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正是全民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一部2013年上映的历史灾难题材电影《大明劫》又重新引起观众热议。
影片由王竞指导，讲述了崇祯15年（1642年）瘟疫横行，李自成攻打开封，明朝江山内忧外患，陕西督师孙传庭与游医吴又可分别誓死抗击闯军与瘟疫的故事。
尽管影片对于故事情节以及服化道等历史细节的把控十分严谨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仅取得不到500万的惨淡票房。
尤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三点：其一：这类历史题材本身就过于小众晦涩。其二：导演及编剧在创作过程中，坚持不向商业及市场进行妥协。第三：虽然影片有冯远征和戴立忍等多位老戏骨压阵，但缺少有票房号召力的流量明星，也是票房失利的重要原因。
但我们不能仅因为票房上的失利就低估了《大明劫》的艺术价值。这部电影可以说深刻还原了明末的一片“末世景象”：既有孙传庭“不成功不成仁”的英雄末路，也有吴又可“医者仁心”的悬壶济世，但更多的，是在历史沉浮的大背景下，普通黎民百姓身不由己的悲苦宿命。
正如中国电影博物馆对这部影片的评价：“编剧谢晓东先生是国内少数长期、连续关注中国人与社会现状并作出深刻思考的电影人，这部电影若干年后必将成为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重要的影像史料。”
如果单单从故事表象来分析，显然无法完全展现本片丰富的历史内涵及现实意义。在这篇文章我会从叙事架构、人物塑造、主题呈现三个方面来深度解读。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我也会谈谈这部影片带给我的现实思考。
01、在叙事架构上，利用多线并进的方式整合起历史环境的碎片，展现动荡历史背景下的人物群像。
影片一开场，便由多线并进的叙事模式展现了明末乱世的“众生相。”
吴又可原本是宫廷御医，因为厌倦了宫廷里的明争暗斗，辞官做了游医。影片也借由吴又可的视角展现了黎明百姓在乱世中朝不保夕的末世景象：迷信愚昧的百姓及地方官僚，让吴又可的医术几无用武之地。而四处揭竿而起的农民军、鱼肉百姓的土豪劣绅、仗着天高皇帝远横行乡里的地方军阀更是让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混乱。从躺在家中无人收尸的感染者，到空荡无人野狼肆虐的街道，再到疫情蔓延人人自危的军营，影片用客观冷静的镜头残酷展现了一幅人间地狱景象。
而人性弱点也在这其中一一展现：士兵饥饿难耐，为吃信鸽不惜杀害同伴；小兵瘟疫痊愈，却想回家陪伴家中老母而不愿上场杀敌；粮食主簿为自保以沙土充粮……
而在朝堂之上，同样是一团乱麻。崇祯皇帝放孙传庭出狱剿匪，一来孙确实精明强干，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经过多年血腥的党争，朝廷已经几乎无人可用。长期的战争、自然灾害和严重积弊导致朝廷财政吃紧，连基本的弹药粮饷都无法保证供应。朝廷要地方出粮出钱，而地方又是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更无钱粮，于是和中央矛盾重重，“剿匪"成为了一句空谈。
可以说，瘟疫是果而不是因，一场瘟疫放大了明朝的弊病，从上到下，乱象丛生，所有阶层的人都在猜疑和内斗中惶惶不可终日。
02、通过孙传庭和吴又可两位主角的成功塑造，展现了明末朝廷的积重难返与普通个体的无力
孙传庭和吴又可在历史上并无交集，但是影片却用巧妙地情节安排将两人的命运串联在了一起。吴又可谨小慎微，却勇于打破陈规探索治疗瘟疫之道，孙传庭冷酷好杀，却一心想要力挽狂澜拯救摇摇欲坠的明朝，两人性格迥异，却殊途同归。影片中这一文一武两条线索却相互交织，共同展现着普通个体面对明朝灭亡命运的无力回天。
① 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影片借由孙传庭的个人悲剧宿命展现了明朝的积重难返。
对于孙传庭，杀伐果断，是他的最大性格。而影片也借由孙传庭的几次杀戮，展现了他”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悲剧宿命。
孙传庭的第一次杀戮的对象，是原本驻守在潼关的地方军阀贺人龙。明末的中央已经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力，贺人龙这样的地方军阀借剿匪之名行自身坐大之实，严重威胁到了朝廷。孙传庭一入驻潼关，便来了个下马威，除去了贺人龙。
然而，除去贺人龙解决不了中央和地方的核心矛盾。孙传庭自然成为了崇祯的下一个猜疑对象。崇祯不断发信催促孙传庭出潼关与农民军作战。然而此时的潼关，留给孙传庭的几乎是一个死局：吃紧的国库、层层盘剥的官僚，使得士兵连基本的弹药都无法充足补给，而潼关的粮食已经数年没有足数了。瘟疫的快速蔓延更是雪上加霜，让孙传庭再无退路。
孙传庭在愤怒之中杀死了拿沙土冒充粮食的粮库主、治不好瘟疫的医生，然而这根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缺钱少粮的士兵开始杀马、杀信鸽，甚至演变为杀人，新兵未经操练就得被派上战场——而在朝廷眼里，从给了孙传庭五千精兵到追加钱粮已经仁至义尽了。
明朝在初期采用军户守屯结合的方式来管理土地。然而到了明末，长期的土地兼并使得这些良田都到了地方豪强手中，欠下了无数军粮。孙传庭无奈之下，只能往这些地方豪强嘴里“虎口拔牙”。
片中由马精武饰演的潼关豪绅头目，他们既是大地主同时也是官僚集团利益的代理人。民间战乱瘟疫导致老百姓流离失所。他们却在豪宅内歌舞升平。他们可以把厚礼送给孙传庭这样的官僚用于打点，却只肯掏出一丁点银票用于帮朝廷剿匪。而当孙传庭作为皇权代表需要征缴军饷时，他们可以阳奉阴违，用百姓的尸体冒充军户，甚至收买官军烧掉账册。
面对这帮地方豪强，孙传庭在悲愤中发出绝望地怒吼：大明朝灭了，这些厚礼给我有什么用！投笔从戎十几年，到底为谁而战？由此，孙传庭开启了对地方豪强的杀戮，把他们的家产充为军饷。
然而，杀死眼前这帮豪强只能解一时之急，却解决不了整个大明朝至上而下的弊病。正如孙传庭所言：百姓从贼皆因饥荒，饥荒因无地可耕，得人心者得天下，人心就是粮食，是源源不断地后备兵源，土地兼并及苛捐杂税才是农民起义问题的根源。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可以输十回八回，但孙传庭却一回都输不起。
在即将出剿匪前，孙传庭孤注一掷，把屠戮的对象转向了自己人：他把所有感染瘟疫的士兵隔离，将他们烧死、打死，以让自己无后顾之忧。这种杀死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更像是已经处于绝望中的孙传庭，走向生命终点前的最后一次注定失败的赌博。
② 借由吴又可这位观念超前的医者，展现出传统社会体制及观念面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无力
吴又可在影片中，更像是理想主义的化身。在他的眼中，没有官军和闯贼之分，只有眼前的一条条需要自己救治的鲜活生命。
同样，影片也没有一味的拔高他的完美形象，而是塑造了一位有血有肉，在乱世中身不由己的小人物。当面对大规模的瘟疫时，他也会不自信和退缩。而最终他选择进入军营对抗瘟疫，也更大程度是因为在孙传庭强权逼迫下的无奈选择。
同时，影片也借由以身殉职的医生赵川来和吴又可形成了鲜明对比。赵川空有悬壶济世的情怀，却盲目崇拜”祖宗家法“，恪守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教条，却在面对实际问题时不知变通。最终不但没能阻止瘟疫扩散，反而让自己也感染瘟疫身亡，最终只有一席破草席裹尸，可悲又可叹。
反观吴又可，他感于挑战权威，发现瘟疫和伤寒有本质区别，是通过空气进行人传人。他号召军队所有士兵都用布条捂住口鼻，并且按照感染与否进行分类隔离，对病死的尸体即刻焚烧。并根据自己的病例手稿创作出了《温疫论》。
相比孙传庭，历史上关于吴又可的记载不多，而影片中的吴又可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现代观念在到历史环境中的投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社会体制及观念在面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无力感。
当吴又可告知全城百姓，避免人传人且要开窗通风时，却被认为蛊惑人心。而百姓们还在坚持迷信，幻想靠集会、做法事来驱走”瘟神“。
很多士兵也因为怀疑吴又可而不肯吃药，当有感染者救治无效死亡时，他们还认为是吃了吴又可的药”吃死“的。但吴又可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传统医学更多的是依赖于经验积累而非实验证明，因此上千年来一直没有实现质的飞跃从而进步到现代医学，同时，吴又可的背后也没有强有力的行政力量支持，来对传染病进行控制。面对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瘟疫，吴又可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
在人命如草芥的乱世， 因为感染而被隔离起来的士兵，在孙传庭眼中已经没有失去了战斗力和价值，留在后方反而会成为不安定因素。但孙传庭是天生的嗜杀么？恐怕在此时，他也没有别的更好选择了。
正如吴又可所感叹：大明朝积弊已久,非一剂猛药可以医治。比瘟疫更难治的是整个时代的落后和无力。
03、在主体呈现上，以小见大式的展现出历史厚重感并给予观众更多的现实思考
影片通过追忆视角来解读明末的那段历史，一改往日场面宏大的古装大片风格，以小见大式的展现出了历史的厚重感。吴又可和孙传庭一个行医、一个用兵，尽管领域不同且性格迥异，但最后的结局却殊途同归。
故事临近结尾，孙传庭问吴又可：大明朝是否真的已经无药可医？吴又可坦言：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显然，在面对瘟疫等重大社会问题时，比治理更重要的是防患于未然。
作为一部严肃的历史题材电影。影片在最后依然保持了冷静客观的镜头语言，用了一种反高潮的叙事方法，只用了一个镜头切换，展现从孙传庭出征到阵亡的过程。而战场上的尸横片野又与回归家乡的吴又可撰写著作的场景进行蒙太奇切换，展现出导演王竞偏向现实主义的影像风格。
可以说，大明劫折射出的不光是明末的弊病，更是传统社会的弊病。在治乱兴衰循环下，封建专制愈发强化、人地矛盾更加突出，中华传统文明已经失去了自我更新和重塑的能力，一场瘟疫，折射出的是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程度的整体落后且积重难返的局面。
面对这种重大社会问题，一个自顾不暇的封建政权显然无法承担领导和组织社会动员的重任，而这一重任，交给了在面对西方近现代文明，从落后到赶超，号召人民重新团结起来，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
写在最后：
《大明劫》作为一部近些年少见的严肃历史题材电影，在近乎真实残酷的呈现出明末乱世景象的同时，也给予观众更多的现实思考。尽管票房成绩不太理想，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这部电影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也借助这篇文章谈了一些我的思考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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