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型冠狀肺炎黑天鵝下，不少媒體為了給國內經濟打氣，紛紛指出一些行業將在疫情期間逆勢爆發，其中提及最多的就有互聯網醫療。
市場反應似乎也印證了這一觀點：好大夫線上問診平臺單日服務量超過12萬人，平安好醫生在疫情期間APP新用戶註冊量增長10倍……
微醫、丁香園、阿里健康、春雨醫生…BAT旗下的互聯網醫療平臺紛紛接入各大門戶網站，建立疫情防控、問診專區，各種疾病科普琳琅滿目，好不熱鬧。
而此時此刻，國家監管機構也加了一把火：衛健委在2月3日和8日兩次發文指出鼓勵利用互聯網醫療平臺，來解決線下問診帶來的醫療資源不足、交叉傳染等問題。自此，不少醫院都暫停醫院門診工作，開始佈局線上門診。
2003年“非典”為淘寶電商模式培養了一波用戶習慣，這一次，不少券商也指出疫情或成為互聯網醫療習慣養成的催化劑。
那麼，2020年真的會成為互聯網醫療的拐點之年嗎？
醫療行業有五大利益相關方：醫院、醫生、藥品、患者、保險，互聯網醫療現有的“遠程診療+藥品線上交易”的模式，距離解決上述五者之間的利益矛盾，還有一段距離。
Part.1
作為三大民生領域之一，醫療早在20世紀末有民用網線的時候就和互聯網有曖昧關係了。1998年國內首家網上藥店“上海第一醫藥”開業不到一年，就因政策禁止被迫關閉，似乎奠定了其自始至終要受監管制約的現象。
此後，線上問診和醫藥電商經歷一段探索和蟄伏期，直到2014年前後天貓京東等電商行業全面進入大眾視野，互聯網醫療才開始慢慢有了崛起的跡象。
從2015年起，為了緩解國內醫療資源緊張等問題，國務院相繼出臺推動“互聯網+醫療衛生”的意見，從國家層面鼓勵互聯網醫療的發展。全國範圍內首家互聯網醫院在烏鎮落地，電子處方、線上病歷共享等涉及醫療核心的概念也隨之誕生。
烏鎮是國內互聯網產業發展先驅，自然有著示範作用，但互聯網醫療真正迎來自己的爆發期卻是因為另外一座西部城市：銀川。
寧夏作為全國醫療機構最少的省級機構，整個省三甲醫院只有三家，是“缺醫少藥”最典型的地區，地緣的劣勢反倒讓銀川成為政策的先行示範地。
2016年，國家發改委和衛計委在銀川先後出臺了若干份互聯網醫院相關管理意見，簡化了互聯網醫院申辦流程，將線上就診和國家醫保掛鉤，並確立了互聯網醫院執業醫師的准入和評級制度。
這三點幾乎打消了想要涉足互聯網醫療從業者所有的疑慮，一時間銀川成為互聯網醫療企業的天堂，短短一年之內就有17家互聯網醫院入駐銀川，佔據全國互聯網醫院的68%，一下子解決了廣大“互聯網平臺沒辦法開處方”的問題。
醫院、醫生都有保障的情況下，互聯網便開始吃到處方藥這塊醫療體系裡最大的蛋糕，一時間全國各地互聯網醫療創業聲此起彼伏，風光無兩。
但緊接著就是一盆冷水澆了過來。
2017年，代表著公立醫院利益的衛計委，就服務質量和用藥安全問題牽頭制定《互聯網診療管理辦法》等文件，強調遠程醫療只能在醫療機構之間開展、線上的平臺需要線下醫療機構做支撐。
直到2018年，國務院又一次通過“互聯網+醫療健康發展意見”；2019年指導意見又一次地堅持“深化‘放管服’，鼓勵創新”，沉寂一段時間的互聯網醫療再一次被拉入公眾視野，但這一次，這個行業已經沒人再提“互聯網顛覆醫療”的宏偉願景。
縱觀這幾年互聯網醫療的發展史，政策的反反覆覆的本質原因，是在沒有合適業務模式下，線下三甲醫院和線上醫療平臺就“用藥安全”為爭論點的利益博弈。
Part.2
在2015年年底，互聯網醫療平臺春雨醫生創始人張銳在一場論壇上介紹線上問診項目時，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院長王杉直接否定到：“IT人還想代替醫生給病人看病，這是不可能的。”
王杉的話不無道理，在現有技術的限制下，網絡只是個交流平臺，大部分疾病的診療沒辦法通過文字、圖片和視頻等形式解決的。這使得互聯網醫療不得不借助和線下醫療合作來推動業務，這樣一來醫生成了最大問題，三甲醫院醫生根本不來，普通醫生沒辦法給平臺帶來價值。
如果互聯網醫療平臺依託重資產自己開展診所，購買設備，倒是能通過激勵解決醫生來源問題，但這又回到了醫療資源公立化與市場化之爭的問題：民營醫療在大型公立醫院對學術和人才資源壟斷下，毫無競爭優勢可言。
公立化和市場化爭論了幾十年都沒爭論出一個結果來，互聯網醫療要想讓整個國家的衛生體系向補需方傾斜，顯然還沒有足夠的籌碼。短期看，互聯網醫療唯一和醫院的共鳴點在於醫院信息系統的建設，但這個市場和13億人的醫療相比，只是個零頭。
其次，醫生沒有足夠的理由到互聯網平臺上進行接診。
醫生的收入主要來自線下，對病情的診斷依賴儀器檢查（在嚴控藥佔比下，這是一項營收點），治療的方案也主要依賴藥品和手術，而對於產品之外的服務如複診和疾病管理的興趣越來越小，因為無法從這些服務中獲取相同的收益。
資本都追逐零邊際成本的業務模式，卻讓醫生們靠提高問診數量來盈利，而在中國恰好問診的價格又很低，因此互聯網醫療最大的意義在於給線下實體醫院業務起到引流作用，成為中小型醫院擴大市場的工具。
並且，醫生的精力是有限的，即使是此次疫情期間，在廣大醫院大力提倡線上問診的情況下，很多醫生要支撐線上業務的話，須得停掉被擠爆了的門診接待。
著名“棄醫從文er”馮唐每年在《送給中國醫療的十句話》中總會加上一條：有質量、有服務的醫療在中國依然稀缺。哪一天國內頂級醫生都能從紛繁工作中抽出時間在互聯網平臺上接診，那就說明中國的互聯網醫療模式真的成功了。
再者，在全民醫保下，患者對醫療服務的支付意願其實並不高。
2016年元旦，春雨醫生開始收取線上問診會員費，短短一個月後，平臺上問題量從30000降到了3000。
此前，春雨醫生的用戶滿意度是99.4%，在400個訪談樣本中，92%的用戶願意付費。他甚至抽了一個有年齡樣本和收入樣本的通訊錄，打了10個電話，全部用戶告訴他願意付錢。
這次，他又打了10個電話。換了一個問題，“願不願意我的平臺免費？”10個人都說，“我願意免費”。創始人張銳因此得出一個教訓：“不要高估用戶的付費意願”。
線上問診是一個低頻、淺層次的問診需求，不能支撐起用戶的付費意願。平安好醫生為例，3年間，其用戶數從2015年的3030萬漲到了1.93億。但是，客戶付費轉化率卻僅從0.9%提高到2.7%。
早期燒錢造流量，換來的仍是低轉化率。三年裡，平安好醫生虧損近20億。大筆的支出用於廣告和推廣費用總計11.99億元，平均每名客戶需要花掉6.22元營銷成本。
最後，對於醫藥企業，雖然各大電商平臺的OTC業務都做得風生水起，藥企也很樂意參與佈局，但佔據醫藥市場85%的處方藥業務才是他們的重點投入對象，只要處方箋由醫生撰寫這一點不改變，藥企銷售和市場部門就永遠會圍著醫生轉。
並且，國內不允許處方藥廣告，合規問題杜絕了藥企成為互聯網平臺買單方的可能。
至於醫保，它本身只是一個支付方。雖然在去年醫保談判中彰顯了自己對醫療和醫藥的“統籌效應”，但線下的三醫聯動本身是十幾年醫改之路探索來的結果，在線上還沒有清晰的產業模式時，要想讓它來牽頭互聯網醫療的發展，更是難上加難。
Part.3
2019年1至10月，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總診療人次達70.2億人次。微醫、好大夫、春雨等幾個互聯網第三方大平臺的問診量，只佔全國問診量的6%。
截至2019年10月底，互聯網醫院數量已經達到269家。而與之相比，全國有三級醫院2501家，其中三級甲等醫院1479家，線上和線下力量對比仍懸殊。
距離需求在生老病死麵前只是個偽需求，北上廣每年仍會湧現大批外來患者，協和同濟不少科室每天凌晨五點鐘就開始排起隊。
醫生需要合理的回報體系，患者需要合理的診療服務，這幾個核心問題解決不了，遠程診療會永遠停留在“感冒了該不該喝熱水”的階段，醫藥電商主打產品就離不開感冒藥、保健品和成人用品三大類。
參考文獻：
1、互聯網醫療的困境和趨勢，村夫日記LatitudeHealth
2、數百號源幾秒搶光，新冠疫情會成就互聯網醫療嗎，八點健聞
3、互聯網醫療沒有夢想，財經天下
4、銀川憑什麼吸引全國17家互聯網醫院扎堆落戶？，動脈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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