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十万
这是典型的脑袋被驴踢了而想出来的奇葩政策。
清兵入关后民族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但是无论是满洲贵族新建立的清廷，还是在南京继统的弘光朝廷，都把大顺农民军视为死敌。直到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
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特别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几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满清的兵力扫灭“流寇”的美梦中。可以说“联虏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
当时南明的给事中陈子龙参与了集议，感到当国大臣“求好太急”，乃以“通敌实出权宜，自强乃为本计，恳乞严谕使臣无伤国体，更祈大诫疆臣急修武备事”上疏言事。
疏中说：“如宋人借金以灭辽，借元以灭金，则益其疾耳。”。但是没人去听取采纳。
顺治元年
（1644年）十月，清军不仅占领了京畿地区，还接管了山东。不久清军攻克山西省会太原，大顺军守将陈永福突围逃走，山西大部分地区归附了清廷。当时，河南省的局势相当混乱，大顺军已撤到豫西；弘光朝廷虽然任命了总督、巡抚、巡按，但只是虚有其名，根本行使不了管辖权。
由于弘光朝廷的一味退缩，惟恐出兵山东、河南将影响北使议和，清廷乘机站稳了脚根。但是多尔衮初期开始决定勾结南明，一同打击“流寇”，实现南北分治，南明竟然也同意了。清军于是毫不顾忌去打李自成的大顺军，一路占领关中和荆湖地区，切断了东南和四川的联系。
由于弘光君臣一厢情愿地沉迷于“联虏平寇”，自身毫无振作之意，而清廷以代明“复仇”为名推行灭明之策，联虏平寇的策略失败了。1645年四月清军攻克扬州，清军屠城，扬州当地居民除少部分在破城前逃出和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者以外，几乎全部惨遭屠杀，“城中积尸如乱麻”，史称扬州十日。
弘光朝廷愚不可及地推行消极避战的“借虏平寇”政策，直接导致了自身的覆亡。弘光朝廷立国之初，在许多史籍中被描写成“正人盈朝”的局面，似乎事情全坏在后来马士英、阮大铖结党乱政，正人君子联袂而去，以至于亡国。
后人常常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给史可法和马士英描绘成截然不同的脸谱。事实却表明，史可法与马士英之间的差异比很小。他们两人的品质高下主要是在个人操守方面，而在基本政策上并没有多大分歧，都是“联虏平寇”方针的赞决者。
事实上，当政的文武大臣（包括史可法在内）都是没有远见的人，可以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鄜延路节度使李
题主所提出的宁与友邦，不与家奴，联虏平寇只对了一半，南明政权只是幻想着联虏平寇。这要从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北京城破说起。
争半壁，南明初立
“云条无复剩根芽，此夕摧残一剑加。
惊魄与魂应无语，有生莫坠帝王家。
——崇祯宫词”
1644年4月25日，也就是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闯王进京，思宗皇帝煤山自缢。过了十天，京师失守的消息才传至留都南京。作为大明朝的留都，南京城里设有一套完成的行政班子，但是由于崇祯皇帝和皇太子当前都下落不明，所以留都这帮子明朝大臣不敢轻举妄动。他们能做的就是将南京城门紧闭，然后聚在一起开会。如果你那时候进入会议室，你会看到众大臣人人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就是提不出有用的建议。
直到四月十七日，南京才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崇祯皇帝已死，同时所有的皇子都没有逃出京城。天下怎可一日无助，这些明朝大臣们此时想的就是赶紧给自己再找一个主子，那么自己就是开国功臣，拥有拥立之功啊！此时虽然中国北方已经被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控制，但是淮河以南地区还是掌握在明朝（准确地说此时应该是南明政权）手里。南京的官员机构也是与北京一模一样的，现在的问题是：该拥立谁当这个皇帝？在这个问题上，这些官员们开始了一场勾心斗角的争斗。
此时的皇位候选人有三位：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以及桂王朱常瀛。论辈分，福王朱由崧最高，跟崇祯皇帝一辈，并且是崇祯的哥哥，依据中国古代“弟终兄及”的伦理顺序，福王位于皇位继承的C位。此时福王就在淮安，而其他两个王爷还在广西呢！照理说福王继位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但是有一群人却跳出来说了不！福王不能继位！‘
这群人就是东林党，这群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在成立之初提出了廉正奉公，改革吏治的口号，但是此时的东林党已经变了味，成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的代言人，掀起了明朝的党争。明朝的灭亡有他们不可缺少的一份“贡献”。
东林党之所以对福王继位如此忌惮，因为在万历年间正是由于东林党的“力争”才让老福王朱常洵（朱由崧之父）成为太子的图谋落空。这要是让朱由崧登基，他还不得清算东林党啊！为了自己的姓名和乌纱帽，这个福王不能登基。在这种小心思下，礼部侍郎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以“立贤”为名，提议拥立明神宗的侄子潞王朱常淓为皇帝。从以后朱由崧的表现来看，他的确不是什么好鸟，但是这个朱常淓最后不也是向清军摇尾乞降，一样的稀泥软蛋！
此时兵权掌握在兵部侍郎史可法手里，所以他成了决定谁当皇帝的关键人物。史可法在这个问题上举棋不定，史可法就事论事觉得拥立福王，让其快速继位，能够尽快稳定江南军心民心，对收复失地是有益的。但是史可法作为东林党元老左光斗的得意门生，也不忍心看到福王继位之后东林党被清算。所以史可法与另一位实权人物凤阳总督马士英商量对策。这二位想出来一个和稀泥的方案：这两个候选人全部刷掉，改立桂王朱由榔。
这个折中方案平衡了冲突各方，于是南京开始准备迎接新皇帝，马士英却变卦了！原来马士英自己虽然不同意拥立福王，但是自己手下的三位总兵高杰、黄得功以及刘良佐都收了朱由崧的好处费，带头拥立福王朱由崧。在那个乱世，有枪杆子的才是王道，马士英一看自己手下的枪杆子快跑到福王手里了，要是不拥立福王那自己就被架空了。见风使舵的马士英立刻向福王效忠，同时拿着之前史可法检举福王种种不贤行为的小报告来要挟史可法。
五月初三，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就任“监国”（代理皇帝），然后在十五日正式继皇帝位，这就是弘光皇帝。从四月十七到五月十五，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南明军政大臣没有进行任何整军备战，没有收复失地，就干了一件事：勾心斗角地选皇帝！
存幻想，偏安江南
“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型。
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
吹唇沸地狐群力，剺面呼风蜮鬼灵。
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螫丹青。”
——《一年》（明）钱谦益
皇帝选好了，诸位大臣终于开始考虑北方的威胁了。朱由崧即位后重用马士英，而将史可法踢出了权力中心。马士英手下的四位总兵由于有拥立之功，被安排在江淮地区，设立了四个军镇。但是这四位将军都是骄横跋扈之辈，根本不受朝廷管束。四镇手下的士兵也是御敌无方，扰民有术。四镇之一的高杰本是大顺军将领，后投靠明朝。高杰军驻守瓜州，但是在定驻地的时候，高杰希望得到的是富庶的扬州。谁知道扬州民众厌恶军纪败坏的高杰军，竟将城门紧闭，不让高杰进城。恼羞成怒的高杰居然纵兵攻城。最后还是在史可法的调和下，高杰才同意驻军瓜州。
南明虽然在江北设有四镇，但是却根本没有向北进军的想法，只想偏安江南。此时君臣上下都愚蠢的沉浸在一个荒唐的幻想中。这个幻想就是“联虏平寇”，联合满洲兵平定李自成。此时的清军刚刚击败大顺军，无力南下。弘光君臣觉得这是清廷释放的一种和平的信号，于是在七月二十一日派出了左懋第等人组成的使团去北京议和。现在看来弘光政权的议和条件的确搞笑，不仅仅希望与清朝划江而治，而且希望两国结成叔侄之国——弘光皇帝做叔叔，清顺治帝福临为侄。当年石敬瑭可是拜了耶律德光当爹，才换来了契丹军。当使团到达北京时，左懋第等人才发现“联虏平寇”只是南明朝廷的一厢情愿。
同年十月初，左懋第使团到达北京，他们一到北京就接到了一个大霹雳：清廷根本不承认弘光政权的合法性！此时的清廷已经击败了大顺军主力，正在准备进军西安，剿灭大顺政权。同时山东和河南北部已经被清军占领，此时的清军有能力向南进攻了。在左懋第到达之前的十月初一，顺治皇帝被摄政王多尔衮从沈阳接到了北京，六岁的顺治帝福临正式即位，这就标志着清朝统治者正式入主中原并且已经准备一统天下。
十月二十四日，占领了京畿、山东和山西的清军兵分两路南下，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统领，由山西进入陕北，目标是西安的大顺政权；另一路由豫亲王多铎、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等率领直奔东南，杀向弘光政权。
南明政权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游在路上的鱼1986
呵呵，这个问题怎么回答，问错了吧。
南明并没有做出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事。说出这句话的是慈溪，那句话永载史册“量中华之物力，结国与之欢心！”
汉族百姓，对于慈溪而言不过都是奴仆，可以随意生杀予夺。
南明也没有连虏平寇，而是连寇平虏。连虏平寇只是不清楚时势的史可法提出过，没有实行。史可法坚守扬州，只一日，扬州城就破了，以至于发生了后来的扬州十日，屠杀的百姓尸体都快堆到房檐了，伤心病狂，令人发指。史可法的能力，真的算是那种“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真的是于国于家无望。
寇是指李自成的大顺军，张献忠的大西军两只流寇军队。虏，指的是我大清，金钱鼠尾的辫子军！
当时，南明不敌清朝，以及“剃发令”的强硬推行，汉人百姓实在忍不可忍。加上李自成，张献忠都死了，义军群龙无首，难有作为！为了民族大义，义军不得不和南明联合抗敌。（此时此刻，杀人放火，裹挟百姓的流寇才能算作义军。因为民族大义加身，面对鞑虏，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就和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一般。
事实证明，这是南明正确的一步，在后来南明十八年的抗清中，义军才是抗清的主力军，是一面鼓舞民族的旗帜！
其中，名将李定国更是其中代表。可比北宋末期的抗金名将岳飞岳元帅！
所以，这个问题如果把南明改成清末慈禧，虏是八国联军，寇是义和团。那就说的通了。
唉……，可悲，可叹！
泥封老酒
这符合孙子兵法上的策略，远交近攻，南明时期，已是清朝即将统一中国时期。
