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军阀意指拥有武装部队、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人，且多由掌握军队之武将演变而来。东汉末的军阀与普通意义上的军阀迥然不同，他们是由掌握经济、文化的豪族演变而来。辅助东汉皇权力量的消失、中央势力的衰弱，因而出现垄断权力、割据四方的豪族军阀。

豪族，首先是一个“族”的概念。他是由“直系的家庭推及九族﹑同宗﹑宗族。”但是，“豪族如果仅以血缘为其范围，在人数及财富上都有很大的限制。豪族在扩张其社会影响力的过程中，有两件事实应予重视，其一是婚姻，其二是部曲﹑奴婢。”因而，东汉时期的豪族利用政治、经济、文化与联姻的手段获得势力和社会地位；他们拥有规模庞大、依附性强的宗族﹑宾客﹑部曲﹑门生故吏。总而言之，豪族是一个复合型的势力。

东汉时期的豪族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士大夫豪族，他们是修习儒学的士大夫，并且持续不断地产生出员数非寡的中央官僚和地方州郡吏，弘农杨氏与汝南袁氏为其代表人物；第二类是非士大夫豪族，他们之中虽然也拥有士大夫和修习儒学的人员，在经济与宗族人数上并不亚于士大夫豪族，但是为官范围多限于县一级，而且获得官位的手段多是依靠金钱。以上两者之间亦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由于非士大夫豪族具有取代士大夫豪族的潜在实力与资格，因而士大夫豪族对非士大夫豪族十分顾忌。在与政府的联系上来看，非士大夫豪族远不及士大夫豪族与中央的关系密切，因此，两汉之际，士大夫豪族运用中央政治力来压抑非士大夫豪族的例子屡见不鲜。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与豪族

有学者认为，东汉政权是在外戚与宦官的政争之下亡国的。也有学者认为外戚政治是汉代政治的重大特色。一般认为，外戚的专横跋扈﹑擅权，是从东汉和帝时期开始的。此后，东汉政权的内部便不断上演着外戚与宦官的政治斗争。事实上，外戚与宦官只是辅助东汉皇权的工具，正是这两股政治势力的消亡才促进了豪族的发展。

• 一、外戚、宦官与东汉皇权

日本学者东晋次认为，东汉外戚与政的原因在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亲亲之义”的观念使皇帝特别尊崇外戚。秦学欣则认为，东汉外戚得以独占朝纲的原因是外戚既能够代表皇权的利益，又可以代表士大夫豪族的利益。杨联陞认为，外戚与宦官也属于豪族范畴，但有区别。他们的势力与中央政府关系特别密切。如外戚，普通原已是豪族，因取得中央政权而突然特别发展。如宦官，本来多不是豪族，得势之后，有许多人来依附，再发展，也就成为特别大的豪族。然而，西汉王朝是被外戚王莽所篡夺，前车尤可鉴，东汉政权不可能对外戚不有所防范。按《后汉书•明帝纪》注引东观记曰：“光武闵伤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上浊明主，下危臣子，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荣位不能及许、史、王氏之半耳。”可见，光武帝对于外戚还是有所防范。但是，章帝时期，外戚马氏逐渐参政，渐开外戚与政之风，这又是为何？

众所周知，外戚一般担任的官职是内朝官或将军。但是，外戚的权力究竟由何处而来？具体而言，是皇帝在位时任命的？还是皇太后临朝时候被任命的呢？这个问题不能等闲视之，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进而可以找寻出外戚与皇权之间的关联。

光武帝时，郭皇后的兄弟任城门校尉。阴皇后的兄长阴识任执金吾，弟阴兴为卫尉。明帝时期，阴识仍为守执金吾。马皇后兄马廖为虎贲中郎将，马防与马光为黄门侍郎，马严为将军长史。可见，明帝以前的外戚没有作为将军开府的例子，也没有掌握尚书的权力。光武、明帝之际，外戚的权力尚有限。

章帝时，外戚马氏的官职有所上升，马防就任车骑将军。此外，“（马）防贵宠最盛，与九卿绝席。”但是，根据《后汉书》的记载看，马防得到车骑将军一职是由于其伐羌有功，而非其它缘故。虽说马防的权力来源于章帝的“宠爱”，但是很难看出马防所掌握的权力与其他官僚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章帝时，外戚没有拥有自己的“权力机构”。

与此相对，在皇太后临朝称制1的情况下，外戚又采取了怎样的方式掌握政权呢？章帝亲政时，和帝时崛起的外戚窦宪强占了沁水公主的庄园，于是，章帝大怒，窦宪从此不得重用。但是，在窦太后临朝时，“

另外，“（窦）宪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并以忤意，相继自杀。由是朝臣震慑，望风承旨。”窦宪培植亲信，首开外戚掌权之风。窦宪一方面开府,将人才至于幕府中；一方面，在利用外朝同时，让窦太后下诏，使自己政策得以顺利施行，此外还独占军权与内朝权力。

但是，窦宪仍然被和帝与宦官郑众所击败。和帝亲政时，外戚与政的情况有所改变。《后汉书 皇后纪》载：“（和）帝每欲官爵邓氏，后辄哀请谦让，故兄骘终帝世不过虎贲中郎将。”从引文看，似乎是由于邓皇后的“哀请谦让”才使邓氏一族与政治无缘。然而，邓皇后临朝后，邓氏一族的官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此可以认为，邓皇后的“哀请谦让”并非是抑制其家族与政的原因，而是她屈服于刚刚打倒外戚窦宪的和帝，即在皇帝亲政在位时，外戚不能掌握过多的权力。

所以，当和帝去世，邓后临朝时，局面便发生了变化。《后汉书 邓骘传》：“殇帝崩，太后与（邓）骘等定策立安帝，（邓）悝迁城门校尉，（邓）弘虎贲中郎将。……骘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户。骘等辞让不获，遂逃避使者……太后不听。骘频上疏，至于五六，乃许之。……其夏，凉部畔羌摇荡西州，朝廷忧之。于是诏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诸部兵击之……大败。……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将迎拜骘为大将军。”被羌族大败后仍能就任大将军一职，无疑，邓骘权力的源头是来自于邓皇太后。换言之，在殇帝与安帝时期，外戚的权力也是源自皇太后。但是，窦宪是由于大破匈奴才得以晋升大将军，邓骘被羌族大败后仍然能够拜大将军，可见，外戚的权势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 二、军阀割据的局面

即使东汉政权枢要官在史料记载中以“清”、“贫”的形象出现，也多为豪族层出身。东汉政权利用儒学将豪族成功打造成为适合统治的形态，极大减少了行政成本。所以，东汉是名副其实的“士大夫豪族政权”。

东汉初期，荆州南阳与司隶出身的士大夫豪族占有绝对优势。今文学为主的“家学”成为入仕的必要条件之一，于是“世传家学”的士大夫豪族逐渐门阀化。换言之，士大夫豪族利用汉帝国官定的今文学使自己的政治地位世袭化。因此，汝南﹑弘农郡出身的士大夫豪族渐渐代替了南阳的功臣和三辅的外戚。同时，东汉政权通过儒学为媒介，利用察举制度使地方社会的豪族士大夫化，使“士大夫豪族政权”名副其实化。但是，当豪族随着东汉政权意愿改变形态后，士大夫豪族门阀化的倾向趋向严重化，高度的同质化使其行动极其一致，成为了抑制东汉皇权的主要力量。

在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是天下民众的，如果将天下视若私囊之物，国家的公权势必会导向皇帝的“私有化”。君主在法理上不能将国家视同私有，这从君主的称号可知。中国古代君主有两个称号，皇帝与天子，将国家公权“私有化”的可能性是随着皇帝个人性格的不同而变化，并非绝对。因此，一旦东汉皇权与士大夫豪族之间的关系产生裂痕，就使得东汉皇权不得不依靠其他政治力量来平衡政权运作。

东汉中后期，没有儒学教育经历的枢要官所占比例逐渐减少，东汉政权成功使用儒学将行政成本低廉化。“清”、 “廉”的处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族的土地兼并与贪污腐化，增强了豪族对于同宗穷困之族人的体恤之情，“孝”、 “忠”、 “正”则大幅提高了官员对天子的忠诚度。然而，“士大夫豪族化”的另一个结果是王朝官员思想行为的高度同质化。利用儒学进行统治本是双刃剑，在减少豪族“露骨特性”的同时，亦会抑制东汉皇权的扩张。

皇权政治有一个不断完善与渐趋加强的过程。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中国皇权政治的分期大体上以唐宋为界，唐宋之前可称为贵族政治，唐宋以后可称之为君主独裁政治。贵族政治时期的显著特点就是贵族政治占有突出的地位，形成与皇权相颉颃的力量。内藤所说大体上不差，但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川胜义雄就认为贵族制社会是形成于汉帝国崩溃后，而非之前。若是将川胜说进一步展开，可以认为东汉时期是皇权的相对独裁时期。

曹操政权与豪族

曹操之所以能够在军阀林立的东汉末年脱颖而出，成为实力最为强大的割据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曹操能够以合适的方式将豪族纳入自己的政权。

• 曹操政权的崛起与发展

据《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所载，曹操的祖先是西汉高祖的功臣曹参。但是，参看《后汉书•宦者列传》后，没有发现曹操与曹参有何关联，因此，曹操是曹参后裔的说法很值得商榷。另外，据陈寿的说法，与曹家有姻亲关系的夏侯家是高祖刘邦的功臣夏侯婴的后人。以上两种说法极有可能是汉魏禅代之际，曹丕为了增强曹家代刘汉的正当性，从而美化两家族的出身。因为，除却宦官曹腾之外，在史书中很难找到两家族的祖先在东汉政治舞台上有何作为的记载。虽然，曹腾为何会成为宦官的原因不甚明了，但是其在东汉中后期的政权中颇有影响力，推荐不少地方名士之举动是清晰无误的。《后汉书•宦者列传》载：

（曹）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溪典等。

但是，由于宦官没有自己所掌握权力机构，所以，曹腾没有掾属故吏，致使其家族在官界的势力影响有限。嗣曹腾后的曹嵩（作为养子），依据买官的手段晋升至太尉一职。但是，《后汉书》对于曹嵩的记载非常有限，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如上所说，曹氏并非士大夫豪族，其家族在政界的影响力远比“四世三公”的袁氏低。曹操起兵之时，“散家财，合义兵”，同族曹仁“阴结少年，得千馀人，周旋淮、泗之间”，曹洪“将家兵千馀人”投靠。从中亦可见，即使曹家拥有武断乡曲的势力，也只能归类于非士大夫豪族。

出身于非士大夫豪族家庭的曹操，少年时代“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二十岁时候，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此时，曹操发挥了其过人的政治天赋，进而擢升为议郎。光和末期爆发黄巾起义后，曹操拜骑都尉，因讨伐黄巾军有功，迁为济南相。曹操在此时采取的政治态度，为其将来的政治发展、与士大夫豪族的结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按《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曰：“长吏受取贪饕，依倚贵势，历前相不见举；闻太祖至，咸皆举免，小大震怖，奸宄遁逃，窜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於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至六百馀祠。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太祖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

之后，曹操拒绝就任东郡太守，称疾归乡。未过多久，东汉中央政权内部大乱，宦官势力与外戚势力火拚，使权力产生了真空，最后董卓入京，拥立献帝登极。此时，曹操拒绝董卓抛出的橄榄枝，变换姓名，逃到陈留，招兵买马讨伐董卓。如前文所说，初平元年（公元 190 年）时，各地豪族皆起兵，拥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虽然，曹操是盟军中的一人，但是兵力过少，即使与董卓军战斗，结果只有失败一途而已。

次年（公元 191 年），当袁绍等人意欲拥立刘虞称帝时，曹操则拒绝参与，击破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成为东郡太守。之后，曹操“受（黄巾）降卒三十馀万，男女百馀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虽说曹操此时拥有了独立的军事实力“青州兵”，但是，追随曹操的豪族仍然只有其一族的几人而已，因此，操操的实力远不足以同袁绍势力争夺天下。兴平二年（公元 195 年）时，曹操担任的职务不过是东郡太守与兖州牧，充其量只能说是地方长官的程度而已。

建安元年（公元 196 年）时，曹操大破黄巾，并其余众，迎天子，成为三公之一的司空。在曹操成为司空的这十余年间，大量辟召了士大夫豪族，成为曹操在军阀林立的汉末局势中脱颖而出的重要资本。而且，在此年，曹操接受了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开始屯田。

按《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曰：“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在离官渡不远的许昌屯田，可见曹操的政治意图是与袁绍作战时可以粮草充足。在与袁绍决战前，曹操一一击破吕布、袁术、刘备等势力。此后，曹操于官渡之战大破袁绍，于建安九年时领冀州牧，将根据地迁往邺。

建安十二年（公元 207 年）时，“大封功臣二十馀人，皆为列侯，其馀各以次受封。”，其政权基础奠定。当然，曹操政权中降将很多，但是在曹操司空的十余年间，大量地辟召了士大夫豪族，侵食了东汉的统治基础。

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 年），南下荆州的曹操被孙刘联军所败，之后，曹操便将重点放在了北方。建安十八年（公元 213 年）为魏公，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 年）为魏王。

从曹操势力扩张的过程来看，曹操政权的建立是依靠曹腾与曹嵩以来的家族财产，但是之后的发展是由于曹操个人的政治能力，以及与士大夫豪族的成功结合。

• 曹操政权的人员构成

曹魏政权成立之初，太中大夫贾诩“以非太祖旧臣，而策谋深长，惧见猜疑，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

建安四年（公元 199 年），贾诩劝服张绣臣服曹操，此时，距离曹操举兵讨伐董卓时间仅九年，离曹操政权发展转折点的建安元年更只有三年，归顺曹操政权的人士尚属有限。按照“旧臣”的字面解释，曹魏政权中的大部分人都非“旧臣”，贾诩已经能算得上“旧臣”级别了,那么，贾诩应该没有理由畏惧。因此，“旧臣”并非是以时间长短来衡量的。可以推测说，“旧臣”与“新臣”的差别应该在君臣关系上。如果上述推测无误的话，曹操政权的人员构成又是怎么样的？

根据《三国志•魏志》诸列传，将曹操政权中的人员出仕方式分成以下八种。也就是，“从”、“表”、“归”、“以”、“召”、“辟”、“诣”、“降”。

其中，“降”就是降服的意思，例如投降曹操政权的主要人员有黑山贼的首领张燕、五斗米道的张鲁、张绣、吕布将领宋宪、魏续、庐江太守刘勋等。“归”就是归顺的意思，如许褚“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太祖徇淮、汝，褚以众归太祖。”另外，《三国志•张郃传》载：“

由“诣”、“降”、“从”、“归”诸类型入仕曹操政权的人士，在加入曹操集团后会重新叙官。而“表”、“以”、“召”、“辟”等方式出仕的则不同，它们本身就是叙官的方式，在叙官时就意味着编入了曹操政权。与投降归顺的人有显著区别，“表”、“以”、“召”、“辟”行为的主动权不在加入者，而在于为了扩大势力，采取积极策略的曹操一方。

首先，探讨“表”方式在曹操政权人员出仕中所起的作用。《三国志•华歆传》载：“华歆……举孝廉，除郎中，病，去官。灵帝崩，何进辅政，徵河南郑泰、颍川荀攸及歆等。歆到，为尚书郎。董卓迁天子长安，歆求出为下邽令，病不行。……会天子使太傅马日磾安集关东，日磾辟歆为掾。东至徐州，诏即拜歆豫章太守，以为政清静不烦，吏民感而爱之。孙策略地江东，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长者，待以上宾之礼。后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歆至，拜议郎，参司空军事，入为尚书，转侍中，代荀彧为尚书令。”如此，曹操向天子献帝推荐优秀的士大夫豪族，拜议郎，然后将其编入自己的政权中。

另外，《三国志•王朗传》载：“王郎……举孝廉，辟公府，不应。徐州刺史陶谦察朗茂才。……(天子拜)朗会稽太守。……孙策渡江略地。……(王郎)遂举兵与策战，败绩，浮海至东冶。策又追击，大破之。朗乃诣策。策以儒雅，诘让而不害。……太祖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转江海，积年乃至。拜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三国志•郭嘉传》载：“

当然，也有另外之例，如《三国志•任峻传》载：“（任）峻独与同郡张奋议，举郡以归太祖。峻又别收宗族及宾客家兵数百人，原从太祖。太祖大悦，表峻为骑都尉。”任峻是由于举郡归曹操之余，收敛宗族宾客投靠，取悦了曹操后才被“表”为骑都尉，与大部分的“表”例有区别。荀攸被曹操“以”官的情况与任峻类似。《三国志•荀攸传》载：“何进秉政，徵海内名士（荀）攸等二十馀人。攸到，拜黄门侍郎。……弃官归，复辟公府，举高第，迁任城相，不行。……徵攸为汝南太守，入为尚书。太祖素闻攸名，与语大悦，谓荀彧，锺繇曰：‘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以为军师。

• 曹操政权的特点

如上所述，在加入曹操政权时，“诣”、“降”、“从”、“归”诸类型的人员拥有行动的自主权，而“表”、“以”、“召”、“辟”则相反。在加入曹魏政权后，由“诣”、“降”、“从”、“归”等方式入仕的将接受再叙官。“表”、“以”、“召”、“辟”等方式是曹操试图扩大强化自己的政治势力的手段。其中，“辟”使曹操与用人之间建立起了隶属的“故吏”关系，妥善地解决了曹操政权与士大夫豪族之间的任用问题。

“辟”在整体的入仕方式中占有三成以上的比例，可谓最高，“诣”、“降”、“从”、“归”等方式加在一起也不过与其持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被“辟”之人大多是曹操在任职司空时期辟用的。在丞相时期被辟用的韩暨、高柔、胡质、郑浑等人，在被辟用之前都已经是县令，王粲是长安左中郎将，王凌是中山太守。上述诸人都是以高官被“辟”用，可见，曹操是在非常积极地拓展“故吏”基础。因而，在其担任丞相之时，“故吏”关系已经成为其政权的主流“君臣关系”。

另外，从曹操政权中人员所担任的官职亦可瞧出端倪。将军一类的军事职务多是曹氏与夏侯氏的人员担任，例如夏侯惇任大将军、夏侯渊为征西将军、曹仁任征南将军、曹洪为骠骑将军、曹瑜任卫将军、曹休为镇南将军、夏侯尚任征南将军；曹氏与夏侯氏之外掌握军事职务的多为“诣”、“降”、 “归”方式入曹操政权的人，如乐进任右将军、张燕为平北将军、于禁任左将军、张郃亦为左将军、徐晃任右将军、张辽任征东将军。当然，担任重要军事要职的仍然是曹氏一族人员。在曹操政权末期与魏朝刚建立时，三公九卿与尚书、侍中等行政职位，几乎被“辟”用的人士所垄断。如陈群任尚书、何夔任尚书仆射、和洽任侍中、毛玠任尚书仆射、程昱任卫尉、鲍勋任侍中、凉茂任尚书仆射、王粲任侍中、邢颙任侍中尚书仆射、卫觊任尚书、王脩任大司农、徐奕任尚书令、刘晔任侍中、刘放任秘书郎、桓阶任侍中、陈矫任尚书令、徐宣任尚书。

综上所述，曹操政权的特点在于，曹操同士大夫豪族与非士大夫豪族建立起了适当的支配形式、隶属关系。曹操成为帝国高官后，利用东汉政权的正当性“辟除”、“表徵”士大夫豪族，不断将优秀的士大夫豪族从公门转向私门；通过士大夫豪族对地方乡里的控制力来扩大统治基础。东汉中期后，执掌政权牛耳的士大夫豪族大多出身豫州﹑司隶。在曹操政权中，出身于豫州﹑司隶的士大夫豪族占有较高的比例。此外，通过任质的方式控制一些掌握宾客兵士的非士大夫豪族，与他们建立起更为直接的支配关系。因此，曹操政权得以在军阀林立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势力，与其成功驾驭士大夫豪族与非士大夫豪族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诸多军阀中，曹操是非士大夫豪族的代表人物，成功与失败同豪族有直接的关系。曹操政权的特点在于，曹操同士大夫豪族与非士大夫豪族建立起了适当的支配形式、隶属关系。曹操成为高官后，利用东汉政权的正当性来“辟除”、“表徵”士大夫豪族，将优秀的士大夫豪族从公门转向私门，通过士大夫豪族对地方乡里的控制力来扩大其统治的基础。此外，曹操还通过任质的方式来控制一些掌握宾客与士兵的非士大夫豪族，与他们建立起更为直接的支配关系。因此，曹操政权得以在军阀林立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强大的割据势力，与其成功驾驭士大夫豪族与非士大夫豪族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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