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上海暴發了一場甲肝流行疫情。
與今天我們面對新冠疫情一樣，當時，面對突如其來的甲肝疫情，醫學並沒有特效藥……
面對疫情，信心就是最好的特效藥。
當時的上海市政府打響了“一場防治甲肝的人民戰爭”，幫助患者樹立戰勝疫情的信心。
本文作者當時任上海市政府主管衛生工作的副市長，經歷了整個甲肝疫情的全過程。
掌門人從《上海文史資料》中，選摘了她的親歷記的一部分，希望讀者們能夠從中獲得戰勝新冠肺炎疫情的信心。
一方“安慰劑”
病人無疑是要吃藥的，很多人認為板藍根可以治甲肝，因此都普遍給病人服用板藍根。各地生產的板藍根一下子都運到了上海。
即便如此，還是供不應求。後來我建議，把菌陳、甘草、大黃等中草藥放在一口大鍋裡煮，到吃藥的時候每人能分上一碗。說實話，每人喝的這碗藥裡究竟有多少藥的劑量，我們並不去計算它。甲肝沒有特效藥，重要的是讓病人臥床休息，每天早中晚各吃幾片維生素B、維生素C，每兩週查一次血。但不給病人吃藥不行，病人不理解沒有持效藥，所以，給他一碗清熱去溼的湯藥，告訴他這是治療甲肝的藥，他就安心了，這是一方“安慰劑”。
甲肝是一種能自愈的疾病，絕大部分病人被隔離20來天，就可出院在家休養了。
甲肝流行後不久，出現了死亡病例。一時間，社會上流傳著關於死亡數字的多個版本，造成了部分人群的恐慌心理。這場甲肝暴發，共有31例病人死亡。我們對這些死亡病例作了調研分析，發現這31例死亡患者都有一些慢性病，如老年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有的原來就患有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等等。從總體上看，全年31萬甲肝病人中，僅31人死亡，這個死亡率還是很低的。
這場甲肝暴發，來得快，去得也算快。到1988年3月上旬，疫情基本上得到了控制。
小平關懷
那時人們怕傳染甲肝氣氛特別緊張，如果聽說某戶人家出了甲肝病人，同一幢樓裡的居民上下樓都不敢摸扶樓梯欄杆，有病人的這家會很快被周圍人“孤立”起來。所以病人一旦得病，就要為家人、為樓裡的鄰居考慮，千方百計地想住進醫院。由於床位供不應求，甚至發生了不少病人和家屬跑到病房搶佔床位的情況，引起了爭執和吵鬧，醫院便不得不請來警察幫助維持秩序。
對甲肝的恐慌心理很快從上海蔓延到了兄弟省市。那段時間，外地人不願來上海，上海人在外地受到“歧視”。
一時間，兄弟省市對上海人都比較忌諱，把上海人視為肝炎的傳染源。上海生產的食品被封存；上海運出的蔬菜被扣留；民航飛機上一些標有“上海生產”的食品，都會被乘客當作垃圾扔掉。上海人在外地住旅館，迎接他們的往往是“客滿”；上海人出差在外，上館子吃飯，服務員連連謝絕；上海人到北京開會，會場更給他們單獨劃定區域。工作人員看見上海人，就好像看見甲肝病毒似的。外出的遭遇令上海人很不高興，於是就把“不高興”的賬算在了衛生部門頭上。
就在上海被扣上“瘟疫”帽子的情況下，鄧小平同志決定要來上海過春節。上海市委的領導很是擔心，怕他來上海可能會染上肝炎。我做過醫生，根據我的醫學知識，我認為，其實並不需要擔心，預防人與人傳染甲肝的衛生措施就是“飯前便後勤洗手”這麼簡單。
市委研究了這個問題，認為如果小平同志在這一非常情況下還來上海過節，我們要十分重視他的健康。其中提到的一點就是，以前每次文藝演出結束之後，小平同志都要上臺和演員們握手，這次就請小平同志不要上臺和演員們接觸，演員們也不要到臺下回小平同志問好。
就這樣，小平同志來上海過春節，這對上海的幹部和群眾起到了安撫的作用，對全國人民而言也是個很好的示範。
1990年4月14日，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朱鎔基，副市長謝麗娟（左二）與幹部職工一起參加上海“愛國衛生月”活動。
本文作者謝麗娟，曾任上海市政府副市長，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九三學社上海市委員會主委，全國婦聯副主席。
（原文刊於《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154輯，本號轉載時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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