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得力助手，
他襄助其师发动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改良运动——戊戌变法，从此二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一对共患难的师徒，在合作中分歧越来越大，后来竟分别站到了对立的阵营。探究二人的交恶根源，对探寻清末民初跌宕起伏的政治风潮给寻求救国道路之士造成的冲击有所帮助~
学术门户的分立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梁启超初次拜会康有为，“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被康有为的学识所慑服，下决心追随康有为。
1895年后，梁启超撰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救亡图变文章，“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在思想上与康有为亦步亦趋。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梁相继出逃日本。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如饥似渴地阅读日文书刊，思想发生大转变，对康有为的学术观点越来越不能接受。
首先，对于康有为一贯提倡的尊孔保教论，他由模糊的怀疑转为明确的反对。康有为把孔子学说拔高到宗教的地位，梁启超则认为孔子学说不是宗教。孔子学说讲求伦理道德，治国安邦，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学说。孔子本人也不是宗教家。
其次，对于康有为一向坚持的托古改制，梁启超也渐渐视为陈词滥调。托古改制学说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着力宣扬的理论，也是他呼吁君主立宪的理论基础，梁启超早年对这一学说津津乐道。到日本后，梁启超抛弃了这一论断，“启超自三十岁以后，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
第三，对于康有为颇为推崇的《大同书》，梁启超也不以为然。梁启超认为所谓乌托邦式的“大同”实际上是西方的世界主义，是一种理想，可施于未来，而中国的现状岌岌可危，讲大同于事无补。
从两人的性格和治学精神来看，两人学术思想的分家是必然的。首先，康有为为人固执，他的学术体系成形较早，之后不愿有所改易。梁启超则善于学习，易于接受新思想，学问突飞猛进的梁启超与墨守成规的康有为之间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其次，梁启超长期跟随康有为，对其为人为学的短处洞若观火。梁启超曾批评其师：“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煞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最后，梁启超反对治学“好依傍”与“名实相混”，而康氏学说似乎二者均占。二人学术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造成康梁学派的分家。
政治信仰的乖异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秉承其师衣钵，在保持君主政体不变的大前提下，着力宣扬变革。到日本后，他接受了大量西方先进思想，促成了其学术思想的转变，并带动了政见的改变。
二人最大的政见不同在于救国之路是革命还是改良。康有为始终抱着他的公羊三世说不放，认为历史必须沿着据乱、升平向太平世演进，相应的政体只能是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而梁启超思想则日益激进。1899年，康有为去美洲后，梁启超与孙中山的关系日益密切，倾向革命，酝酿两派联合。此事被康有为拆散后，梁启超专心发动自立军勤王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好友唐才常被杀的刺激，梁启超又倾向革命。同时，梁启超阅读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大量著作，卢梭的《民约论》对他影响尤大，认为是最适合治疗中国之病的良药。他抛开了维新变法理论，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明确提出应该搞“民族革命”。
在与康有为争论不休之际，梁启超去美洲游历了一次。不想这次游历起到了康有为不能起到的作用，从美洲回来后，梁启超的思想言论竟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悄悄地收起了革命排满的主张。梁启超立场的改变，究其原因，他在本质上仍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对革命暴力还有一种排斥感。于是，他从革命主张的门槛又滑回温和改良的阵营。其立场的改变，使得他与老师又站在同一面旗帜下，而不致于过早地“分手”。
1904年至1905年，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喉舌，与康有为一起，同革命派展开论战。师徒二人师唱徒和，是他们到海外后“配合”得最默契的时光。但时势变化，不论他们二人如何巧言善辩，保皇派在论战中明显处于下风，最后不得不主动偃旗息鼓。
梁启超与康有为的政见“统一”，只是改良主张的统一，他们对改良的途径有着不同的选择。康有为认为改良必须在保持君主政体的前提下进行，最终成为不可救药的复辟论者。梁启超对清廷则没有那么忠心耿耿，在辛亥革命的既成事实面前，他很快表示赞成共和。至此，师生政见上的殊途也成定局。
国事参与的冲突
1906年，清政府宣布要“预备立宪”，这一骗局鼓舞了流亡海外的改良派，梁启超组织政闻社，拟回国参政，而清政府查封了政闻社在国内的组织。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载沣摄政，把袁世凯开缺回籍。
康有为在辛亥革命胜利后进退失据，先主张“不废旧朝”，继而哀叹清王朝气数已尽，后来又提出了“虚君共和说”。梁启超致书康有为，说其举措乖张，不能令人心悦诚服，愿师还讲学之旧，相与弦诵。但康有为并没有按他学生的指引行事。袁世凯东山再起后，积极拉拢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有为以“十不忍”回绝了他。
在改良派中，康有为已失去了昔日一言九鼎的地位。许多人对康有为的保皇说教早已不耐烦，力劝梁启超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梁启超选择联合袁世凯的道路。
在梁袁接近时，康有为仍坚持保皇论，为拯救垂死的清王朝努力。梁启超则不再倡言“虚君共和”，并希望康有为改变态度拥护共和，否则师生要“趋舍异路，怆恨何言”。康有为不为所动，决定了师生分立门户的形势。
1913年，梁启超任司法总长，康有为极力反对，而梁启超仍我行我素。但袁世凯要恢复帝制，梁启超坚决反对。他苦劝袁世凯不要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他还拒绝20万元的收买，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抨击袁氏，随后南下广西与蔡锷发动护国战争。康有为也积极投身倒袁斗争中，师生二人又走到了一起。
然而，梁启超南下广西前，康有为仍然主张复辟。梁启超严词驳斥：“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之何等也。”师生至此公开、正面地决裂了。
1917年，张勋复辟，康有为当上了伪弼德院副院长。梁启超则到段祺瑞的幕府充当反复辟军的军师，师生走到了对立面。7月1日，梁启超发出《反对复辟电》，把矛头直指张勋和康有为。复辟失败后，康有为对梁启超恨之入骨，写诗咒骂其为“食父母的恶兽”，师徒关系断绝。
综观康梁的交恶，可以看出，是一个多层次的过程。他们在具体事务上的龃龉伴随交往，但不足以使他们各奔东西。学术思想的分野，在二人到日本不久便泾渭分明，但他们还维持着表面的团结。而政见最终的迥异，及其相关联的国事参与的不同抉择，才是他们趋异的根本原因。
但是，二人的决裂是政治上的决裂，梁启超对康有为的师生情从未泯灭，始终以师礼事之。1927年3月8日是康有为七十寿辰，之后不足一月，康有为病逝于青岛。梁启超闻讯后立即电汇数百元为其师成殓。4月17日，康门弟子在北京先哲祠为康有为设灵公祭，梁启超宣读了情深意切、哀婉动人的《公祭康南海先生文》。梁启超在祭文中也有为逝者讳的笔调，置其他细末于不顾，唯独婉转地提到了丁巳复辟：“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这恰好点明了师生间最大分歧之所在。
文 | 齐春风
来源 | 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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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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