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来临时，我们想起的那个人是谁？
不再信任时，我们信任的那个人是谁？
恐惧迷茫时，帮我们走出黑暗的那个人是谁？
走出黑暗时，我们渐渐忘记的那个人是谁？
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当84岁高龄的钟南山再度挂帅出征时，许多人感慨道：他，是这个时代的无双国士。国士一词，再度映入人们的视野。
当今时代，何为国士？
不畏强权，敢为真相发言者，是为国士；不惧灾难，舍身取义，救国民于水火者，是为国士；质疑权威，具有独立精神者，是为国士；学术苦研，以科研为人类贡献者，是为国士；理想崇高，引领与改革时代者，是为国士。
国士，是灾难来临时，人们第一个想到的人。是不再信任时，人们愿意信任的人。国士，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脊梁。
没有国士的国家是可悲的，没有让国士得到尊崇与记忆的时代亦是可悲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就相当于西方所谈的“社会的良心”。在这个看似简单的字眼中，有着一种“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肃穆之气。古人素来尊崇国士，认为他们是国之精神的造就者，是一国之魂。古有管仲、商鞅、范蠡......今有钟南山、屠呦呦、施一公......
《大医精诚》中说：“精者，医术精湛；诚者，医德高尚。所谓大医者，集精诚于一身。“凡大医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普救众灵之苦，来求救者，不问贫贱，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一心赴救，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历过几场大型瘟疫的威胁。麻风病，东北鼠疫，非典以及今日的新冠状病毒。庆幸的是，每一场的瘟疫，都有人顶起了这座大山，救万千民众于水火。麻风病有马海德博士引领，东北鼠疫有伍连德带领，而非典及新冠状病毒，有钟南山带队。
武汉疫情发生后，高龄84岁的他，警告着别人不要去武汉的同时，自己却独自踏上了前往武汉的列车。有人说：17年前他就站在那里，17年后他还站在那里。花甲到耄耋，他对国家对人民的义无反顾，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他的再度出现，就像阴霾中的一道光，从上空打下来。人们由不知所措的惶恐突然就变成了安心与信任。美国曾做过一次国民调查，在中国国民心中，谁的信任度最高，得票数最高的是钟南山与袁隆平。
年轻一些的人或许不会记得他。可经历过非典的人，都不会忘记，他就是那个2003年抗击“非典”的第一功臣。当医学界错误的以为，非典是支原体感染所造成的，并且这个认知造成了疾病的快速蔓延及大批医护人员的牺牲时，是钟南山，站了出来，讲出了病情是由一种传染性极强的新型病毒所造成的真相，由此，让疫情得到了正确的重视。
在医生不敢和病患直接接触，连送餐和送药都是从窗户递进去时，也是他第一个喊：“我们不冲上去，谁冲上去，把所有的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
在抗击“非典”最严峻的时刻，他38个小时没有合过眼。后来病了，他以为自己是非典，便将自己隔离一周，在家里输液、吃抗生素，并且坚持工作。一周病情康复，确认不是非典后，他便再次扑到了战场上。最终，这场战役用了半年的时间，终于打赢了。
17年后，就像一场轮回，新冠状病毒袭击了武汉。再一次，他站在镜头前，认真的告诉全国人民：我有信心不会让非典重演，所以不要怕。
钟南山，早已超出了一般医者的力量，他是当之无愧的国士。在百姓的心里，他就像一座山，高高的稳稳地伫立在那，只要有他在，我们就有底气打赢任何一场瘟疫之战。
青蒿素，是屠呦呦给这个世界的最好礼物，它拯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
2020年，国庆七十周年，国家以最高礼遇为中国当代国士颁发共和国勋章，共有八人，其中一位就是屠呦呦。她以专业的科研建树，坚持不懈的学问精神，倾尽人生四十年，研究青蒿素，除了拯救百万疟疾症患者的性命外，也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
诺贝尔科学奖之前，没有人认识她，诺贝尔科学奖之后，她的名字家喻户晓。
上世纪60年代，全世界都面临着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要有新的抗疟药物来解决奎宁类老药物的抗药性问题。为此，国内外许多专家做了大量试验，都没有进展。当时，我国动员了全国500名科研人员，来寻找新的抗疟疾药物。39岁的屠呦呦，便被任命为这次课题攻关的组长。
她翻阅中医古籍，和团队研究了超过2000种中药，最终发现了青蒿叶可能有抗疟效果。但当时，青蒿素的提取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难题。屠呦呦反复摸索，和同事们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体会过无数次碰壁挫折。最终，在古书籍中找到了线索，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于是，她便在一处小平房里和团队每天进行试验，因为长期浸泡在提取青蒿素的化学物质中，她也得了肝炎。
反反复复地试验后，她找到了用较低温来提取青蒿素的方法，并最终发现青蒿提取物确实可以很好地抑制寄生虫的生长。取得突破后，她将青蒿素提取物做成了药物。不过，新药需要临床试验。文革期间，是没有办法做的。她便和同事以身试药，最终，确认了青蒿素提取物对人体是安全的。而这项药物，后来拯救了全球数百万疟疾患者。
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屠呦呦却毫不在乎，她总说：青蒿素研究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不要采访我，我还想去做更多的事情。”她的生命，早已同国家连接在了一起。好像在她心中，她从不以为自己是国士，而仅仅是，做了一名中国科研人员该做的本分之事。
他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他的归来被看作是中国新一代海归科学家的杰出典范。回国后，他为改善中国教育风气与科研环境做出了巨大努力。他解析的超高分辨率的剪接体三维结构，被业界称为近30年来中国在基础生命科学领域对世界科学做出的最大贡献。
他，就是施一公，是一名科学家，是一名院士，是一名教授，是一位校长。但在他自己看来，所有的头衔都比不过一个“师者”的身份。
2008年前，施一公是普林斯顿大学捧在手心上的明星，世界各个顶级大学争相竞聘的对象。2008年后，施一公是清华大学全职任教的教授。面对抛弃了如此多光环，突然回国的他，全世界掀起轩然大波。面对众人的质问，他说：“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我回来，就是要改变大环境。
作为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因着施一公回国举动的带领，在短短5年间，全球就有70多名优秀的人才也回到了祖国。《纽约时报》惊呼：“因为施一公，中国对美国的智力流失开始反转！”
回国后，他倡议并实施了迄今为止中国最高级别的大规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致力于为中国引进更多的科研人才。实施过程中，当看到科研界腐败现象，他感到焦急与痛心，不畏强权，与饶毅实名发表文章，痛述中国科研文化中，做好的研究却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的弊端，希望中国科技界能够居安思危，改进体制和机制。
在一次因为内部问题而落选院士时，社会上各界人士都为施一公鸣不平，可他却毫不在意，时隔很久后才说：“在我回国的目标中，从来没有当院士一条。我觉得一个学者如果把当院士作为终极目标，未免太狭隘了。”
他一生的使命就是科研与教育。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他常常教育学生要清醒：虽身处浮华时代，但要让价值观回归理性，不能用金钱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指标。他鼓励每位青年学子以天下为己任，义无反顾地追求最前沿的科学、创造最先进的技术，为中华崛起和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他时常因国内教育痛心疾首，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如果没有一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全方位成为世界强国。他希望在中国，能有一所真正的人才大学。
他后来辞去清华的任教，通过慈善捐赠创建一所新型大学——西湖大学。有43位创始捐赠人和将近1万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为这座大学捐款。施一公说：“创办西湖大学之前，我对诺贝尔奖从来没有上过心，但是自从创办西湖大学以后，我对它特别关注。因为我意识到如果我早一点得到诺贝尔奖，会对大学创办创造一个非常好的舆论环境，会让西湖大学得到社会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但是对我而言，十个诺贝尔奖也换不来一个西湖大学。”
在西湖大学成立仪式上，他说：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之大，而在大师之大。西湖大学有近百位世界一流的科学家，致力于培养的是第一对有社会责任感，第二是拔尖创新的人才。西湖大学的诞生不仅是应时势之变，更是应教育之需。
施一公的生命，正应了他父亲为他取的名字，希望他长大以后能一心为公。施一公说：父亲赋予我这个名字的寓意，在我一生中的很多重要关头，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选择，他希望自己能有像父亲一样的大爱和情怀。
自古以来，都是由一个个伟大的人，撑起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们的理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取法的人，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的脊梁。”
在中国，还有一个国士家族，这个家族诞生国士有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钱钟书，还有历史学家钱穆、外交家钱其琛、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这个家族有条家风古训一直流传：“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这条钱氏的家训也被民间称为国士家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谋私利者谋一时，谋公利者谋一世。在现在这个许多人为私利而奔忙的时代，真正谋公利者才有可能像钱氏家族绵延千年而不衰，诞生出一代代为国而肩负者。而那些谋私利者，一时风光，如同黄粱美梦，昙花一现祸害家族。
国士者，从不以自己利益为先，也从不需要光鲜靓丽的包装，而是一心以国家社会利益为先。浮华功利，精致的利己主义盛行的时代，他们就像一道光，引领着青年学子该当如何立身。一个国家若没有国士，便如黑暗笼罩，所有人可能都被卷进了浮华功利的洪流之中。
这个时代，庆幸，有他们。
有使命，乃国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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