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常對日本這個民族在同胞面前過分的禮貌和在異族面前過分的殘暴感到迷惑不解。但這正是武士文化的特點，嚴謹的修身與瘋狂的發洩雙重人格相融合的產物。嚴謹的修身壓抑著他們的心智，而這種壓抑下的情緒又不能傾倒在同胞身上，只好用來對異族發洩，這或許是對他們行為的最好解釋。當這些武士肩負天皇的命令踏上徹底的“公共場所”——中國時，便帶著忍者修煉出來的壓抑將自己的性飢渴和戰爭慾望發洩到中國的女人和男人身上。看到這兒，您會問，從隋朝起日本不一直是中國的學生嗎，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這個鉅變的動因是1853年的那四艘黑船。
19世紀中葉之前的日本，狀況比中國還要差，美國海軍學院院長馬漢這麼說：“日本人是一個荒謬可笑的民族，缺乏使國家強大所必需的軍人氣質，這是個很弱的民族，幾乎是處在年輕幼稚的時代，往往使人們覺得這個民族的發展與當代強國間有很大差距。”但日本人並不知道他們的差距，直到1853年7月8日江戶海面出現四艘巨大的黑船時他們才發現差距。這些黑船是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裡的艦隊。佩裡登陸後下令開槍，日本所有戰馬都驚了，它們從沒聽過槍聲。日本人劃小船準備上演日本版赤壁之戰，火燒美艦。佩裡下令開炮，但打不著日本船，因為它們太小了，不過炮彈掀起的浪把日本船弄沉了。
那麼日本人面對美軍有什麼表現呢？佩裡的日記裡記載了這樣一件事：一天夜裡，兩個日本人偷偷爬上美國的船，他們想隨船去美國，看看美國為什麼這麼強大。在當時的日本，擅自出國是要被處死的。儘管那兩人最終被送下船，但日本人的求知慾已可見一斑。平民對黑船的到來表現出好奇，而幕府當局對此則感到恐慌。1854年3月，日本被迫簽訂《日美親善條約》。
值得一提的是，在佩裡當年登陸的地方，日本建起了佩裡公園，一座紀念碑巍然屹立，上有伊藤博文的親筆手書：“北美合眾國水師提督佩裡上陸紀念碑”。每到佩裡登陸的日子，日本都舉行紀念活動。在活動中入侵者美國人被塑造成英雄，而日本人自己卻被處理成滑稽可笑的角色，他們身穿黑衣，蹦蹦跳跳，驚慌失措。在中國人看來佩裡對日本進行軍事威脅，是強迫日本開國，是殖民主義。但日本人不這麼看，他們認為日本後來之所以強大就是因為佩裡軍艦的到來。福澤諭吉更是說：“這次美國人跨海而來，彷彿在我國人民的心頭燃起一把烈火，這把烈火一經燃燒便永不熄滅。”的確，這把火燒起了日本走向大國崛起之路的慾望，改變了日本的歷史走向。
日本從海軍開始走上新路，他們建造了第一所海軍造船廠，也派留學生去西方學習。福澤諭吉就是留學生之一。他們來到美國，不住豪華旅店，桑拿按摩更是想都沒想過，他們躲在下等艙啃飯糰，天天和外國人探討技術與學術思想。總之，日本人把公款用到了刀刃上，他們回來後都面黃肌瘦，但卻帶回豐富的精神食糧。《暖昧的日本人》裡說：“這個島國民族的血液裡流淌著一種天狗吃月亮的瘋狂，其思想精神具有無邊的威力，可以創造人間奇蹟。”
在美國，福澤諭吉看到日本大款用來做錢包的絨氈在美國隨處被用做地毯，踩來踩去。後來他又前往歐洲，由於他聽說歐洲吃住不便(也不知他聽誰說的)，便隨船帶了幾百箱大米和幾十個燈籠。可到了巴黎一看，這些東西白準備了。他們住的旅館是五層樓，燈光下夜晚如同白晝，飯店擺滿了山珍海味。巨大的反差對福澤諭吉產生了極大刺激。回國後，他說：“為今日計，我國不應猶豫等待鄰國之開明而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與西方文明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之法，亦不能因其為鄰國而給予特別關照，唯有按西洋人對待彼等之法處理之。”這就是“脫亞入歐”的來歷，“脫亞入歐”從此被日本政府奉為圭臬。日本由此準備對鄰國舉起屠刀。
1868年日本實行明治維新。政治上，廢除封建領主制，實行縣制，取消武士特權，允許不同階層人民之間通婚，實現形式上的平等。經濟上，承認土地私有，廢除禁止土地買賣的法令，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積極修建鐵路，興辦郵局、電報、電話、工廠，扶植私人企業，發展對外貿易。文化上，用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改造日本封建文化，大力發展近代教育，培養人才。由此日本迅速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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