会发展的活跃者

魏晋名士


名士,先秦(最晚西周)就有此名目,即有此类人物,但名士成为明显的阶层,并活跃于社会当在东汉后期,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是时代发展的所需。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以及表现状态总是与那个时代密切相关的。士人们在经过汉末的党锢之祸后,并未销声匿迹,而是仍然在社会上相当活跃,尤其是两晋,成为最高统治者不敢小视的力量,在东晋甚至左右时论,掌控朝政

名士,社会发展的活跃者


这种状况的出现,首先是为时代的政治格局所决定的。建安至晋末,社会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统一格局的崩坏,使得士人不必束缚于一主,而一主也无力控制所有的士人为其服务,君与士的关系不再是必然的、唯一的主从关系。一代枭雄曹操的《短歌行》云:“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对人才的渴望、劝谕,对士人择主自由的无奈全在其中。两晋期间名士的出仕与否并非决定于皇室的命令,而是主要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皇室有时反过来不得不迁就名士,如阮孚身为朝廷重臣,随意把皇帝赏赐的金貂去换酒喝,不去衙门而在家里处理公务,大臣中有人以非礼上奏,皇帝却说:“就用之,诚不快,不尔便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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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


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在中央无统一政局的形势下,皇室衰微,中央集权的绝对权威早已丧失。此间皇室已无左右时势的能力,自然也就没有了控制士人的实力。谢安多次拒绝朝廷诏命,在一些大臣的鼓噪下,朝廷下达了“永不叙用”的禁锢令,但不久谢安就去桓温府中任职,社会上还兴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欢送活动。

与皇室衰微相关的即是士族势力的强盛。经过两汉特别是东汉的培育滋长,士族已成根深叶茂的大树,加上士族间盘根错节的关系,皇室已难撼动。曹丕即位后,更是采取削弱本根、扶持(妥协)士族的政策,世家大族的势力更是大过皇室。至东晋几乎是几家大族轮流执政,与皇室共享天下。正是这样的政治形势,使得士族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名士)成为社会上最显赫的势力。

其次,品士的风尚盛行。“名士”是在被人品评并得到公认后方能成立的。魏晋紧承汉末,品评士人之风更炽,几乎达到了士无名不立的程度,而盛行的时间之长,几与三国、两晋时代相始终。与汉末相比,魏晋品士之风吹遍社会各个层次,皇室也积极参与。“建安七子”就是曹丕赋予之称,晋帝也经常询问一些士人在土林中的影响。简文帝司马昱自己就是一个士林公认的名士。

无论是被时风所染还是内质所趋,魏晋皇室积极参与名士的品评,甚至自身名士化,显示了品士风尚影响之深广,当时整个社会都尊重名士,形成了唯名是尚的风气,这决不是名士们自己追名逐誉所能达到的。名士,要在大众场合有出色的才情、脱俗的风度等非凡的表现方能名列名士之林。例如,潘岳出外周游受到妇女青睐,“连手共萦之" ;过江名士卫珍人城“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 ,以至时人有“看杀卫玢"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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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


社会的大环境是如此,家族的风气也在转变。汉代以经学世家为贵,然而至魏晋经学世家虽仍不绝如缕但已风光不再,代之而起的是名士世家。有的经学世家逐渐转向“名士传世”。汝南袁氏是汉代有名的经学世家,至晋如袁宏等则以名士闻世。其他如王氏、谢氏、庾氏、桓氏、郄氏、殷氏等都是名士世家。这些龙门秀士,如汉代经学世家一样,家族的熏陶与培养是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寒族之士难望其项背。而家族本有的上流交游圈也在客观上为其子孙成名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样的大家族对子女的导向在相当程度上反作用于社会,使社会的尚名之风更加炽烈。社会众人的尊重名士,上流社会的频繁交游,使名士的地位日益得到巩固和提高。

名士,社会发展的活跃者

曹丕


再次,价值观念的多元取向。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必然导致士人的个性化发展,从而出现各行其是、各任其性的现象。汉代统治者的利禄之途,最高统治者的身体力行,以及教育的独尊儒学,多方面的共同作用使社会价值观念基本趋同。曹操的用人标准重才轻德,恰与儒家观念相背,沿用几百年的一统观念就此受到挑战。尚才,导引出观念的多元,因为“才”是最具个性化的,重才无疑是鼓励个性化。当然社会的混乱,政权的屡易,最高统治者即使标榜名教,而行为却是践踏名教,都促使恢复到儒学一尊的努力成为泡影,结果只能加速实现多元化发展。此间实行的九品中正制,造成寒士无望高品士族无须努力的先天决定仕途的局面。例如,左思不可谓无才,终无缘高位;谢万并无政治大才,官位却不低。这种局面使广大士人舍弃了在品德修养、从政才能等后天的德才修为,一凭自然。

价值观念基本趋同的崩坏,多元取向的确立,士人个性化的发展,其直接结果是行为准则与模式的多姿多彩,或心持传统而行为怪诞,或身在朝廷神在山林,或以饮酒而避世,或以吃药而求寿,或沉湎于艺术,或痴迷于玄理,整个社会处于争奇斗异的无模式、无准则的状态中。一言以蔽之,以追求自由、自然为终极目标。这种失控的社会,正是充满个性精神的名土纵横驰骋的理想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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