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正是全民抗擊疫情的關鍵時期，一部2013年上映的歷史災難題材電影《大明劫》又重新引起觀眾熱議。
影片由王競指導，講述了崇禎15年（1642年）瘟疫橫行，李自成攻打開封，明朝江山內憂外患，陝西督師孫傳庭與遊醫吳又可分別誓死抗擊闖軍與瘟疫的故事。
儘管影片對於故事情節以及服化道等歷史細節的把控十分嚴謹且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但僅取得不到500萬的慘淡票房。
尤其原因，我認為有以下三點：其一：這類歷史題材本身就過於小眾晦澀。其二：導演及編劇在創作過程中，堅持不向商業及市場進行妥協。第三：雖然影片有馮遠征和戴立忍等多位老戲骨壓陣，但缺少有票房號召力的流量明星，也是票房失利的重要原因。
但我們不能僅因為票房上的失利就低估了《大明劫》的藝術價值。這部電影可以說深刻還原了明末的一片“末世景象”：既有孫傳庭“不成功不成仁”的英雄末路，也有吳又可“醫者仁心”的懸壺濟世，但更多的，是在歷史沉浮的大背景下，普通黎民百姓身不由己的悲苦宿命。
正如中國電影博物館對這部影片的評價：“編劇謝曉東先生是國內少數長期、連續關注中國人與社會現狀並作出深刻思考的電影人，這部電影若干年後必將成為反映當代中國社會現實的重要的影像史料。”
如果單單從故事表象來分析，顯然無法完全展現本片豐富的歷史內涵及現實意義。在這篇文章我會從敘事架構、人物塑造、主題呈現三個方面來深度解讀。在文章的最後部分，我也會談談這部影片帶給我的現實思考。
01、在敘事架構上，利用多線並進的方式整合起歷史環境的碎片，展現動盪歷史背景下的人物群像。
影片一開場，便由多線並進的敘事模式展現了明末亂世的“眾生相。”
吳又可原本是宮廷御醫，因為厭倦了宮廷裡的明爭暗鬥，辭官做了遊醫。影片也藉由吳又可的視角展現了黎明百姓在亂世中朝不保夕的末世景象：迷信愚昧的百姓及地方官僚，讓吳又可的醫術幾無用武之地。而四處揭竿而起的農民軍、魚肉百姓的土豪劣紳、仗著天高皇帝遠橫行鄉里的地方軍閥更是讓整個社會處於一片混亂。從躺在家中無人收屍的感染者，到空蕩無人野狼肆虐的街道，再到疫情蔓延人人自危的軍營，影片用客觀冷靜的鏡頭殘酷展現了一幅人間地獄景象。
而人性弱點也在這其中一一展現：士兵飢餓難耐，為吃信鴿不惜殺害同伴；小兵瘟疫痊癒，卻想回家陪伴家中老母而不願上場殺敵；糧食主簿為自保以沙土充糧……
而在朝堂之上，同樣是一團亂麻。崇禎皇帝放孫傳庭出獄剿匪，一來孫確實精明強幹，更重要的原因則是經過多年血腥的黨爭，朝廷已經幾乎無人可用。長期的戰爭、自然災害和嚴重積弊導致朝廷財政吃緊，連基本的彈藥糧餉都無法保證供應。朝廷要地方出糧出錢，而地方又是戰爭的直接受害者，更無錢糧，於是和中央矛盾重重，“剿匪"成為了一句空談。
可以說，瘟疫是果而不是因，一場瘟疫放大了明朝的弊病，從上到下，亂象叢生，所有階層的人都在猜疑和內鬥中惶惶不可終日。
02、通過孫傳庭和吳又可兩位主角的成功塑造，展現了明末朝廷的積重難返與普通個體的無力
孫傳庭和吳又可在歷史上並無交集，但是影片卻用巧妙地情節安排將兩人的命運串聯在了一起。吳又可謹小慎微，卻勇於打破陳規探索治療瘟疫之道，孫傳庭冷酷好殺，卻一心想要力挽狂瀾拯救搖搖欲墜的明朝，兩人性格迥異，卻殊途同歸。影片中這一文一武兩條線索卻相互交織，共同展現著普通個體面對明朝滅亡命運的無力迴天。
① 大廈將傾，非一木能支，影片藉由孫傳庭的個人悲劇宿命展現了明朝的積重難返。
對於孫傳庭，殺伐果斷，是他的最大性格。而影片也藉由孫傳庭的幾次殺戮，展現了他”有心殺賊、無力迴天”的悲劇宿命。
孫傳庭的第一次殺戮的對象，是原本駐守在潼關的地方軍閥賀人龍。明末的中央已經失去了對地方的控制力，賀人龍這樣的地方軍閥借剿匪之名行自身坐大之實，嚴重威脅到了朝廷。孫傳庭一入駐潼關，便來了個下馬威，除去了賀人龍。
然而，除去賀人龍解決不了中央和地方的核心矛盾。孫傳庭自然成為了崇禎的下一個猜疑對象。崇禎不斷髮信催促孫傳庭出潼關與農民軍作戰。然而此時的潼關，留給孫傳庭的幾乎是一個死局：吃緊的國庫、層層盤剝的官僚，使得士兵連基本的彈藥都無法充足補給，而潼關的糧食已經數年沒有足數了。瘟疫的快速蔓延更是雪上加霜，讓孫傳庭再無退路。
孫傳庭在憤怒之中殺死了拿沙土冒充糧食的糧庫主、治不好瘟疫的醫生，然而這根本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缺錢少糧的士兵開始殺馬、殺信鴿，甚至演變為殺人，新兵未經操練就得被派上戰場——而在朝廷眼裡，從給了孫傳庭五千精兵到追加錢糧已經仁至義盡了。
明朝在初期採用軍戶守屯結合的方式來管理土地。然而到了明末，長期的土地兼併使得這些良田都到了地方豪強手中，欠下了無數軍糧。孫傳庭無奈之下，只能往這些地方豪強嘴裡“虎口拔牙”。
片中由馬精武飾演的潼關豪紳頭目，他們既是大地主同時也是官僚集團利益的代理人。民間戰亂瘟疫導致老百姓流離失所。他們卻在豪宅內歌舞昇平。他們可以把厚禮送給孫傳庭這樣的官僚用於打點，卻只肯掏出一丁點銀票用於幫朝廷剿匪。而當孫傳庭作為皇權代表需要徵繳軍餉時，他們可以陽奉陰違，用百姓的屍體冒充軍戶，甚至收買官軍燒掉賬冊。
面對這幫地方豪強，孫傳庭在悲憤中發出絕望地怒吼：大明朝滅了，這些厚禮給我有什麼用！投筆從戎十幾年，到底為誰而戰？由此，孫傳庭開啟了對地方豪強的殺戮，把他們的家產充為軍餉。
然而，殺死眼前這幫豪強只能解一時之急，卻解決不了整個大明朝至上而下的弊病。正如孫傳庭所言：百姓從賊皆因饑荒，饑荒因無地可耕，得人心者得天下，人心就是糧食，是源源不斷地後備兵源，土地兼併及苛捐雜稅才是農民起義問題的根源。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軍可以輸十回八回，但孫傳庭卻一回都輸不起。
在即將出剿匪前，孫傳庭孤注一擲，把屠戮的對象轉向了自己人：他把所有感染瘟疫的士兵隔離，將他們燒死、打死，以讓自己無後顧之憂。這種殺死一千自損八百的做法，更像是已經處於絕望中的孫傳庭，走向生命終點前的最後一次註定失敗的賭博。
② 藉由吳又可這位觀念超前的醫者，展現出傳統社會體制及觀念面對重大社會問題的無力
吳又可在影片中，更像是理想主義的化身。在他的眼中，沒有官軍和闖賊之分，只有眼前的一條條需要自己救治的鮮活生命。
同樣，影片也沒有一味的拔高他的完美形象，而是塑造了一位有血有肉，在亂世中身不由己的小人物。當面對大規模的瘟疫時，他也會不自信和退縮。而最終他選擇進入軍營對抗瘟疫，也更大程度是因為在孫傳庭強權逼迫下的無奈選擇。
同時，影片也藉由以身殉職的醫生趙川來和吳又可形成了鮮明對比。趙川空有懸壺濟世的情懷，卻盲目崇拜”祖宗家法“，恪守醫聖張仲景的《傷寒論》教條，卻在面對實際問題時不知變通。最終不但沒能阻止瘟疫擴散，反而讓自己也感染瘟疫身亡，最終只有一席破草蓆裹屍，可悲又可嘆。
反觀吳又可，他感於挑戰權威，發現瘟疫和傷寒有本質區別，是通過空氣進行人傳人。他號召軍隊所有士兵都用布條捂住口鼻，並且按照感染與否進行分類隔離，對病死的屍體即刻焚燒。並根據自己的病例手稿創作出了《溫疫論》。
相比孫傳庭，歷史上關於吳又可的記載不多，而影片中的吳又可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現代觀念在到歷史環境中的投射。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傳統社會體制及觀念在面對重大社會問題的無力感。
當吳又可告知全城百姓，避免人傳人且要開窗通風時，卻被認為蠱惑人心。而百姓們還在堅持迷信，幻想靠集會、做法事來驅走”瘟神“。
很多士兵也因為懷疑吳又可而不肯吃藥，當有感染者救治無效死亡時，他們還認為是吃了吳又可的藥”吃死“的。但吳又可也只能做到這一步了，傳統醫學更多的是依賴於經驗積累而非實驗證明，因此上千年來一直沒有實現質的飛躍從而進步到現代醫學，同時，吳又可的背後也沒有強有力的行政力量支持，來對傳染病進行控制。面對超出自己能力範圍的瘟疫，吳又可也只能盡人事聽天命。
在人命如草芥的亂世， 因為感染而被隔離起來的士兵，在孫傳庭眼中已經沒有失去了戰鬥力和價值，留在後方反而會成為不安定因素。但孫傳庭是天生的嗜殺麼？恐怕在此時，他也沒有別的更好選擇了。
正如吳又可所感嘆：大明朝積弊已久,非一劑猛藥可以醫治。比瘟疫更難治的是整個時代的落後和無力。
03、在主體呈現上，以小見大式的展現出歷史厚重感並給予觀眾更多的現實思考
影片通過追憶視角來解讀明末的那段歷史，一改往日場面宏大的古裝大片風格，以小見大式的展現出了歷史的厚重感。吳又可和孫傳庭一個行醫、一個用兵，儘管領域不同且性格迥異，但最後的結局卻殊途同歸。
故事臨近結尾，孫傳庭問吳又可：大明朝是否真的已經無藥可醫？吳又可坦言：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顯然，在面對瘟疫等重大社會問題時，比治理更重要的是防患於未然。
作為一部嚴肅的歷史題材電影。影片在最後依然保持了冷靜客觀的鏡頭語言，用了一種反高潮的敘事方法，只用了一個鏡頭切換，展現從孫傳庭出征到陣亡的過程。而戰場上的屍橫片野又與迴歸家鄉的吳又可撰寫著作的場景進行蒙太奇切換，展現出導演王競偏向現實主義的影像風格。
可以說，大明劫折射出的不光是明末的弊病，更是傳統社會的弊病。在治亂興衰循環下，封建專制愈發強化、人地矛盾更加突出，中華傳統文明已經失去了自我更新和重塑的能力，一場瘟疫，折射出的是政治體制和社會發展程度的整體落後且積重難返的局面。
面對這種重大社會問題，一個自顧不暇的封建政權顯然無法承擔領導和組織社會動員的重任，而這一重任，交給了在面對西方近現代文明，從落後到趕超，號召人民重新團結起來，重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國。
寫在最後：
《大明劫》作為一部近些年少見的嚴肅歷史題材電影，在近乎真實殘酷的呈現出明末亂世景象的同時，也給予觀眾更多的現實思考。儘管票房成績不太理想，但我們不能因此否認這部電影的價值和意義。因此，我也藉助這篇文章談了一些我的思考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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