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荀彧是東漢末年的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在拋棄袁紹轉而投奔曹操後，積極為曹操出謀劃策。作為曹操的重要謀臣，荀彧為其統一北方立下顯著功勳，被曹操稱為“
吾之子房也”。原本應該官運通達的荀彧卻在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離奇死去，其死因也一直存在爭議。而關於荀彧之死的記載，主要以《三國志》“憂死”和《後漢書》“賜死”這兩種為主。
吾之子房也
“憂死”與“賜死”
《三國志·荀彧傳》載：“(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晉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彧。彧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徵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
董昭等人在建安十七年勸曹操稱魏公之際曾私下諮詢荀彧，但荀彧認為曹操應以恢復漢室為其主要目標。曹操由此對其不滿，因而在攻打孫權時一反常態，沒讓荀彧隨軍，而讓其留在壽春養病，荀彧因憂慮去世。
《後漢書·荀彧傳》對荀彧之死所記載則有所不同：“至濡須，彧病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帝哀惜之，祖日為之廢宴樂。諡曰敬侯。明年，操遂稱魏公雲 ”。此處所言荀彧是被曹操賜死的。
《後漢書·荀彧傳》對荀彧之死的記載
此外，《三國志》和《後漢書》對荀彧的定位和評價也有所不同。《三國志》作者陳壽認為：“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鑑先識，未能充其志也”。《後漢書》作者范曄認為：“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陳壽以荀彧作為魏臣未能完成其輔佐曹操建立功業的志向感到遺憾，范曄則認為荀彧為漢臣，殺身成仁，死得其所。同一個人在兩部史書中的記載與評價截然不同。
范曄《後漢書》除對荀彧的評價和對荀彧之死的記載與陳壽《三國志》不同外，其對荀彧與中常侍唐衡結親的記載極力為荀氏辯白，以及荀彧的除亢父令也要寫在董卓之亂之前，以此更加突出荀彧的忠漢形象。作者認為，范曄在《後漢書》中對荀彧忠漢形象的描寫並高度評價其死亡的意義與當時的政治局勢和思想潮流有關。
荀彧延續漢室江山和劉裕延續晉室江山的功業類似，著重強調其殉漢意義與當時的胡漢政權對立有關，與此背景對應的史家態度是對漢魏禪代的理解，此時荀彧的忠漢形象已被完全美化。再看裴松之評價荀彧：“
及至霸業既隆，翦漢跡著，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全大正於當年，布誠心於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
裴松之評價荀彧
荀彧忠漢形象的真偽
同處劉宋時代的裴松之對荀彧的定位與死亡評價與范曄如此類似，他們都認為荀彧是漢臣且死得其所，但西晉的陳壽卻認為荀彧是魏臣且抱負未成，這就使得不少人對荀彧忠漢形象的真實性產生了懷疑。
清代史學家趙翼的《廿二史札記校證》卷六“荀彧傳”認為：“論者或謂末路雖以失操意而死，而當其初去袁紹就操時，值呂布攻兗州，彧為操堅守鄄城及範、東阿以待操，謂昔漢高先定關中，光武先取河內以為基，此三城即操之關中、河內也。後又勸操迎天子，謂晉文納襄王而定霸，漢高發義帝喪而得諸侯。是早以帝王創業之事勸操，何得謂之盡忠於漢？”
趙翼認為荀彧早期就以深根固本的建議為曹稱帝作籌謀，談不上忠漢。清代另一位史學家李慈銘在其《越縵堂讀書記》中對荀彧忠漢一事也發表過評論：“至於荀爽荀彧，實非貞士，而慈明之論，既表其圖董之智；文若之論，又表其為漢之忠，此之立言，尤為過當。”他更是直接指出前人對荀彧忠漢的定論有失偏頗，直指其“實非貞士”。
對荀彧忠漢的定論有失偏頗
這些質疑有無道理，可從與荀彧關係密切的大臣在漢魏禪代之際的表現窺見端倪。荀彧官居尚書令，具有舉薦人才的資格。《三國志·荀彧傳》記載：“……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群，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
由此可知曹操集團中的很多人才皆為荀彧所推舉，而其所舉薦的人才多為曹魏政權服務，代表者如華歆之流。《三國志·武帝紀》記載：“公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後，後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後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後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後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
由此可見荀彧舉薦的華歆和郗慮都是殺伏後的主要人手。又《三國志·華歆傳》記載：“文帝受禪，朝臣三公已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群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群后，莫不人人悅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群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 ’”。
華歆殺伏後
華歆在漢魏之際為曹操稱魏公積極掃除障礙——殺伏後，卻在曹丕稱帝時表現出哀容，而且陳群解釋是因二人過去同為漢臣的緣故。華歆此番前後不一的表現飽受世人詬病，“夫曹氏篡漢，忠臣義士之所宜 痛心疾首，縱力不能討，忍復仕其朝為公卿乎？歆、群為一世之賢，所立不過如是”。
史學家宋洪邁認為真正的忠臣義士在魏代漢之際應盡力征討，至少不做曹魏的官員，而陳群和華歆在曹魏政權建立後就被授予高官，他們並無資格被稱為東漢的忠臣義士。“從與荀彧關係密切的人在漢魏之際並無任何忠漢的行為表露，他們在曹魏建立之後的仕宦歷程也表明，這些人均盡力於魏，得到重用。
例如“以華歆之牽後壞壁，郗慮之奏收孔融，為死黨於操，皆名德自居，而梟獍其行。以鍾繇陳群之議復肉刑，為助殺人。以辛毗之為袁譚使曹操，而陳說二康之必亡，為賣主以圖己進身之基。以東京為亡於賈謝。以司馬溫公稱荀彧為仁，其謬同於花史”。與荀彧關係密切者在漢魏之際的表現都顯示在為曹操服務，他們毫無忠漢的表現。
結語
由上可知，與荀彧關係密切的人在漢魏之際並無任何忠漢的行為表露，他們在曹魏建立之後的仕宦歷程也表明，這些人均盡力於魏，得到重用。《三國志·孫叔然傳》:“陳壽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素，王朗文博富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
即指出鍾繇、華歆等人在曹魏建立之初就位列三司，且曹魏時期以功臣配饗太廟時陳群、華歆、鍾繇等人皆在其列，可見他們為曹魏政權盡心竭力，何談忠漢。從與荀彧關係密切的人在魏代漢之際的行為及其之後的經歷來看，他們並無忠漢之心，這也可旁證荀彧並非忠漢，史書塑造的荀彧忠漢的形象並不可靠。如此一來，荀彧因忠漢而死的結論就站不住腳了。
參考文獻
陳壽，《三國志》，中華書局，1992年
范曄，《後漢書》，中華書局，1985年
趙翼，《廿二史札記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裴松之，《裴松之注三國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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