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緣》是張愛玲比較成功的長篇小說，這部小說以張愛玲一貫悲涼筆風，講述了在二三十年代大上海幾位年輕人的生活、愛情、婚姻故事，書中尤其對女性命運的描寫讓人讀來唏噓，想起張愛玲那句：
“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子，裡面爬滿了蝨子。”女性及女性命運一直是張愛玲關注的話題，這與她特殊人生經歷和思想文化背景直接相關。整部小說不僅僅寫的是愛情婚姻悲劇，更是女性在那個男權社會下的悲慘命運。
“女性主體意識是指女性作為行為主體，具有不依賴於外在力量，自由支配自身一切活動的意識，是女性追求男女平等和人格獨立的一種內在動力及價值觀念。”兩千多年的封建思想下，女性一直遵循三從四德的訓誡，喪失了作為人的尊嚴和權力，更是淪為男性的奴僕，很大程度上喪失了作為人的主體性。
小說中曼楨的形象女性主體意識已經覺醒，在經歷命運的摧殘，男權社會的不平等，曼楨一生命運多舛，從大學生畢業後到淪為為人生子的工具，愛情婚姻被毀掉的曼楨至始至終未曾放棄生活的希望，始終堅持自尊自強的人格和獨立自由的戀愛，在困難面前，她從未屈服。由此可以看出曼楨人格中堅韌不拔和與絕望抗爭的作為人的主體意識，曼楨的形象代表男權社會奴役下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
一、自立自尊自強
曼楨是那個時代具有女性主體意識的知識女性代表，她出生平民家庭，沒有太多的經濟背景依靠，培養了她艱苦環境下能夠吃苦耐勞的堅韌精神。
她和姐姐曼璐出生同一家庭，兩人命運都悲慘，但是各有不同。迫於家庭經濟姐姐犧牲自己來養家餬口，從此跨入風月之地不可回頭，曼楨因為有姐姐在舞廳做舞女得來的收入得以上大學，成為那個時代新型知識女性。同時姐姐曼璐的人生也在無形中給了曼楨反面例子，更加堅定了她走獨立自主的道路。
在曼楨身上有兩種壓力，一種是家庭經濟壓力，雖然姐姐做舞女供家養，但是姐姐那樣的犧牲讓她有壓力，所以在姐姐結婚後，她想自己多打幾份工作來補貼家用，靠自己獨立堅強來生活。另一種是姐姐舞女的身份，無形之中讓她內心有一種愧疚感，所以她才會努力工作，為的是希望自己有能力養家，讓姐姐早日從煙花場所出來，過上正常的日子。這些都在無形之中給曼楨以後的愛情婚姻埋下了阻力。
後來姐姐結婚了，曼楨和世鈞的愛情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那個時候曼楨想要更多幫助家裡減輕負擔，兩個弟弟還在上學，所以曼楨那個時候不想太早結婚，加上世鈞也是剛剛到上海，經濟也不是很寬裕，曼楨的女性獨立意識讓她覺得要先立業後成家，這樣的想法擺在現在一點也沒有錯，畢竟經濟是婚姻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但是曼楨的獨立在當時男權社會奴役下完全行不通。
世鈞本來是和曼楨一起在上海打拼，但是後來世鈞還是放棄了自己的理想，回到南京繼承家業，世鈞是沒有辦法抗拒那個時代男性社會賦予的權利和優勢，世鈞的退縮，使得他們之間的感情更退一步了，曼楨的獨立自主沒有辦法接受世鈞靠家裡來結婚。所以曼楨的獨立和當時男權社會的衝突使得這段姻緣最後破裂，兩人錯過一生。
二. 在絕望中抗爭
愛情的悲劇並不是曼楨悲劇的終結，當曼楨被姐姐和姐夫設計後，囚禁起來借腹生子，她依然沒有放棄生活的希望，頑強的在地獄中生活了一年左右，順利把孩子生下來，後來她在善良的霖生和金芳的幫助下找機會逃出那個地獄之地。
儘管她逃出來了，但是心愛之人已經結婚，家人已經搬遷，她所有的信念一下子崩塌了，面對打擊，她傷心難過，但是依然沒有放棄生活。
曼楨的一切在那個時候被金錢扭曲了，她最開始希望母親能夠幫助她，但是母親被曼璐用錢收買了；後來她將希望寄託在一個丫鬟身上，希望她能夠拿著自己的訂婚戒指去送信，但是她丫鬟將戒指交給了曼璐，還在曼璐那裡發了一筆小財。曼璐利用那個戒指斷了世鈞的念想，之後世鈞回到南京和翠芝成婚。
這一切的發生，在曼楨出去後，她明白了親情和愛情都能夠被金錢奴役，在那個男權金錢奴役的社會，曼楨之前的獨立的愛情觀一下子崩塌了，幸好遇見了霖生和金芳這一對善良的夫妻，在他們幫助下曼楨慢慢養好生子，重新找到工作去生活。
後來曼璐死後，祝鴻才生意一落千丈，榮寶又受到女僕的虐待，曼楨內心的母性被喚醒。為了榮寶，她重新回到上海，回到祝鴻才的身邊，為了孩子她和祝鴻才結婚，過上沒有感情的婚姻生活，本來曼在楨可以嫁給一個普通人，安穩餘生，但是她終究沒有逃過悲劇命運。
重新嫁給祝鴻才是屈服於男性法制社會，但是曼楨和曼璐不同，曼璐是完全屈服依附男權社會的產物，而曼楨始終保持著女性主體意識，在意識到為了孩子結合的婚姻並不能帶給孩子很好的成長後，她選擇了和祝鴻才離婚，獨自一人帶孩子生活。
多年後，叔惠回國了，在叔惠的安排下，曼楨和世鈞又見面了，這一次突如其來的見面那麼震驚直擊靈魂。是她說：“世鈞，我們再也回不去了。”曼楨的心在當年逃出後得知世鈞已經結婚的時候就已經死了，所以她要親手結束這段感情。
她追求的獨立自由的戀愛是陽光下的美好的感情，所以她不會委身做世鈞的情人，也不會去破壞人家的家庭，成為第三者，這些都是她不屈服於男權社會女性主義意識的體現。
《半生緣》從女性主義出發，揭示了知識女性在當時要突破男權統治的被金錢奴役的社會所面臨的種種困難。小說中曼楨性格堅韌，絕境中拼命抗爭，不屈服，對她來說，經濟上的窘迫可以通過工作解決，但是精神上的創傷卻會追隨她一輩子。
張愛玲敏銳的意識到當時底層女性所面臨的困境，指出了她們悲劇通向，為後來女性獨立覺醒的發展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題材和發展方向，這些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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