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的“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似乎把人们的思维凝固起来，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模式，人云亦云，却不知误了多少水墨的英雄豪杰，笔阵中的壮夫骄子，有的人还以为宋人尚意自五代杨疯子始，诸位就是按清之古人一个谬论而理解中国的书法历史现象，自清之后，代代如此，书法之道路辨别不明，岐路丛生，很少有敢于破此魔障者，包括台湾的学者。何以有此言呢，我们还是从三大行书说起，世人公认的三大行书《兰亭》、《祭侄文》、《黄州寒食》三帖，为三个时代的行书经典，你能用一个字来说一个帖的本质吗？能以韵说《兰亭》，以法说《祭侄文》，以意说《黄州寒食》诸帖吗，绝对不能。此三帖光彩照人正是因为法、意、韵三者齐备，而非缺少某种因素。法是无规矩不成方圆，理解容易，意是意态，意趣，意味，其中的消息含蕴，情感的奇妙东西的展露等，它与文学性与哲理性还有禅意性相关，个人的天赋均包含在其中，韵则更奇妙，因法之齐备而参以意蕴，因二者的因素而使书迹散发一个天然难以言说的气质，韵味。他们三个人都不是书法家，亦不是书法协会的主席，也不是名誉主席，那个时代，未有言“书法”只有言书，字，墨，很少有两字联说的，而且他们的身份是将军，官员，或者士人，这是他们真实的身份，所以他们的墨迹，其实是个人的事，与官府无关，一任性情的展示（与官府相关的是正正经经写给皇帝的奏折与官府文书之类，不包括所提三帖的那种风范的作品，今天因为有电脑，根本用不着用笔来书写官府文书了）。
晋人并不少于法度，纵使在书风（由篆而隶，由隶而楷）流变中，法度从来就是必备之能，王羲之小楷比如《黄庭经》，《乐毅论》完成楷书的演变，除去钟太傅的楷法隶味，小王献之之小楷《玉板十三行》更是炉火纯青，法不具备吗，为何不说晋人尚法呢。我个人觉得所谓的宋人尚意的“意”就是文学性，而晋之大王的《兰亭》一文，其实亦是不朽的美文，而且充满哲理的沉理，人生的感叹。也就是说宋人的意，在晋代风流中就存在了。那么较晋人晚一点的唐人就只是尚法吗？我这里先放过颜尚书而说李白，说杜牧，可以说甚至先放过了放纵的张旭、怀素等人，这些充满浪漫激情的草书大家，意与韵充满的癫子。
李白杜牧两人的书法事迹《宣和书谱》有记载，但同样略过不说，只说他们存世的书迹《上阳台帖》、《张好好诗帖》，李白是想兼济天下的人，杜牧是地方官，在唐诗文取士的时代，除了诗文外，字写得好亦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也就是字至少得法度具备，为此我把曾经写过的两篇对于《上阳台帖》、《张好好帖》粘贴如下，以便理解我要破的“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之魔障：
其一《李白书法（上阳台帖）的云烟气象》
在书法史上，鲜有李白的地位，原因是其书名为诗名所掩还是真迹流传太少，应该是两者皆有之，目前所知李白的真迹，仅《上阳台帖》孤篇。而且有点云烟漫灭，字迹不甚清晰，这个效果，也许是更能符合李白那种仙人逸态的风神气度，本来李白如同太白星下凡一般，又好饮酒，作派不俗，一生的传奇逸韵使他的诗文书法均会蒙上一种神奇飘渺的色彩，加上时代的雨洗风磨，字迹的漫灭如同字如物象，有的隐在云中，又的现在目前，成为大自然与唐代诗人天合之作。有的人是天然的书法家，如同有的人是天然的歌唱家，比如刘邦，他的《大风歌》就是天然的王者之歌，发自本来的充满底蕴的声音，而他平时看来又象文化不高的草莽或者痞子，就是这样不看好的人，能发出不凡的歌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归兮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如果说刘邦的歌没有技法，不专业，那世上真不知什么才算好的歌词了。
唐朝那些诗人的墨迹留下的太少，米芾说过画九百年黯然失神，书法亦然。那幅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二千年如昨日一般的新鲜，那是时代被封存，如洞中方七日，人世已千年那般的感觉。李白的墨迹不仅仅是书法本身的技法问题，而是书外的功夫高过其他的书家，故他自负地说：欧、虞、诸、陆真奴书耳，自以流出于胸中，非若他人极习可到。李白是一位有兼济天下之志带剑侠客，是一位常年行走四方，长啸短吟在风月之下，豪气满怀的才子，有不凡的含蕴盘恒如胸中，发而为诗则不凡，发而为书同样是不俗的，故想到林散之常书的那句：“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此正是李白的写照，其字不在“极习”上较短长，只在气度胸襟上比高下。而他的四言诗句：“山高水长，物象万千。非有老笔，清壮可穷。”如同其为艺的理论一般，书法是抽象的展示，不仅仅是自己写诗时同时是练习写书法，（古人没有电脑，也不用硬笔）毛笔加稿纸随写随入诗袋，李白作诗之多，如同中医师写药方那般的练习，全在无意之中，技法的练习承天然的作派，此便是李白的老到之笔，故其书法无意如佳乃佳。
《上阳台帖》尽管是孤品，足矣，一斑知全豹，那里面有陶景弘的白云情怀，有谢安的东山逸兴，有明月相邀，梦有天姥的追忆，在其线条的运行里，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明快流畅，有桃花潭水深千尺的顾盼徘徊。一生磨难的诗人，浪迹天涯久了，笔也老了，心境也老了，所见也丰富了，自然“清壮可穷”，其书法的境界联想，同样是“山高水长，物象万千。”视觉的联想丰富而不可穷尽。书法与书道，一字之差，意义是有区别的，前者重技，后者重道。然而道不可言说，会心在自己的灵感与悟性，一个人在人世间行走久了，阅历深了，一切就水到渠成。
其二《杜牧（张好好诗帖）--风流浪漫的性情展示》
唐代诗人书法，传下来的凤毛麟角，李白有幸留下《上阳台帖》，贺知章留有章草《孝经》，杜甫则未见迹传，但晚唐的小杜：杜牧却留下《张好好诗帖》，以墨迹展示唐之风流遗韵。杜牧是唐朝的官员，却性情浪漫风流，有一回一地方上贤达设宴，故意不请为官的杜牧，杜牧却不请自来，十分的逗人。作为诗人，十分的好色并没有什么不光彩的，是真性情的袒露，当然，他对于所爱的人是十分的真挚，没有半点假，只是有时难尽如人意罢了。诗中的艳情让人快乐，不能相聚的结局让人伤感，此一切都通过抽象的线形展露出来。书此帖时，情感的真挚总是溢流全章，丰富饱满，笔底波澜中含醉意。作为诗人，书法是余事，故诗人书法往往无意如佳，却反而习气全无，中含稚气而法度并不失却，姿态横生，奇诡生动。下笔时元气充沛，真宰上诉，此与诗人的气度学养分不开，一个兼济天下的才子，虽处晚唐，无力回春大唐的弱势，但总还是不断地歌咏历史的陈迹，历史的过往，长叹以平忧心，当然，杜牧热爱生活，爱恋美妙女子，是男人本色，但杜牧是清雅斯文的官员，不虚假做作，也是诗文书法成功的原因。
此两篇短文以流传墨迹说唐诗人的书法，这里面就说到了书法的文学性，它的“意”，以及它（墨迹）所散发的韵致。他们写这些与官府文书与奏折不同的个人色彩的书迹时，心灵的自由与抒展，精神的解放与飞扬，全在这些合于法度的字象阵里。时代的变幻，英雄的才华无法展示，那么古人在诗文笔阵中图慰藉是十分自然的事，而且能够获得心灵自由解放，放松安逸的就是行、草书，所以能够展示法之“外”的“意”与“韵”亦是此两类书，由于更多的书迹出土与海外的书迹影印出版，我们的视野更加的全面，从隋朝的书迹《隋人书妙法莲经》（现藏于上海朵云轩）帖中我们可以领略隋朝的楷法已经到了极致，无可复加，唐朝那些官员的楷法，还是有点意趣的少少许的参入，不若隋时一些无名的抄经者的笔迹法则森严。当然对于书法，法则是不可少的，但纵是欧阳询者，他的行书同样不少于“意”可“韵”，象他的《张翰帖》，不也就表现了这个公认的楷法大师，个性自由放纵的一面吗。李邕的行书同样是尚意与韵，而且把这种风尚推到一个高度，并且运用碑石来展示自己的风采，李邕不仅书法光彩夺目，他的文章亦是一流，在《麓山寺碑》中的开篇云“夫天之道也,东仁而首,西义而成,故清泰所居,指于成事者已。地之德也,川浮而动,岳镇而安,故耆阇所临,取于安定者已。”气势何其恢弘，文与迹合一时的感觉，较之书家抄写他人文字的感觉要融合得多，天人合发而无间得多，所以杰出的书迹多在其文学性，也就是它的“意”，由“意”散发的气韵之生动。所以右军（羲之）为龙，北海（李邕）为象，两者为行书之高峰，法、意、韵三者均具备。
也就是说唐不仅尚法，亦尚意与韵，如果说张旭与钱僧怀素在意态与韵味上特别地纵横有致，但他俩法度同样森然隐含，张旭的《郎官帖》展示了他楷法严谨的一面。所有杰出的草迹，用真法为之，正如孙过庭说的：“图真不悟，习草将迷。”所有杰出草法大家首先是楷法了悟者。而所有的草法大家，展示的迹法而外意与韵齐备。这样我们再说颜真卿不仅是楷法的变法者，庄重的颜体可与大王名气相高，他的情感展示的行草书，与晋之诸子，无有区别，一样的任运自如。或者他在庙堂是一个样子，在家与山林则是另一个样子，不少于晋代风流，并不象李白说的那样全成古丘，仍然连绵在中国的士人血脉中，连绵到今天，自然不少于宋代的诸子。
那么宋人不尚法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宋人尚法，无规矩何以成方圆，历代的中国人，代代都有聪明者，自然不少于宋人，苏轼的楷法，集二王与颜清臣两者，米芾的楷法，在写给太皇太后的文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黄山谷的小楷更不用说，三蔡的楷法功底，同样是下不得地，宋人尚法，毫不含糊。
但是历代的书法，不仅只有三个元素，不仅是法、意、韵，恐怕还有更多的元素：逸、妙、神、淡、散、虚、空等无尽的意味，很难以法、意、韵三者限定。不同时代的人在不同的时段的变幻同样难以有一个清晰的现象呈现，历史就是处在烟云中，不仅人生的历史，艺术的历史亦是如此，我们不可以过分的明晰解说历史的迹象，自然包括墨迹，只能大致的把握它，获得基本的印象，而不是片面部分的印象。
附文章《天下三大行书的成因》
天下三大行书：《兰亭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帖》成了行书排行前三的定论，想想书法行书名迹传世甚多，何以以此三者为大，说到深入的一句话就是心画天人合一的最好境界，这个境界不是欢乐占多数，而是苦多乐少，写者泻也，无任是轻快中陷入思索，还是战乱中亲人的天人分隔，抑或是人生失意的境遇，那种真挚的情感都会心手在纸面得到完全的契合。三者所有的纸面上都有涂迹或者点去，非正式的文稿，没有正襟危坐的拘束，一任自然的情感渲泻，象兰亭从雅集的短暂欢乐后陷入人生哲理的沉思，从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到死生亦大岂不痛哉，内心流畅的思路随笔尖起舞，行云流水的过程中有小小的阻滞，形成圈去的污迹如太阳黑子而不掩其整体上的光芒万丈。祭侄文稿由于沉痛的情感充塞而泻于纸面，难堪的思路使其涂迹甚于其它二帖，不时地圈去，到底的意难平，被真实地记录在纸面，艺术的美是一个整体，不仅仅是一个纸面空间的整体的合一，还有情感与笔尖的契合，自然真挚，是远于名利场而一任真情渲泻的凝固，满纸云烟是什么，一个个千年前古丈夫心理情感的真实记录。这些古丈夫总是以兼济天下的胸襟，沉湎于书写的技，也不知写破多少笔，染坏多少清池，终于是有一次与神契合的机会，而且是相当完全的与神灵契合的机会，这个时候的古丈夫，书写名迹时，已经忘记自己的存在，是神的附体，创下天上方有人间难得几回见的迹象（书法作品当是墨象）并传达给人世间。苏轼的艺术理念向来是无意于佳，行文与行笔尚行云流水者，看看那倒苦水的黄州寒食帖，时大时小的字迹表明其心绪起伏失衡，仕途的险恶摧折他的内心，而这时又是清明寒食的伤心日子，更增一种失落与愁绪。情感的深陷限制了书迹者对技的过分执着，更多的进入：“道”的层面。所谓“文以载道”是也，而书迹又是载着文（墨象、形迹、线条），无为方可有为，无意方可有意。也许书法的最高的最精深的理论，只能从蝇头老子五千言中去寻找，也许只有反复的读它才能找到。从技到道，崇尚自然，如高明的奏刀者那般，才会进到一个无上的境界。
閱讀更多 雷家林書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